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5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前言

陈来   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  2019年10月15日  阅读量:1204

陈  来

今年是杜维明先生八十寿辰,杜先生的友人、弟子、后学各撰论文,结为此集,为杜先生寿。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杜维明先生是驰誉海内外的著名儒学思想家,若从其大学时立下弘扬儒学的宏愿算起,他的儒学思考已逾六十年。纵观杜先生六十年来的学思历程,其思想经历了不同阶段,每阶段有其关怀的重点。而且,他在近三十年间,拓展了众多论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考。那么,在其学术思想的领域,有没有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以为,从“地方性知识”迈向“全球性意义”,乃是他学术生平中越来越清晰的思想要求,也是他推动诸多论域后面统之有宗的方法自觉。

这一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历程,决不是从行迹上说的。虽然,杜先生从东海大学毕业,到哈佛大学求学,先后任教于美国顶级大学普林斯顿、伯克莱和哈佛,学术活动和思想对话的足迹遍及世界。而我们对其思想学术走向的把握,并非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而是指其儒学追求的文化自觉。杜维明先生青年时代在台湾便已明确确立了对儒学的认同,并开始置身于当代新儒家的阵营。而哈佛留学时期则是其儒学理想转型的起点。哈佛数年的留学使他超越了原有的仅仅从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儒学观,转进至在希腊—希伯来为代表的轴心文明的视野中重建儒学人文精神的探索。于是,从 1966 年开始,从欧洲回归东亚的旅行,正式开启了他的儒学探索之旅:“儒家的话语如何在与两希文明的对话中获得新生命、找到新思路”。这也就是他后来常说的“绕道纽约、巴黎、东京才能回家”的思想内涵,即通过和世界各地体现轴心文明的大师大德交流、讨论、对话,找到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话语,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然而,这决不是脱亚入欧的路径,而是在“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在“本土的根源性”和“全球的普适性”之间建立起辩证的有机联结。就地方性而言,他没有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反而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更为加深,并且提高了自觉。就全球性而言,他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这一观念的深刻理解,激励了他在扎根精神家园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创造性的对话,不断追索儒学的、当代的全球意义,从而使阐发儒学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日益成为他的自觉志业。

为了开展这些交流对话,杜维明先生建立了多个论域,以为最终的凝道进行准备。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如“现代性”的反思,“宗教性”的理解,“精神性”的拓展等等,为他的理论的建立确立了基础。他主张现代性不能忽视传统,现代性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尤注重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他重视儒学的宗教性维度及其意义,认为宗教性有助于认识儒学的生命形态,超越启蒙的平面思维局限,与终极信仰相沟通。他以精神性来联系人与自然和天道,以对治启蒙的凡俗性人文主义。今天,在对他的思想进行总体把握时,我们需要超越那些众多论域的具体讨论,以把握住其背后的主导线索和归结,来解释他六十年来的哲学探索与建构方向。这就是,在他的英文学术写作和公共领域论说之外,在几十年来的儒学思考中,他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出这种自觉,即通过与世界各地各大精神传统及地方文化的对话,建立包含个人、社群、自然、天道四维的新体系,以表达新的人文精神,来体现儒学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他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最终凝结为一个特定的体系,他在其后期把这一体系命名为“精神性人文主义”。这一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学,不是对古典儒学的复制,也不是“当代新儒家”的简单延伸,而是以儒学为基础,对全球性地方知识的一种建构,这也是他的“做”儒家哲学的道路。换言之,他中年以来在“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 的概念指引下,广泛关注各种思想文化的论域,而在其后期,他把在这些论域中形成的思考,凝结为、归向于一个中心点:“精神性人文主义”。在其后期思想中,精神人文主义不再是一个准备性的论域,而是一个总结性的体系,他用这样一个体系来揭示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性的普适意义,或者说建构起具有全球性普适意义的当代儒学。

几年前,我曾经为杜先生的论著集写了推荐辞,我把其中一段写在下面,与大家分享,作为本前言的结束:

