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

我是1962年来美国的,8月中旬从台湾中央山脉的游击训练调返嘉义退伍,9月下旬就在大西洋岸边的康桥过起研究院的生涯。天气、土地、风俗人情的转变都太突然了。置身于英文的环境,又加上勤修日本和补习法文的压力,常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文化疏离。只有在深夜或清晨用方块汉字来传达心声的时候,才觉得真正地亲近了自己的根源。记得在大学时代,为了锻炼英文,逐渐地养成了运动英语思考的能力;出国以后,我又自然地恢复了运用国语思考的习惯——一种内心的“对话”。有时还“挤出”一些时间写散文,间或也向台湾的报章杂志投稿。

1966年回台湾一趟以后,想用中文撰稿的要求更强烈了;加上心里本来藏着许多积郁今年的问题,又再受到各种新思想的敲打,有时竟耐不住阵阵怒潮的撞击。在万分忙碌中痛下决心,通宵达旦地写,多半停笔后即撕去;间或也又稿成,朗诵几遍,投递发表的。如果没有那些极不正常的“自我压迫”,现在我也许不会轻易动笔。不过,我真应该沉住气,等到10年20年后再发表成熟的学术论文,在现阶段就把一切切身的感受传达出来,真时大逆不道吗?

ISBN:978754302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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