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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9日,李念:杜维明 让精神人文主义成为全球话语

【摘要】“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儒家的古训,究竟是不知通变的穷途末路,还是极尽穷困之后涌出来的变通之路?如果是前者,那不过是随着烟消云散的光景而已,如果是后者,无论如何,至少要花上三四十年的功夫,才能把此刻的心境真正定位。” 2016年3月8日,在华东师大举办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杜维明握了握手,开场白中,桑德尔说:“杜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培训和指导我们,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种学习的文明,美国是一个传道的文明,他让我们意识到,要向他者学习。”一席话意味深长。 2009年,杜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建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2010年9月28日,也是孔子诞辰日,高等人文研究院挂牌,杜维明在古稀之年,开始“创业维艰”。此前,哈佛大学因为他对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继续聘任他为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维明幼承庭训,后师从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大师,并负笈西学,获得哈佛哲学博士。1968年起,他便在西方世界传播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并提出儒学的现代转化、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世界伦理等论域。 回到北大后,杜维明的思考仍在逐步成熟和飞跃。采访中,他对记者说:“21世纪,对人的思考将成为全球思想界的共业。我们的问题意识应该有所改变。”在这样的维度下,儒家资源如何再度开发,从而为世界危机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大问题。当然,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事业。此前,他刚刚推动促成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度落户中国,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精神人文主义,开启21世纪的宗教对话。 虽然已经是76岁高龄,杜维明依然在全球飞来飞去,席不暇暖。但疲惫常提醒他,他已经不是上个世纪那位拎着贴满城市名的大行李箱,周末下了飞机奔向课堂,讲完课就冲机场的中年弘道者了。“在身体锻炼方面,我做得很不够。”采访中,他的回答很真诚,还带有一些歉意。当然,对杜先生来说,体知儒学本身就包含着满负荷运作的奉献自觉之意义在内。而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儒者,这一志愿在1950年代他十五岁时就已经萌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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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6年2月2日,杜维明: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

2016年2月2日,阅览:360次 (哈佛大学中国哲学及历史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教授1995年3月20日第一次吴德耀纪念文化讲座于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 我的这个讲题——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范围很大,涉及的层次很多,接触的课题极为繁杂,但这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课题,或者是抽象的智性游戏,而是一个我认为既有现实性、前瞻性,并且很严肃,也很紧迫的学术课题。 我提出这个课题以及与此课题有关的一些相当片面的设想,已经有好几年了。最近五年,我特别感受到这个课题有深刻的意蕴,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不仅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应该重视这个课题,就是政治界、企业界和大众传播也应该予以关注。因为它联系到中华民族(广义上 的中华民族)如何进行自我了解,如何认识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等方面的问题。 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分子 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课题。首先,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文化中国是什么意思?它和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怎样去定义?在这个背景底下,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谈一谈儒家传统为文化中国塑造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我希望这个设想能够契合吴德耀教授这位海南一代哲人所体现的人格风范。 文化中国这个课题,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讨论过。1987年,一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学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创办一个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时发行的杂志。那时,我们的共识,就是把这个杂志叫做《文化中国》。至于杂志的内容,不仅是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也会讨论文化课题。另外,傅伟勋先生也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总之,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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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1日,杜维明:中国要走的路应是人类都能接受之路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微博]世界伦理中心与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儒商 论域 2015”于 11 月 11 日-12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良知,价值重塑与 企业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 心主任杜维明教授出席并演讲。 杜维明表示,中华民族 170 多年来所碰到的困境,突出了科学和民主。所 以西方所代表的理性以及自由的价值,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成为人类多半 都接受的价值。虽然有此价值,但还是没有办法面对刚刚提出的人类中心、工 具理性、征服自然、个人为主所造成的两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人和自然的关 系,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种族、民族、文化之间的 关系。 杜维明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礼乐教化,使得人与人之间一种正常持续的 互补、互信、互相尊重的理解是缺失的。我们注重个人尊严,但是如果一个社 会不能够有基本的和谐或者基本的团结,这是极大的困难。现在所有人在推动 人权价值的时候,一直注意到责任的重要性。如果只是讲人权,不讲责任,责 任不作为我关注的课题,这是不可能的。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https://edu.qq.com/a/20151113/0436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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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0日,杜维明:“仁”既是体验的 又是超验的