杜维明先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他提出,新轴心时代的儒家已经从“一阳来复”走进了“否极泰来”,而当务之急是超越凡俗人文主义,重构新的儒家人文主义。这将使受启蒙心态和现代性所影响的凡俗人文主义,转变为充满生态关怀、有敬畏感和终极关怀、以儒学普遍性价值与现代性价值互动的新轴心时代的儒家人文主义,即“精神性人文主义”。杜维明先生的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且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具有重要、深刻的意义。

2019 年 8 月 5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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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1-22日,第八届“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嵩山论坛2019年年会纪要

2019年9月21-22日,第八届“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在河南登封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对话与人类未来”。

文化论坛是嵩山论坛的核心,作为文化论坛的主办方,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邀请了海内外五十余名知名学者。文化论坛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嵩阳书院主题讨论、闭幕式主题发言四个部分。

9月21日上午,杜维明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讲演中提出,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个全球论域,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即凡而圣的,它超越现代性的启蒙心态,包含人类共通互感的四个维度,即己、群、地、天,这四个维度的浑然一体,豁显出人类繁荣的康庄大道。

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学者,心怀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和构想这一共同关切,展开了文明间的深度对话。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谢尔盖·霍鲁日(Sergey HORUJY)教授、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芝加哥大学的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霍鲁日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伦理、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强调差异性而非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趋向,导致对他者排斥和封闭的态度,形成“异端想象、敌人想象”,其极端形式是暴力战争,这是造成人类未来危机的最大根源。汪晖教授的发言提出了一组富有创见的概念:可以将中国视为一个儒教占主导地位而又跨文化、跨宗教、跨文明的“跨体系社会”,亚洲是一个基于以儒教为中心的朝贡网络连接不同王朝而成的“跨社会体系”,二者都不以文化同质性作为唯一的存在根据。其中,儒家思想深刻的政治性在于,以合适的态度处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张力关系。艾恺教授在发言中进行了中西历史哲学的比较,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提出一种中国式的宏大历史叙事,提出三种文化的理想型及其演进阶段,其代表分别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佛教。相较于同一世纪西方的五位宏观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德日进和弗朗西斯·福山、亨廷顿,梁漱溟的宏观历史理论有其独特的思路和意义。

分 组 讨 论

9月21日下午,学者们参与了以“文化反思与人类未来”和“文化认同与人类未来”为主题的分组讨论。

第一组“文化反思与人类未来”聚焦于具体研究对象,上半场的讨论以中国思想资源为着眼点,探讨了子学、阳明心学、儒学与医学、以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反思性意义。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从《荀子》中“伪”的概念的多层含义出发,在荀子的人性论这个经典议题上提出新的创见:普遍人性论是荀子的前提,凡圣之别与人性差等则更多出于礼乐政刑的需要形成于后。中山大学的张卫红教授的发言比较了阳明学的良知概念和唯识学名相“四分”中的自证分概念,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下半场的讨论则侧重宗教间理解借鉴与会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土耳其于斯屈达尔大学的雷萨特·厄尔仁教授(Reşat ÖNGÖREN)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桂萍教授都探讨了伊斯兰文明和苏菲主义,与其他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的共通互鉴之处。南昌大学的彭睿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凃明君老师以新方法和新模型分析了宗教伦理与经典文本。南开大学的邰谧侠(Misha TADD)博士以《老子》为例,探讨了同一文本在不同语言和文明中的解释与传播异同。

第二组“文化认同与人类未来”更注重未来这一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面向。上半场的讨论集中在中国道路以及现当代新的理论建树对人类的共同未来的贡献,高研院副研究员柯乐山(Jonathan KEIR)以“文明”(Civilization)语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应用现象为切入点,分享了其中的潜在风险和机会;高研院博士后刘高升以“商业儒学的生意观”为题,分享了其对于“商业儒学”论域和新“生意伦理”的构建;中国传媒大学的洪丽教授围绕“两山”理论中的儒道生态观,阐发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背后的生态伦理意蕴;武汉大学的胡治洪教授提出“当今人类危机与儒家救治之道”的议题,从儒学的视角探寻解决人类发展的各种挑战的对策问题。

