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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期,《中国哲学史》,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

【摘要】:正为了人类的绵延长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都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有关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重新阐述要求我们有选择地回归世界各宗教传统的精神本源并做出有鉴别的重估。这样一个回归和重估的过程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更新传统本身。从历史的角度地来看,富有活力的宗教传统总是在不时地发生重大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往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所致的人们未曾预料的结果。今天,轴心时代的文明实际上都在经历着各自的转变,以各具特色的不同形式回应着现代性的种种挑战。就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而言,轴心时代的各种文明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创造怎样的精神财富才能为现代世界人类的发展重新定向。 本文由英文文稿译出,译文经过杜先生审定。译者:陈静 中国及其儒家传统在这一重新定向的创举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当然取决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全体公民现今为实现现代化正付出的规模宏大的努力。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定位由来已久,而对其作彻底反思大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内忧外患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崩离析状态。 20世纪末,在一些关心儒学命运的知识分子引导下,这种反思以“新儒学运动”的形式延续着。倡导“新儒学运动”的知识分子包括在1949年共产主义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之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学者。 在近二十五年里,在新儒学思想家中出现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三位 领衔的新儒学思想家钱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和冯友兰(1895–1990)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儒家传统为全人类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不妨把这种观念称为人类 一宇宙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类置身于宇宙的序列之中,而不是像人类中心的宇宙观所断言的那样,人类出于选择的需要或者疏忽之故而远离自然界。通过把天人合一解释为儒学对现代世界的重大贡献,新儒学的这三位重要学者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回归儒家并重估儒家思想的运动。 万方数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zxs200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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