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riday May 26th, 2017

2017年5月26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斯文在兹:杜维明谈国学

导读:2016年5月19日,由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正式拉开大幕。当日举行的“重建斯文:国学普及的使命与挑战”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世界哲学研究院副主席、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先生发表主旨演讲。本期推送为杜先生的演讲实录。 杜维明: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感觉到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参加致敬国学大典的隆重仪式。《论语》“子罕”第八章:“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他更强调,“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当然是国学大师。我引这两句话,是想表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也就是“后死者得与于斯文”的幸运者向国学致敬的心意。我说“个人”,而不是“私人”,是想说一点“体之于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我愿意公诸于世,因为它是可以公开的、透明的,可以质疑,可以辩论,也可以反证,而不是不愿意分享、纯属隐秘的个人的意见。 国学是我国固有的学问,是阐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学问,是研究中华文化何以有古有今而且延续了五千年还是生生不息的学问,是探讨中国传统如何返本开新,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学问。孔子的“斯文”,应该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作为一个集大成者固然有“斯文在兹”的信心和承诺,但我想“在兹的斯文”也正展现出他亲自缔造的“以君子成人之美”为共同事业的道德社群。因此,“斯文”不仅仅是一套典章制度,也是一种由礼乐教化长期培育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一个通过每个人包括他每个学生积极参与而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孔子既是“斯文”的继承者,也是把“斯文”具体落实在生活世界的开创者。他所建构的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类似“公民社会”的群体。二十世纪美国一个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尊称孔子是现代意义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始祖(ancestor)”。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CG0wj5hjtNFUZMJ1vkXJ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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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1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书斋内与外:陈荣捷与杜维明

导读:现代学术分科细琐,学者往往皓首穷经、毕力终生以求成为学院式的专家。陈荣捷与杜维明两位先生值逢特殊的历史际会,将儒学阐释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为中国哲学在西方学界开辟疆土,又返归儒学发端之地,为儒学在本土的“灵根再植”汲汲努力。他们在治学与人生的取舍上都选择了一条面向公众、参与社会的道路,这是一条将全副生命投注其中的“做哲学”之路。 (接上期推送)1981年移教哈佛,我写定的两章在旧电脑中变成了乱码无法取出。当时很沮丧,事后感到长篇大论写朱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如果勉强为之,不仅不能成说,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并无深远的价值,反而会增长傲心。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种攻坚的学术工程了。其实,我放弃写大部头的专著不是因为力不从心,也未必是开会太多,演讲的频率太高,根本的理由是我主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自以为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 记得1980年的初夏,我和陈荣捷老先生在意大利的科莫湖(Lake Como)畅谈。他劝我放弃英文写作,减少开会、讲学和国际交流,投入三年时间,用中文写一本以考据为基础的学术专书。然后每年发表两篇论文,五年出版一本专著。他说,如此奋斗二十年,必然成为学问大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自况:如果他重回四十不惑之年来选择学术路线的话,他不会为数以千计的美国学生用英文写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而会用中文写一本只有三五位哲学同道才会欣赏的讨论朱熹思想的专著,因为这才是学术。 他坦率陈词:六十多年在美国传道、授业、解惑,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演讲上千次,但心灵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满足感。最近到台湾,特别是“中研院”,和同行论学时才真正感受到从事有知音回应的学术研究是多么幸运,多么愉悦。他的忠告对我的触动极大,我感谢他的爱护和关怀。我觉得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深的忧虑,他所指点的道路是学术界的正途。我既然已经走上了学术之旅,在世界顶级的学府任职,从事教研当然是我的本业。陈老先生的建议合情合理而且的确可行。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2NkGn7iYSpa1U0M9r52V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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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5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龙鹰之旅:伯克利十年

