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riday February 24th, 2017

2017年2月24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

导读:本期推送的文章节选自杜维明先生的《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这篇文章发表于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它反思了东亚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思想条件,总结了东亚经验的特点,以及或能贡献于多元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模式。杜先生尤其强调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据经典的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清教徒特殊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即基督教内在精神与此世的紧张关系如何产生信徒改造世界的巨大动力,而其他文明则缺乏此种动力。东亚的经济发展表明,儒家伦理也可以提供某种进取的企业精神。 本文出自《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部分小标题经过编者调整。 最大的差异 在今天的80年代,可以看出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工业文明,一个是美国和西欧,一个是苏联和东欧,再就是工业东亚。工业东亚早期(指50年代)是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形成的反共阵容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即使没有美援,也多少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受了美国文化影响后,这个地区逐渐成了开发中的国家,而它的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工业东亚的发展形成了一股动力,这时候,它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研究的古典资本主义精神,即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精神,已不尽相同。 古典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机制突出,个人主义兴起,个人牟利的动机受到重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是相抗衡的,且有相当程度的冲突;企业的发展和政治的领导是不相容的。因此,财富变成大家追求的目标。韦伯研究古典资本主义时,发现基督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曾说过一段话:“财富对基督徒来说,原是轻轻披在身上的外衣,随时可抛弃。没想到,经过100年之后,这个轻轻披在身上的外衣变成了一个铁笼(iron cage),大家就在这个铁笼里面,跳不出来了。”这个描写说明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事先没有预期到的一个曲折的发展。真正的基督徒当然不是要赚钱。新教伦理有一说法,就是个人必须衷心面对上帝,他在社会上的表现,例如财富的积累以及生活的勤俭,都和上帝的召唤有关。韦伯曾对一些大企业家作过调查研究,发现他们都有一些特色,就是非常勤劳节俭,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生活非常朴实,积累了许多资本不用,又花了很多力量发展出新的创造资本的方式。可是,后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改变,形成一种新式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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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0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导读:我们曾经推送过简要介绍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的文章,这三个基调即存有的连续、有机的整体和辩证的发展。本期文章是对中国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即,对存有之连续性的认识,是如何通过“气”的理念建构起来的,以及它如何使中国人发展出一种欣赏自然、亲近自然、“与天地同流”的思想品性。在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中,不存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自然的生化过程的本质是合作与团结,人们也可以通过提高自我修养,不断自我完善,从而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 本篇文章节选自Tu Weiming,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sions of Nature”, (原载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刘诺亚译,发表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造物者之阙如 中国人本体论中的一个基调是相信存有的连续性,这种信仰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认识论、美学及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牟复礼(F.W.Mote)说: “中国没有创世神话,这在所有的民族,不管是古代原始,还是近现代的民族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创世者,没有上帝或终极起因,也没有超然于宇宙之外的东西。世界和人是非创造物,又是自发自生的宇宙万物的中心。对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参见牟复礼:《中国的学术基础》,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71年,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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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7年2月15日,孟子的人文精神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得一本经典,例如《孟子》这本书,对我们开放胸怀,进而和我们成为知己好友呢?