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onday January 13th, 2003

2003年第一期,《浙江社会科学》,杜维明:面对全球化的儒家人文主义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一度以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取代了儒家思想,致使儒学只在海外得以零星保存和发展。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学的价值观又得到重新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人文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仁”、“恕”观念与全球伦理中的“金规则”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 一、近代儒学所遭遇的挫折 20 世纪下半叶,作为文化中国中具有活力的知识话语――儒学复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现象。它清楚地表明:悠久的传统能够历尽劫难而复兴。 鸦片战争(1839 年)以降,西方以强势凌驾中国,儒家的历史自此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过去的 150年见证了儒家传统复兴的无数次努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轴心文明之一,人们自然期待儒家思想能够卓有成效地应付来自西方的挑战。毕竟,儒家传统因其实用智慧、官僚管理能力、处事技巧及工具理性而享有盛名,它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学好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挡外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儒教中国确实抵挡住了西方列强的侵袭。尽管孙中山痛陈中国已沦入半殖民地的境地,给人的印象要比印度和其他亚非殖民地更糟,但是中国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殖民化。 当然,也不可否认,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儒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儒家的官僚没能吸收西方的军事长技,以至于海防失陷。儒家的变法者欲以西方近代的宪政制度改变中国官僚体制的努力也归于流产,致使中国没能转化成为近代化国家。然而,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演变中还出现了最重要的事情,即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头脑刻意选择了拒斥儒家人文主义,以为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这便是产生于“五四运动”(1919 年)那代人中的彻底地反偶像崇拜思想,它的极端性发展遂促成了普遍的反孔风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不遗余力地反“国粹”的运动中,军阀和士大夫倒是携起手来鼓吹儒 家,欲图以之为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袁世凯公然宣布要以儒家思想和仪轨恢复帝制,俾自己可以龙袍加身。不意此举更加刺激了变法者和革命者,促使他们对儒家的所有教导皆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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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杜维明: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很荣幸能够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和大家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讨论一下“文明对话与儒 学创新”的问题。去年是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们又碰到了 “9·11”,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过于理想化,因为现 在我们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冲突。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就是日本的一个教授叫福山,他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他利用黑格尔的一个观点指出,在 人类社群里各种文明冲突、文明讨论基本上结束,只有一种观点、一条路线是人类共许的, 即从西欧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模式,而这个现代化模式到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就是以 美国为代表的现代 化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早期孔德所说的从神学阶段进入哲学阶 段、再进入科学阶段,迷信的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学、科学理性所取代。 众所周知,现代化可以有四个不同的侧面:第一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要想 现代化是很困难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现代化不可否认的途径。另外就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多元多样的,它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标志。第三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社会利 益通过企业、媒体、学术、宗教或者社会运动等把社会动力调动起来,它也是现代化的标志。 第四是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权、法制等。 福山的观点提出不久,我的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基本理念。他认 为 21 世纪在国际社群的冲突中,经济冲突、政治冲突还好办,最难的是文化、文明的冲突。 他特别指出西方文化发展面临两种挑战:一种是来自伊斯兰的文化,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挑 战,另一种是来自“儒教文化圈”,以中国为主的挑战。亨廷顿的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宰制 一切的观点,应该说这条路很曲折,不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很容易走上。亨廷顿的 基本理念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有矛盾冲突,但是将来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无法与西方文 明对抗,西方文明将来还是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也就是西化、现代化、 全球化。这是一根而发,它来自西方,来自美国,既不是来自东亚,也不能来自伊斯兰的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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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03年1月,在武汉大学的演讲,1997,杜维明: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

版权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网络发展部 2003年01月01日 (本文由吴根友博士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经杜维明教授订正) 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学,是近十年来在国内渐渐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关切的课题。我今天的观点非常简单,那就是: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成见),然后把它作一简单的分疏,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背景来了解。另外,我要提出自己考虑的问题,即我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然后从这一方面来谈谈全球伦理。最后谈儒学的创新对全球伦理的特别意义,归结到目前美国知识界讨论得特别热烈的问题: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问题。 我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现在面临两个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且影响相当大的基本潮流(我没时间来详细地解释这两大潮流):一个是全球化的现象–无论是通过市场,科技、企业、旅游,甚至是从疾病和环保等方面看,都有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另外一个是本土化现象。最近二十年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都遇到了全球性与本土性、根源性相矛盾的问题。具体地说来,本土性就是族群意识,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乃至宗教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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