采访嘉宾:杜维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国际哲学学院副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孔子文化奖获得者 采访背景:世界儒学大会 2015年9月28日于曲阜孔子研究院   问:您昨天儒学大会开幕式发言的主题是孔子的“仁”,我们知道“仁学”也是您一贯的学术主张,想请教您“仁”与西方的上帝、“逻各斯”之间的不同是什么?   答:这中间确实有相当大的区别,儒家在轴心文明的时代,大概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孔子发展出了他的一套人生观、宇宙观、功夫论和人生的理想。集中在“仁爱”的“仁”的观点上,因此我们说它是入世的,是“鸟兽不可与同群”。   孔子当时提出“仁”,就是一般大家理解的,它是入世的。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人伦世界的关怀。所以儒学基本上提出的问题是学做人的问题,而且最高的价值、最高的理想可以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不需要有一个超越外在的理念作为我们到的信仰的准则。因此每一个人本身应该有自觉的可能,并且有一定的能力。同时道德在这方面讲起来有它的内在性,“仁”事实上像孟子讲是和学做人的“仁”统合起来的。仁爱的仁是人作为人的体现,也就是最像人的人,最符合人的各种要求,能够代表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这个观念是入世的,虽然入世和西方的所谓入世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一方面是对自然是尊重,并且要取得和谐的。对于天道是敬畏的,所以说这里的人,不仅具有道德意义还有精神性,同时也和一般所谓的自然是配合的,所以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要求人的理念。 http://www.chinakongzi.org/zt/ruxuedahui/guandian/201709/t20170914_1439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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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3日,杜维明:儒学要开放、多元、自省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概念,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推广“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等,倡导各文明之间互为学习、互为参照,达到和谐。 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新京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杜维明:近代以来,儒学受到过极大打压,“五四”、“文革”时,儒学都被视为腐朽思想。北大从1923年到1985年的62年间,没人教授儒家哲学。我1985年首次到北大讲授儒家哲学,有先生告诉我,上次来讲(儒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进入21世纪,政府开始重视儒学,民间也兴起儒学热潮,让我很感慨。   新京报:去年,习近平专程去曲阜祭孔,政府主导推行儒学?   杜维明:这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较长的时间来解读,我希望政府对儒学的推动是顺势而为,儒学在社会各界及民间兴起,政府也接受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但我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要民众自愿去学。如果只从上而下强迫民众学习,怕很难起到好的效果。儒学植根民生,生成民间, 政府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 文件来源:新京报2014年11月13日数字版首页 第236:对话中国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11/13/content_545758.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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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4年8月,“轴心文明”的对话——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

【摘要】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互动;三,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集40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期待也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21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 2008年大手术后养病期间,我摒除一切写作任务,连经常自娱的随笔也中止了,但我还是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用英文撰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以文明对话为主题的“基本理念”。2004年,我应教科文执事局主席和秘书长的邀请,和58国的大使在巴黎总部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有关如何在国际社会发展文明对话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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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3日,杜维明:学习西方回归传统是当今时代的趋势

[导读]今年8月,杜维明等为中国争取到了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办权,为此,杜维明兴奋地说,经济发展起来后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寻找意义,现在复兴的国学热不会消散。 导语: 新书《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出版,腾讯文化专访谈王阳明价值及儒家传统与国学。 上世纪60年代,正在哈佛大学读博的杜维明,接到秦家懿来自澳洲的电话。秦家懿问他:“听说你要写王阳明的论文,我能不能写?”杜维明笑着回答:“开玩笑!西方写马丁•路德的有一千以上的博士论文,我们两个分享王阳明还不行吗?你随便写,我怎么写都跟你写的绝对不同。”果然,两人的论文出来,秦家懿写王阳明的智慧,范围很大。而杜维明写了青年王阳明的思想历程。这两篇论文,就是前年引进大陆的《王阳明》(秦家懿),与新近出版的《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杜维明)。前者出版一年多时间,已卖过2万册,重印两次,在学术圈内形成一股热潮。   为什么只写青年王阳明?杜维明说他当年只有二十多岁,不能完整了解王阳明的学问和观点,他想从“体证”的方向去了解王阳明。如今,杜维明已是古稀之年,作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对王阳明和儒家的认识早已今非昔比,如何看待王阳明在儒家的位置?怎样理解心学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杜维明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   2010年,古稀之年的杜维明从哈佛来到北大,建立了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并任院长,在中国大陆推广儒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家,本是入世哲学,“学问不出阃帏之间”。杜维明在台湾长大,讲着略带台湾腔的普通人,他对人彬彬有礼,毫无学究气。   今年8月,杜维明等为中国争取到了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办权,为此,杜维明兴奋地说,经济发展起来后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寻找意义,现在复兴的国学热不会消散。 来源: 腾讯文化 邓玲玲/采 2013 年 9 月 23 日 https://cul.qq.com/a/20130923/0163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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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3年9月3日,杜维明:我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死