要读《孟子》,首先要有一些古代汉语方面的基本常识,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白话文的翻译(例如杨伯峻的《孟子译注》)进入《孟子》的精神世界。陆象山还告诉我们在读《孟子》时要”先立乎其大者”,也就是要先把最大的东西建立起来。《孟子》书中有”大体” 和”小体”两个方面。在孟子眼里,人与禽兽的区别是很小的。他了解到一个人的情欲,一个人的食色,一个人基本的经济的要求、生存的要求、生理的要求,所有的这些要求在很多地方跟猫或者狗以及很多禽兽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孟子说的”人之小体”。人和动物之间有很多不同,例如人可以用工具,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社会动物,那《孟子》所谓的”大体”是不是就是这些呢?我并不是特别赞同这样的理解。我继续追问,这种”大体”可否是一种潜能,它可能永远不会发挥出来,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不是受到外面的影响或是其他地方的影响?假使我们有这种倾向,那它是不是一种真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种非常真实内在的而且不时就可以显现的(潜能),这种叫做“大体”。 再看《孟子》的思想,确实有这一面。每人都是小体、每个人都是动物,这是不可置疑的、不必论证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使人和其他禽兽有所分别的东西,这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能在西方哲学里从理性、从工具、从语言的运用来理解的。这样说来,这个”大体”是不是一个精英主义呢?仅仅是极少数君子、士或贤、圣这些人有,而我们一般人就从来都没有、也没有想过的,是一种永远没办法企及的、没办法达到的理想人格才是所谓的”大体”吗?后来我又想到,《孟子》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大体”这种境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么高的水平的。”可欲之谓善”,它是从善开始的,善的本身就非常难达到;然后下一步就是”有诸己为信”,信仰的心——你内部除了好以外还有一些内部的资源,内部的真诚,这才叫做信;而充实谓之美,内部的充实才叫作美;然后不仅充实,而且充实还有光辉,发扬光辉这才叫做“大”;而且不仅”大”,还”大而化之”——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自己能够“化”,另一个就是能够转化,这个才叫做“圣”;那么”圣而不可自知”才叫作神。又从善到信到美到大到圣到神,这对于我们每个人讲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太理想化了,太难达到了。如果”大体”是这种,我们绝大多数人一般是没法体现的。 后来陆象山在解读《孟子》的时候,又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先立乎其大者”的意思就是“志”。我们一般讲”有志者,事竟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志向和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中间有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是很漫长的,有些是没办法达到的。但在《孟子》思想里面他有一个观点值得我们考虑:你的志决定你所要的。这个志是什么呢?这个志不是一种知识,它本身就是一种转化的能力,只要有志就一定能够得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志一定会得到它必要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决定了要做基督徒,他愿意做基督徒,这个意愿的本身就使他成为基督徒:我要做佛门子弟,那我决定了要做佛门子弟,我就可以出家做佛门子弟。我决定我要做佛门子弟,也许我有其他的条件,我会改变我的意愿,但是我决定的本身,既是必要的条件也是充分的条件,是可以完成的。《孟子》讲的“志”一定还必须包含着结果,因为它所了解的志是一种转化的能力。所以这样看来就有两种可能看起来不太一样但又有关系的知识,一种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所要追求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我们都要通过一个程序、一个阶段来获得:另外还有一种知识,用现代汉语讲就是“会”——我会骑自行车、我会弹钢琴,在英语里面就是”to know what”,知道什么,还有就是”and to know how”,知道如何做——一般我们的理解是一种内化的技能,比如说我学骑自行车车然后我学会了,这是我内化的一-种技能,这和我知道所有的自行车的所有各种不同的复杂的机械原理没有太大的关系——即我没有真正地学,我一上自行车我就倒了。那这种志向的决定如果算是一种知识,那它是哪一种知识?它是不是就是一种内在的技术?这里就牵涉到”大体”、”小体”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就是”大体”可以通过我个人主动自觉而发展,这不是精英主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每一个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作了这个决定他就有转化的可能。但是一般的我们都”一曝十寒” ——我今天有这个决定,但是过十天我就没有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这样——常常说是有很强的意愿,然后这个意愿就淡了。但是只要有这个意愿,它本身是绝对可能的,这个也许就是孟子之所以对人那么乐观、积极的原因。 责任编辑:李晓梦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http://www.chinakongzi.org/rw/xszj/duweiming/201702/t20170215_124680_1.htm 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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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4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下)