下半场讨论的视野更为广阔,从人类整体和全球文明的视域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危险、转机与希望进行了梳理和展望。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的倪培民教授率先发言,他从多个模型的比较中思辨“人类未来何以可能”的机制问题,特别指出多维度、更广泛、更深入的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中山大学的李萍教授以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观念为出发点,研讨了“新文明构建的文化反思和追求”的问题;高研院副研究员王建宝,以“克己复礼为仁与文明对话”为主题,开显“己”的根源意识和主体意识,回应“他者”的神秘性、不可知性和超越性实现对话的文明;美国萨瓦那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妮可•布莱克伍德(Nicole BLACKWOOD)教授从“美的必要性”的视角分享了美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意义。

嵩 阳 书 院 主 题 研 讨

9月22日上午,与会学者嘉宾一行驱车前往嵩阳书院,在书院内有着4500余年历史的柏树下进行了题为“良知·理性与人类未来”的主题研讨。

主题研讨会由倪培民教授主持,山东大学的黄玉顺教授首先发言,他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当今世界业已成为事实为切入点,提出为了应对危机,人类作为共同体需要建构一个共同文明的观点。在列举了“由多元文明中的某一个文明取代他者充当人类共同文明”、“基于归纳角度寻找各文明间的最大公约数来建构人类共同文明”两种进路的弊端,提出了综合吸纳人类各文明精华并基于此进行创新从而创造一种共同文明的“综合创新”进路。

第二位发言的是美国罗尔斯顿学院的斯蒂芬·布莱克伍德(Stephen BLACKWOOD)教授,他从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出发,列举了古希腊、罗马传统中的相关例证,对特殊的普遍性与普遍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说,认为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对人类未来而言是一项重要议题。

接下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教授针对“当代中国的文明话语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一议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文明”概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适用于不同语境的表现力,我们需要聚焦中国当代语境,探讨“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明”这一表示的内在意蕴。

第四位发言的是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多米尼克·莱仕得(Dominique LESTEL)教授,他聚焦于“宇宙人文学的文化挑战”这一问题,分别对人文的宇宙演化、宇宙人文的进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明晰,他指出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将是我们未来将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论题,并给出了基于个人思考的应对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分别回应以上四位教授的发言,并引出了“儒学何为与何为儒学”的论题,他从儒家经典文本《大学》出发,认为修己安人这一注重道德修养的路向只是儒学的一个侧面,我们同样应该重视《荀子》中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心善”论,两者的相辅相成,才能构成完整的儒学体系。

发言结束后,在倪培民教授的主持下,胡治洪教授、文昌辉(MOON Hwy-chang)教授、汪晖教授、艾恺(Guy ALITTO)教授等分别进行了点评或者提问。发言学者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9月22日下午,论坛圆满闭幕。在闭幕式演讲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田辰山教授对文明对话中包含的一多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相比起“一多二元”的理解模式,“一多不分”的文化阐释方法更能契合文明对话的内涵,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来自伊朗哲学学会的古拉姆瑞扎·阿瓦尼(Gholamreza AAVANI)教授则围绕跨历史对话(Trans Historical Dialogue),指出当前人类处于新轴心时代,传统价值观受到颠覆,通过追溯东西方圣贤如何进行跨历史对话,我们可以与“天”沟通。这种跨历史对话能够对治当今所有的原教旨主义与凡俗主义,消弭文明冲突。俄罗斯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州立大学的亚历山大·N·丘马科夫(Alexander N. CHUMAKOV)教授考察了全球化的现状,认为当今国际社会需要严肃、整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转变,这对于维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不可或缺。他提出,应对国际关系的变革需要新思维:“全球思维,共同行动!”来自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文辉昌(MOON Hwy-chang)教授以中美贸易战为议题,提出了一种“阴阳结合”的思维模型:结合孔子、孙子等先贤的传统智慧与西方以克鲁格曼、波特为代表的双赢互利的商业战略思考,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条互利互惠的东西融合之路。学者间的对话都着眼对人类整体具有共通意义的重大问题,求索跨历史对话与东西方融合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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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1日,中国学论坛|杜维明:中美不管面临多大困难,对话都应持续

澎湃国际

澎湃新闻记者 刘栋
2019-09-11 06:26  来源:澎湃新闻

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9年前的这一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

将近9年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创办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10日在上海参加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之际,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顾了在中国走过的九年研究之路。

