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aturday January 19th, 2002

2002年第一期,《开放时代》,杜维明:全球化和文明对话

编者按:近来,学界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气氛十分活跃。我们特开辟“现场”这个栏目,专门刊登各地 学者的学术演讲。我们希望这个栏目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非常荣幸能够到闻名全球的中山大学,又恰逢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不久的蜜月时刻,来和大家探讨近年来、尤其是 9·11 事件以后我特别关注的议题:全球化和文明对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和现实重要意义的课题,值得严肃对待。中山大学的校训是从《中庸》中来、由孙中山先生于 1924 年手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正是讨论全球化和文明对话应该有的心态。 今年,也就是 2001 年,是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year of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1998 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向联合国建议公元 2001 年为“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来专门探讨文明对话的议题,此小组共有 18 个成员,包括南非的纳第格德玛,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阿马蒂亚·森,前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德国神学家孔汉斯,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若利夫,华裔有徐东磊,曾是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和美国大使,中国是宋健先生,中国工程院院长,政协副主席。我们在维也纳、都柏林、卡塔尔召开会议,那是在 9 月初,离 9·11 事件有一星期左右。在 9 月 11 日到 9 月 12 日的最关键的时刻,我在北京参加由宋健先生响应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而组织的文明对话会议,会议主要邀请了驻中国的各国大使和联合国的一些代表。9·11 事件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卡塔尔的多哈讨论文明对话时,刚才提到的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的激动发言。他说现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是美国的单向主义(American Unilaterism)。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常常不通过联合国、甚至不通过北约,就独断专行;不进行协调,只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要改变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同意的关于全球温化问题的京都环保协约;因表现傲慢而被法国、瑞典等国赶出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要脱离 1972 年与前苏联的核战裁军协议;对异文化、西方以外的文化既无了解也无了解的意愿,既无知又傲慢——从世界和平文明的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9·11 暴力事件发生后,我正好在北京。我到北大附近的网吧看网页,发现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幸灾乐祸的情绪。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不一定受到很大尊重,反而激起了很多仇视,这是值得美籍华人深思的。另外我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服务过,如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同时又是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更要做深刻反思。面向未来,如果要发展人类的和平文化,必须处理好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这也是我考虑这一问题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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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

序 我是1962年来美国的,8月中旬从台湾中央山脉的游击训练调返嘉义退伍,9月下旬就在大西洋岸边的康桥过起研究院的生涯。天气、土地、风俗人情的转变都太突然了。置身于英文的环境,又加上勤修日本和补习法文的压力,常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文化疏离。只有在深夜或清晨用方块汉字来传达心声的时候,才觉得真正地亲近了自己的根源。记得在大学时代,为了锻炼英文,逐渐地养成了运动英语思考的能力;出国以后,我又自然地恢复了运用国语思考的习惯——一种内心的“对话”。有时还“挤出”一些时间写散文,间或也向台湾的报章杂志投稿。 1966年回台湾一趟以后,想用中文撰稿的要求更强烈了;加上心里本来藏着许多积郁今年的问题,又再受到各种新思想的敲打,有时竟耐不住阵阵怒潮的撞击。在万分忙碌中痛下决心,通宵达旦地写,多半停笔后即撕去;间或也又稿成,朗诵几遍,投递发表的。如果没有那些极不正常的“自我压迫”,现在我也许不会轻易动笔。不过,我真应该沉住气,等到10年20年后再发表成熟的学术论文,在现阶段就把一切切身的感受传达出来,真时大逆不道吗? ISBN:978754302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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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杜维明文集》(第四卷),武汉出版社

原序 1977年的春天,已故社会研究新学院纳尔逊(Benjamin Nelson)教授建议我把几篇已发表 的儒家思想论文集结成书。他并主动提供正由他主编的一系列有关比较文明研究的专论作为出版的渠道,同时他还答应为我的论文集写序,从比较文明学研究的角度,介绍我的学术工作,使我极感欣慰,也倍觉荣幸。1977年9月17日纳尔逊教授在德国旅行时不幸去世。他的逝世对我们这些深受其充满活力的人格所感召、其生趣盎然的学术所鼓舞的文化工作者,确时一大损失;尤其是我本人,对这位敬爱的“师友之间”人物的猝然离去更感到悲痛。我们原已商定准备共同撰写三篇从比较文明学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和西方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以中古基督徒的“良心”(Conscience)为线索,集中探讨宋明儒学关于“心”的概念。 由于我的同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文系兰克斯特(Lewis Lancaster)教授的鼓励,我终于鼓起勇气把这几篇论文安排成专著的形式。他所主持的“亚洲人文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全稿,为我提供了改正一些错误和进行少量校订的机会。我很感激阿德勒(Joseph Adler)先生、湘纳(Betsy Scheiner)女士和汤普森(Tracy Thompson)在这方面给我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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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史学集刊》,杜维明: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

摘要: 本文论述了全球化与多样性、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提出全球化既可能导致无个性的普世主义,也可能导致一种真诚的全球共同体意识;对身份的追寻既可能导致有害的分裂,也可能引导出一条全球沟通的可靠之路;而文明间的对话则是培育和发展一种全球和平文化的最佳期望.作为人类不同宗教和文化共同的伟大精神传统和共有的价值观,人道、公正、文明、智慧和信任将对文明间的对话和全球和平文化的培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 杜维明(著) 刘德斌 (译)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美国,坎布里奇 刊名: 史学集刊 Journal: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年,卷(期):2002, (1) 所属期刊栏目:新年专稿 分类号: K107 在线出版日期:2005年11月02日 页数:13 页码:1-13 万方数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shixjk200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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