导读:今天的内容是上一篇推送的延续,承接上次的对话,杜先生与王杰教授谈到悲剧问题,讲到相较于希腊悲剧以及西方从叔本华开始的悲剧研究,儒家的悲剧意识更加深刻,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儒家的悲剧意识能够生发出力量,而读书人作为这种力量的担纲者,体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杜先生阐述了先知先觉的士的四个特征,指出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共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探讨“何为人”、关切人本身的身心性命之学,能够弥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缺陷。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 杰: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是特别悲壮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表征方面,比如在美学领域所涉及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人际关系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悲剧了,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还有悲剧存在。我也反省了一下,其实我们整个20 世纪的美学,特别是当代美学,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甚至说是非常少。这与西方美学很不同,西方从叔本华开始,一直到萨特,到德勒兹,包括威廉斯、伊格尔顿,他们一直都研究悲剧问题、悲剧艺术。我觉得这是批判现实和找到伦理的正义以及那种超验的合理性的很重要的资源。这里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杜维明:你接触了非常深刻的大问题,也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深刻的儒家传统,特别是精神性的传统不能够充分发挥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汤姆·莫兹克的一个批评有欠公允,但的确反映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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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2日,杜维明:从《大学》的文化传统看现代大学的使命与批判精神

【导读】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的反思和重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曾做客文汇讲堂主讲《仁的反思:面向 2018 年的儒家哲学》。今天,我们看看他所讲的 ” 四书 ” 中的 ” 大学 “。 全球视野中,现代大学该具备哪些传统? 在这个视野上,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传统。这个 ” 大学 ” 不仅是文本,也有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 这个 ” 大学 ” 的理念。中国传统的大学指从早期的政府发展出来的官学,有太学、国子监,一直到元代时的成均馆(韩国现在仍有);而在西方现代大学出现后,也一直在探究大学理念。所以今天的讨论以中国传统为主,并配合着德国英国各种大学的传统。 大学是什么?特别是 21 世纪,没有人质疑的是大学首先必须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含义很广,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各种组织。如果起不到服务社会的作用,那这个大学不应该存在。从国家来讲,何必花纳税人的钱来支持大学?这个无可争议。但同时又非常现实而且非常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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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0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上)

导读:本文是杜维明先生于2013年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次日所作的一次访谈,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但访谈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对谈双方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会通从而超越启蒙哲学谈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与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根本关切则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和未来道路。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 王 杰:今天是2013 年4 月8 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庆日,也是我们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进行的第二天,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论坛开始谈起吧。据说当年唐文治校长将4 月8日定为校庆日,是取“四通八达”之意,今天关于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论坛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您昨天的演讲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去对话、去形成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我想先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杜维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安德森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中,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现在变成那么重要的观点。在以前,从解构学来看,不管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德里达,基本上都是在批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之前萨特曾经用过人文主义,但有一度,萨特作为一个革命论的学者,对人道主义似乎不再关注了,可是萨特到了晚年,特别对“Brotherhood”,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东西加以重视。另外,他还突出了“The Man”,大写的人,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类的基础上还有个“人”的观念。我觉得就像儒家“仁爱”的“仁”一样,“仁”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社会性,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天道的关系,所以说是一种宽广整合而且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觉得现在来谈这种人文主义,具体地说是落实孟子“本体”、陆象山“本心”和王阳明“良知”的心学的时机到了。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ezKfAYnlHszMWCnnfUER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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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7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

导读:在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杜维明先生开创了儒学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等论域。启蒙反思是对诸多现代理念进行系统回顾和评判的智识努力,它本身也具有紧迫而现实的意义。这正是因为,20世纪以来,启蒙理念一方面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地的胜利,成为某种大众心态和多数国家奉行的金科玉律,另一方面,它也经受着或来自精英或来自民粹的猛烈抨击。承认启蒙的局限,并试图通过寻找多种传统或现代的精神资源来矫正启蒙的内在缺陷,是杜先生一以贯之的态度。在他的思考中,儒家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工具理性和个人利益至上、极端自我主义泛滥的世界,能够为社群、为国家、乃至为地球做出有益的思想贡献。 本篇文章节选自《超越启蒙心态》,原载于《哲学动态》2001年第2期,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启蒙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启蒙心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启蒙心态密不可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我们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济而言,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中的,不同意以下这些观点: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是众所渴望的,个人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潜力,实现了人类渴望成为万物尺度,做万物主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的毋庸置疑的假定,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J9lD4VK9e31SuEDiGAdV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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