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去年10月,杜维明教授刚动了一个大手术,身体仍然有些虚弱的他,坚持来沪参加此次世界中国学论坛。在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他认真地回答了澎湃新闻关于中国学、文化中国、中美关系、文明对话等方面的多个问题。

杜维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9岁举家赴台湾,1961年毕业于东海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哈佛东亚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10年,他来到北京,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创院院长。

在10日的大会开幕式上,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儒学大家被授予了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在谈到获奖感言之时,他向台下的观众们说道,“先哲们追求终极意义的智慧,也是因应当前人类面临的严重困境的反思。在自然环境被不可逆地破坏,世界秩序动荡与解体、种族主义复辟,人际关系被钱权宰制的大背景下,我希望人通过对自身的反思,重构精神世界,追求意义,学习做好各种角色的自己,建立‘如何做人’的自觉。这种自觉与主体性、社会性,自然、乃至天道密切相关。”

在谈到中国学的发展时,他表示,“中国学已不再是简单的东亚区域研究,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他说道。

澎湃新闻:九年前您毅然决定来到中国,在北大创立高等人文研究院。转眼快十年了,您如何回顾和评价过去九年来所做的研究?

杜维明:其实我觉得很惭愧。最初,我希望从几个方面来展开研究,一是关于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往就是东西方之间,以前我们总习惯拿自家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明的精华去比,这不公平。现在我希望看到,西方经过启蒙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儒家核心价值,能不能进行平等对话?这方面,我们这些年做了一些尝试,特别是儒家和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对话,也包括儒家和伊斯兰文明的对话。

再有就是关于广义的“文化中国”的研究,而不仅只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以及各个海外华人社群,主要是想探索“文化认同”这个理念。也包括很多和中国没有血缘亲属关系,但是对中国研究长期关注的外籍人士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和互动。

另外还有关于世界文明和世界伦理的问题。西方启蒙运动代表了非常强烈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我们想从多元文明的角度去探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我想这样的视野算是比较开阔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得的有限,我想这会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澎湃新闻:这些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外华人社区对此都很关注。有些国家认为中国希望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甚至有所谓的言论认为中国在搞“文化渗透”。对此您怎么看?

杜维明: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仅是海外华人,所有关注世界发展趋势的人都非常重视。有一个情况我想大家都理解,全球化不是一个同极化的过程,它促进了地方化,区域化,国家化,所以复杂性越来越多。所有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族群,包括语言、信仰、所在的地方、社会阶层,还有出生地,这些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产生联系和认同的因素。

我觉得中国不仅应该和不同国家多进行对话,自己内部本身也应该进行对话。但是因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不同,不容否认,困难是大的,所以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具体分析来讨论。

比如我在美国参加的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里面的一些老会员,坚持说自己是美国人,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反复强调说,虽然我是华裔,但是我是美国人。我的感觉是,作为一个美国华裔,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应该是非常强烈的。

另外,“文化中国”的内部,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多面立体的。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这个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怎样学做中国人?书中说,如何做人?去年世界哲学大会,题目就叫做“学做人”,何以为人?这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中心议题。

澎湃新闻:当下中美关系处于波折中,很多人觉得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又重新回来了,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些官员甚至提出中美之间有一些文明冲突论,对于中美文明之间的对话,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这些言论,我认为背后所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回潮。中美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对话的机制都应该持续下去,对话的意愿和实践应该一直摸索下去。现在的问题涉及到两国的“自我形象”问题,还有将来如何创造一个人类的和平共同体的问题。这中间还是有很多思路的。美国还是比较多元的。你说你是美国人,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一种美国人?中国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同。所以,尽管现在对话的困难比以前大很多,但仍应该继续尝试。而且不是单方面,一定是双方的努力。这也不是政府一方面的事情,整个知识界以及企业界都有关系。

澎湃新闻:最近几年,美国的一些孔子学院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关闭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维明:在早期我也参加过孔子学院。有媒体说有很多被关闭不符合事实。的确有一些关闭的例子,但是在美国还是有200多家,数量很多,而且还在增加。孔子学院它的运作方式和德国歌德学院很像(德国促进国外德语教学和国际文化合作的机构)。美国政府认为当你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就被视为一种渗透,这个忧虑我们可以理解。我认为要去除去这些忧虑,孔子学院最好能够由民间来参与,有更广大的社会民众来参与。另外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本身我觉得很健康,一定是国外和国内50%资金合作的方式,不是完全地方化。现在它所碰到的困难,我相信是可以解决的。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儒家文化?