73岁的老教授杜维明穿着竖条纹衬衫、牛仔裤,一坐下来,他撸起袖子嘿嘿一乐:“有一件事情你也一定会感到高兴,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这可是哲学界的奥运会。”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那一年,世界上一帮哲学家聚在一起召开了首届世界哲学大会。此后,差不多每5年召开一届,到今年已召开23届。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召开,杜维明去参加了,与他一起参加会议的有3000多名哲学家。会议的一项议程是确定下一届会议的举办地,竞争非常激烈,但北京大学居然竞争成功了。   北京大学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国家——巴西。对方是政府出面,联合企业界、学术界一起来申请,打出的拉票广告是:只要世界哲学大会到巴西去开,我们会组织哲学家们畅游里约热内卢。   这真是一个拙劣的策略,给大会执事局执行委员(一共30余名)杜维明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在发言中讲到了哲学大会应该到中国召开的几个理由:一,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找寻意义;二,当代哲学违背了希腊哲学的传统,日益成为专家之学,哲学需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面对大问题发言,而当代中国不缺大问题;三,西方哲学从希腊开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冲突,可是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   他说服了世界哲学大会。高兴之后,他更感到悲凉。在首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之后113年时间里,中国告别了帝制时代,建立了第一、第二共和国,承办一个哲学大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作为当代儒家思想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回看国内哲学界情形,他都感到害羞。 来源:腾讯文化 中国企业家杜维明、萧三匝 2013-09-03 https://cul.qq.com/a/20130903/013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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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4日,杜维明:中国现代化不能只走富强这条路

6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博雅塔下一处幽静的办公地点,身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接受本报采访,从对青年的期望谈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国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谈到不同价值的互动,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谈到中国的富强之路。当然,也少不了他对大陆新儒家的认识和评价。 自我定义 “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后会选择回到北京大学? 杜维明:2010年,我决定离开哈佛到北大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实际上并没有退休,仍是哈佛的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希望能开展文化中国的认同,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伦理以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等研究论域。我也很想为北大本科生提供“会读”《大学》和《中庸》和参加“文化中国人才班”的机会。 我虽然直接介入行政,但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组织的学术活动很多,如演讲、工作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我经过了古稀之年,有强烈的意愿要进行“笔耕”的文化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了三本反映我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思路书,三联书店准备在7月前陆续出版八本我在1989年出版的学术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用繁体排印的学术论集。另外,我在一本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书中收有我回应何炳棣批评我诠释方法的长文。我目前正在撰写的是《21世纪的儒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多年我不断地和英语世界的学术高人对话,包括了在社会理论、神学、宗教学、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造诣极高的思想家。我正在整理这些资料,准备以双语版的形式刊行。我希望高研院能在北大发展有国际视野而且有创意的人文学研究。 我并没有“宣传”儒学的意愿,更没有向北大学生弘法或传教的兴趣。这一点我的立场很坚定。记得1986年把我应聘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汤一介院长在介绍词里说我在世界各地宣传儒学,不仅是位学者而且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据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严正地表示,对我而言,“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我的自我定义是思想家,具体地说是扎根儒家心性之学的哲学家。我想在文化中国地区之外,在英语世界、欧洲、东亚、东南亚、印度及俄罗斯我活动的领域都是哲学界(或广义的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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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7日,杜维明:知识人曾经代表天 现在却出现认同危机

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时,我们往往离不开谈论政治。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知识分子的底线和操守在哪里?这是人们一贯感兴趣的母体话题。在接受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专题采访时,中国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谈到,”我们需用’知识人’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曾是当家作主。然而,古代的知识人不同于当下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体制划清界线,有抗议精神,否则你就不是知识分子,杜维明称这条认识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发展为一个阶层,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毛和皮的关系,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阶层。与之相对地是,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关系密切,风骨却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甚是滑稽。 本文系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策划的访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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