导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1971-1981在伯克利执教期间的心路历程,内容节选自《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序言与《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序。在杜先生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其思想在与时代精神的碰撞摩荡中,对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构想逐渐清晰,对于开创一种区别于凡俗个人主义的精神性人文主义的意识逐步酝酿,对于“公众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议题、发挥社会影响的责任感日益坚定。 北加州的海湾区天气宜人,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轻松愉快。和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凝重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说美国大陆向西倾斜,无根之人都滑倒在加州,伯克利的纽约客人数不少,好像都是异化感极强的东部人。面向太平洋的加州以高科技、好莱坞、葡萄酒、军工企业傲视美利坚共和国。放弃哈佛正教授职位移任伯克利社会学讲座教授职位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因对里根和尼克松政权的不满分析了东西两岸既得利益者的差别:东岸的贵族代表老传统责任伦理还起作用,加州的权贵受暴发户心理的作祟,唯利是图、唯钱是问,充分显现贪婪的凡俗的个人主义。或者正因为西岸没有传统,不受习俗和宗教的约束,创业拼搏的气焰特盛,常常出花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学术界亦复如此。在伯克利从事教研就不能没有创意。按部就班的为学态度好象和伯克利的学风很不相称。 在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是西化思潮转向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大放异彩,现代性的标准不再是广义的西方而是美国现实的复制。伯克利大学生批判的对象即是美国“军工学复合体”所暴露的无知、傲慢和残酷。(本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是“military industrial academic complex”,因为大学教授的激烈反对才改为“军工复合体”)。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国外的穷兵黩武显示了政治文化中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 (WASP) 的白人优越感、大男人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欺外的情绪已刺伤了开国元勋乃至林肯总统极力提倡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灵魂。伯克利大学生所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虽然源于校园,但它指向的目标是华盛顿,触及的面相是整个社会,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抗议也是文化自觉。在伯克利校园,我感受到一种清新、温润而情意绵绵的关怀荡漾在摇旗呐喊的声浪中。这也许就是抗议精神的热火和“嘻皮”(Hippi)的柔媚并存乃至融合的理由。不过,美丽的“鲜花男女”(Flower Children)在旧金山市的风景线上只存活了几个月便被毒品、色情、暴力种种黄黑恶势力所污染了。毕竟,由美国精英卷入的越南战争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可耻的、彻底罪恶的国家行为。在腐化的后期资本社会中,文化的矛盾已升级到从口头争吵到肢体冲突的阶段。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可以说是1968年的全国学潮,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的街头动乱,乃至美国政治的“保守”转向的先兆。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e-X8UORxlGuhhVvzKei9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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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2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青年王阳明

导读:最近三期将推送杜维明先生对自己1962-1980年间学术历程的回顾,收录于2013版“杜维明作品系列”《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序言。这份自传性质的回顾十分珍贵,通过杜先生对自己求学以及执教经历的回忆,可以看到哲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发挥知识分子的“士之自觉”精神;亦可看到思想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人的四度超升“、”公共知识分子“、”儒学习明纳“等观点的提出都与杜先生的个人经历密切关联。 回想我1962年到哈佛留学,整整四年(包括寒暑假)都在美国的剑桥学习,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一千四百六十天,在人生旅途中不算长,但这使我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义理专业到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博士候选的转型,触动了我身心灵神中每一个部位,调动了我每个细胞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一转型使我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而进人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值得强调的是,宽广的时空视野,并没有迫使我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正好相反,我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提高了。我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 1966年通过博士口试后,我获得了研究院“哈佛旅游学者”(Harvard Traveling Fellow)的奖学金。虽然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金资助留学美国的,但我攻读博士四年的大半费用却来自条件更优厚的研究院。1966年夏天我选择了绕道欧洲回归台湾并访问香港、汉城和京都的路线。我仔细参观了伦敦、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柏林的汉学中心,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回到母校(台湾东海大学),我在通才教育的计划中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这一专门探索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复兴的课,选修的十三位同学中至少三位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的路。我还指导了高承恕以“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历史分析”为主题的学士论文。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rp2n6ibT38dFi4xQ2sGe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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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5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讲堂百期·嘉宾回访10杜维明印象篇:让“精神人文主义”成为一个全球话语

编saying:从世界鉴识科学家李昌钰开首的讲堂百期·嘉宾回访,今天将在第十位嘉宾——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这里划上句号。今日的印象篇中着重介绍杜维明2009年坐镇北大后所践行的体知儒学:力促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次落户北京;在嵩山论坛开展21世纪宗教和文明对话;尤其是多年思考后,提出了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明日观点篇中将介绍60年一甲子传播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心路。 杜维明:学和习六十载,意志更凝定 ●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 3月8日,在华东师大举办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杜维明握了握手,开场白中,桑德尔说:“杜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培训和指导我们,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种学习的文明,美国是一个传道的文明,他让我们意识到,要向他者学习。”一席话意味深长。 2009年,杜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建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2010年9月28日,也是孔子诞辰日,高等人文研究院挂牌,杜维明在古稀之年,开始“创业维艰”。此前,哈佛大学因为他对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继续聘任他为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维明幼承庭训,后师从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大师,并负笈西学,获得哈佛哲学博士。1968年起,他便在西方世界传播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并提出儒学的现代转化、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世界伦理等论域。 回到北大后,杜维明的思考仍在逐步成熟和飞跃。采访中,他对记者说:“21世纪,对人的思考将成为全球思想界的共业。我们的问题意识应该有所改变。”在这样的维度下,儒家资源如何再度开发,从而为世界危机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大问题。当然,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事业。此前,他刚刚推动促成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度落户中国,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精神人文主义,开启21世纪的宗教对话。 虽然已经是76岁高龄,杜维明依然在全球飞来飞去,席不暇暖。但疲惫常提醒他,他已经不是上个世纪那位拎着贴满城市名的大行李箱,周末下了飞机奔向课堂,讲完课就冲机场的中年弘道者了。“在身体锻炼方面,我做得很不够。”采访中,他的回答很真诚,还带有一些歉意。当然,对杜先生来说,体知儒学本身就包含着满负荷运作的奉献自觉之意义在内。而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儒者,这一志愿在1950年代他十五岁时就已经萌发了。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2mKQM9qM3UEZBj7eb8td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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