杜维明:儒家的文明是以人为本,这一点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它不是以神为本的。以人为本的意思是,它是从个人的修养,个人如何发展自己的人格着手,是“为己之学”,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外人。这种为己之学在塑造一个人的人格发展上,有比较宽广的道路。这个基础,我感觉现在正在为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人文精神”。

举一个佛教的例子,佛教本来是讲空,讲脱离红尘。但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很特殊,以前佛教是“重智轻悲”,现在我们讲人生佛教,在台湾那边就谈到“人间净土”。所以儒家的这条路,就是学做人的这条路,可以在佛教那边找到一定的共鸣。基督教也一样,现在基督教非常重视环保的问题,重视世界秩序,重视对世界的“入世”。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都有这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有它一定的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李怡清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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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0日,杜维明教授获第五届世界中国学特殊贡献奖

9月10日,以“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3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本届论坛。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杜维明先生获得了本届论坛颁发的第五届世界中国学特殊贡献奖。同时获奖的学者还有卜励德(Nicholas Platt)、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和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杜维明先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学做人与文明对话》的获奖感言,节选如下:

学做人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

各位学术先进,各位学者,同仁,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荣幸能获得这一奖项,但也心持惶恐。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愿意把近年来思考的尚待完善的哲学议题—“学做人”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是“学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正式的中译是“学以成人”。2015年国际世界哲学学院(IIP)的年会也在中国召开。主题是“人的维度”(Dimensions of the Human)。哲学界重视“人”的研究,既是回归“轴心时代”——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先哲们追求终极意义的智慧,也是因应当前人类面临的严重困境的反思。在自然环境被不可逆地破坏,世界秩序动荡与解体、种族主义复辟,人际关系被钱权宰制的大背景下,我希望人通过对自身的反思,重构精神世界,追求意义,学习做好各种角色的自己,建立“如何做人”的自觉。这种自觉与主体性、社会性,自然、乃至天道密切相关。“天人合一”以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仅是学做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体知”的道理。

现代性强调理性,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的强调,这是有害于社群团结的。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当然是一个显著的提高,沟通理性可以推进理性对话,但是文化和宗教的交融又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根源意义上的差异性,这个根源意义上的差异性是从文明比较的视角逼显出来的。[在此情况下],同文、同种、同宗形成的共同认可的世态人情,并由此带来的确定性不复存在。然而,进入他者意义世界的勇气和智慧,又允许我们经历他者自己认同的价值,在这个极为丰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在我们自身的传统中被排斥的、被淹没的、被边缘化的或者甚至根本视而不见的价值。进入到另外一个传统[的过程],这个传统也许与你根本不同,会带来真正的解放。这并不是说那些截然不同的心灵结构能够真正地受益于跨文化的领域。现代心态过于强调个人中心主义,以至于不能够欣赏与西方现代性不一样的具有启发性的价值。通过对感同身受的恻隐之情的强调,儒家人文主义能够帮助缓和所谓的“辩证的对话”(dialectical dialogue)带来的困难情形,因为“辩证的对话”过于聚焦于辩难(argumentation)。而通过拥抱“对话的对话”,则可以促进人的交流,(使得对话更加容易,这种态度本身也增加了对话的机会)。从思想世界的观点来讲,我们如何通过文明对话找到一条通往和平与文化理解的路径?如何与地球保持可持续的关系?这有赖于一条新的思想之路,一个新的宇宙论,而且是一种真切的、新的社会气质(ethos)。

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第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如何融会贯通;第二,人与人之间,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第三,人类如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取得持久的和谐;第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希望,儒家所体现的仁道,是通过各文明的深层的对话,修正启蒙心态所突出的“凡俗的时代”,成为21世纪人类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谢谢大家!

编辑丨吴蕊寒
排版丨李   迪
摄影丨叶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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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Lecture LEARNING TO BE HUMAN: A CONFUCIAN UNDERSTANDING

On Tuesday, June 11, 2019, from 5:00 until 6:30 pm at Riggs Library, Healy Hall, 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there will be a public lecture by Professor Tu Weiming – Learning To Be Human: A Confucian Understanding.

REGISTER on Evenbrite 

Tuesday, June 11, 2019,
5:00 – 6:30 pm

Riggs Library, Healy Hall,
Georgetown University 

37th and O Streets, N.W.,
Washington DC 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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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June 11-13, Confucianism in Dialogue with Cultures and Religions,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Professor Tu Weiming,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of. Tu Weiming (1940-)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fucianism as a global intellectual discourse. Beginning his studie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t the age of 14, Tu has spent more than six decades in ongoing dialogue with other Axial Age civilisations and indigenous spiritual traditions, refining the essence of the Confucian legacy for the modern world. Instead of adopting a narrowly academic approach in his writing, he has forged a pioneering path consonant with Confucian humanism itself, abandoning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 treadmill and the contemporary bandwagon of increasing specialisation in favour of more authentically humanistic discourse.

Tu has lectured at more than a hundred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occupied leadership roles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engaged in dialogues with a broad spectrum of intellectual leaders with the aim of strengthening the flame of Confucianism for future generations. Examining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a spirit of critical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honesty against a backdrop of cultural globalisation, Tu has sought to promote nothing less than a renaissance of Chinese culture. Transcending modern and postmodern secularism, he has achieved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with four open-ended projects: 

  1.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21st Century 
    Tu defines Chinese culture as a “culture of learning,” namely an ongoing process of “learning to be human,”, highlighting Chinese culture’s traditional ability to absorb foreign wisdom and to engage in self-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2. Cultural China 
This concept transcends geography and politics to offer a common roof to all those who are intellectually and emotionally connected to China and its people. 

3. Evaluating the Legacy of the Enlightenment 
Tu enlists the rich Confucian tradition as an ally in the fight to right the excesse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anthropocentrism produced by overreliance on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4. Dialogue of Civilisations 
Though he can scarcely be credited with initiating this project on his own, Tu has been a leading Confucian voice in the global chorus of opposition to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paradigm. 

In 2009, Tu left his Professor’s chair at Harvard University for Peking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is mission was to contribute to reform of Chinese humanistic education against a tide of rising nationalism and anti-globalisation senti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enriched by a lifetime of global dialogue, he has brought his broad Confucian perspective to bear, beyond traditional academic boundaries, on a range of challenges facing the real world. His advocacy of reform in the humanities – a reform commensurat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 has culminated in his coining of the term “Spiritual Humanism.” 

Spiritual Humanism is an attempt to situate the universal call of ethics in an open, integrated and harmonious house in which body and spirit,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secular and the sacred are all welcome, and to provide human rather than abstract solutions to the many problems we face.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ong career, Prof. Tu has offered guidance to thousand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 well as supervision to hundreds of postgraduate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Many of these former students have since assumed leadership positions with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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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5日,杜维明: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儒学——为己之学

说儒家是一个生命的学问,是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一般没有很大的争议。它一方面讲修身,一方面也讲人和自然、人和天道能否互相感动的问题,可是我想说儒家是“为己之学”——希望能够为自己培养创造自己的人格。儒家传统就是一个学做人的传统,那就是一直在学习做人的过程中展现它的价值。

儒家所理解的“己”就是个人,但他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是变化的、发展的,希望能在逐渐的变化发展中,成全和展现自己。所以他不是孤岛,儒家没有发展成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而像一条河流。儒家的终极关怀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完成自己的人格。儒家所谓的“己”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这个中心点,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自我认同。一般的理解是,儒家比较注重关系网络,注重人际关系,注重社会性,所以人们常常把儒家当作一种社会文明,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儒家仍有强调主体性的一面,真正了解儒家,就把个人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网络配合起来,这个中间就有“和”的问题,也有“异”的问题,有调节的问题,也有矛盾冲突的问题。因此儒家是非常现实的,不是空谈。

那么儒家对“己”的期望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儒家希望每个人不要做一个损人损己的人;不要做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人;不要做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也不要仅仅满足做一个利己也不损人的人。儒家最希望人能做“利己利人”的人。

现在所有要讨论儒家的问题,都应该以一个活生生、具体存在的人作为思考儒家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哪怕是克隆。因为两个一模一样的杜维明坐在一起,我并不是他,两人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这是儒家非常坚持的一个观点,因为不同,每个人都有特殊性,包括族群、性别、年龄、语言、环境,甚至基本价值取向等的不同。

转自:爱思想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4MMxetSbUR5B-ITjLqH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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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019年3月,《中华读书报》,访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

《中华读书报》2019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1-201
原创: 张梅

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

张梅:您近年来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我理解您所说的“精神人文主义”实际上包含四个向度:一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即身心灵神的统一;二是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即个体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三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即“天人合一”。近几十年来,人们为振兴人文精神做出了各种努力,大家都在呼唤一种真正的全人类都能接受的人文主义,在我看来,“精神人文主义”的提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以您之见,“精神人文主义”能够为重振人文精神、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作出哪些贡献?

杜维明:这不是说我们强加于人的一种共识,而是大家考虑到要对人做一个全面的理解时,这四个向度都不可分割——你只注重个人而不注重社会是不可能的,过分注重社会和谐而不考虑个人尊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过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而对自然环境不能维持,也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如果只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对很多宗教传统、精神传统(超越的上帝、安拉这种精神的最高实体)完全不照顾到也是不可行的。它们是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但是中间又有很多交互的关系,所以讲个人严格地说不只是主体性,我认为主体性是与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志向、人对自我的了解都有关系的,但是主体性中间又有互为主体的因素。对于自我的了解,你可以想到将心比心——了解他人也需要同样的要求,讲到个人最高的理念一定是和他人有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逐渐建构起一个以信任为基础而不是完全以契约为基础的社群——家庭就是最好的例子,是自然形成的社群,然后从这个社群逐渐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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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8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亚洲危机与工业东亚

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先生谈论工业东亚的文章。上一期的文章发表于八十年代,而本期推送的访谈则发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尚未彻底消退之时。这场危机使得备受瞩目的亚洲模式受到诸多质疑,在更深层面上,也是对东亚传统中政府较强的管控力、儒家的伦理价值等的质疑。

对于批评者的意见,杜维明先生指出,宋明儒学,即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对工业东亚影响甚大。儒学并不仅仅促进了东亚现代化,经过创造性转换后的儒学,应当能对现代化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反思。

本文出自《杜维明访谈集(20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访谈内容有节选,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东亚面临的挑战

周勤(以下简称):目前的东南亚风暴在东西思想界都导致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从而进一步对亚洲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等文化诠释模式提出质疑。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我相信这是很难成立的,除非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ujedaeprFHANDtjMy-_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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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3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纪念徐复观

导读: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是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人生经历传奇,早年戎马沙场,参加国民革命军,身历娘子关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累功擢升国民党少将。后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熊先生赐名“复观”,取《道德经》“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之意,自此开始潜心于儒门,渐渐淡出军政界。杜维明先生早年在台湾东海大学求学之时,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是其授业恩师,用杜先生的话讲“他们为我开启了儒学之门”。因此,本公号将杜先生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纪念徐复观先生的会议上的主题演讲作为 “徐复观系列”的第一篇推文,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徐先生的思想轨迹与学术精神,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杜先生所言“文化中国”的时代意义。

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

各位师长,诸位学友:

我感到很荣幸,能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纪念业师徐复观先生的学术会议上,和萧萐父教授一起,首先表达我们对以体道、求学和论证三途并进来弘扬儒家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见证者——徐复观先生的崇敬和怀念。能在和他的家乡毗邻的国际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研讨他的学术思想,意义非常深长。

我在青少年时代(十四五岁时),就首先聆听了徐复观先生的教诲,一晃三十多年。虽然那段时间不能够朝夕与共,但他在道术上的择善固执,在学业上的艰苦功夫和在政治上的抗议精神,随时随地都鼓励我、激发我。他的那一支带有深情的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磁场”,使得我们这些花果飘零的受惠者,能够环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各种类型的文化事业。他所接引的学生后进很多,学术界只是一个侧面,在媒体、企业、政治界、宗教界乃至各种不同的民间社团,都有徐先生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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