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onday June 24th, 2013

2013年6月24日,杜维明:中国现代化不能只走富强这条路

6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博雅塔下一处幽静的办公地点,身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接受本报采访,从对青年的期望谈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国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谈到不同价值的互动,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谈到中国的富强之路。当然,也少不了他对大陆新儒家的认识和评价。 自我定义 “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后会选择回到北京大学? 杜维明:2010年,我决定离开哈佛到北大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实际上并没有退休,仍是哈佛的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希望能开展文化中国的认同,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伦理以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等研究论域。我也很想为北大本科生提供“会读”《大学》和《中庸》和参加“文化中国人才班”的机会。 我虽然直接介入行政,但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组织的学术活动很多,如演讲、工作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我经过了古稀之年,有强烈的意愿要进行“笔耕”的文化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了三本反映我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思路书,三联书店准备在7月前陆续出版八本我在1989年出版的学术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用繁体排印的学术论集。另外,我在一本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书中收有我回应何炳棣批评我诠释方法的长文。我目前正在撰写的是《21世纪的儒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多年我不断地和英语世界的学术高人对话,包括了在社会理论、神学、宗教学、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造诣极高的思想家。我正在整理这些资料,准备以双语版的形式刊行。我希望高研院能在北大发展有国际视野而且有创意的人文学研究。 我并没有“宣传”儒学的意愿,更没有向北大学生弘法或传教的兴趣。这一点我的立场很坚定。记得1986年把我应聘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汤一介院长在介绍词里说我在世界各地宣传儒学,不仅是位学者而且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据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严正地表示,对我而言,“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我的自我定义是思想家,具体地说是扎根儒家心性之学的哲学家。我想在文化中国地区之外,在英语世界、欧洲、东亚、东南亚、印度及俄罗斯我活动的领域都是哲学界(或广义的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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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2日,杜维明:韩国的儒学研究和认同排名第一

儒学专家杜维明的《龙鹰之旅》等三部著作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6月8日,杜维明在京举行讲座,介绍世界范围内儒家学说的研究现状。他称,儒学已经成为各文明交流的重要中介。谈及儒学跟入世的关系,杜维明表示,现在人们对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存在非常严重的误读。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热衷学术研究未离开校园 《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三本书是杜维明1966年到1985年间的学术随笔集,其中披露了不少个人治学的历程,这次是首次在大陆集结出版。在书中,杜维明写道:“整整4年——1460天都在美国的剑桥哈佛学习,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为谋生活或娱乐而不学习。” 讲座中,杜维明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从台湾东海大学到哈佛大学,以及在美国、印度、中国的讲学研究。他说自己从未离开过校园,当年答应来北大讲学,也特别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住在校园里。杜维明坦言,他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跟官方和政治界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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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7日,杜维明:知识人曾经代表天 现在却出现认同危机

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时,我们往往离不开谈论政治。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知识分子的底线和操守在哪里?这是人们一贯感兴趣的母体话题。在接受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专题采访时,中国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谈到,”我们需用’知识人’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曾是当家作主。然而,古代的知识人不同于当下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体制划清界线,有抗议精神,否则你就不是知识分子,杜维明称这条认识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发展为一个阶层,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毛和皮的关系,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阶层。与之相对地是,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关系密切,风骨却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甚是滑稽。 本文系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策划的访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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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3年6月6日,听杜维明先生谈文化中国

杜维明提到,个人何以以“再审视”为题,为什么要再度思考认同问题。其实,对于文化中国的概念,杜维明早在1989年的《文化中国:边缘即中心论》一文中,就对此有过最初的详尽阐释。但他认为,自此之后,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文化中国曾有的三个各自独特而又不可分割的意义世界(或称象征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而正是这些变化,导致自己需要重新审视已有的观点。 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或“华人”的意义,变成了一个非简单的以国籍而论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世界当中,文化中国应该涵盖56个民族,而不是仅有的汉人的狭隘观念。而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对Chinese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也都发生了变化。港人在最近的三五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在台湾,还有不少人把“中国人”和华人分开。 第二意义世界主要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包括海外华裔、华侨等,最突出的是马来西亚,也包括泰国、印尼或菲律宾。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地,华人的比例若加起来也不算少。这一意义世界的变化,来自于跨学科的离散研究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虽然他们为“大中国”所吸引,但越来越有离散或曰游子之心态。 第三意义世界主要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也无地缘关系的国际人士,主要是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长期与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政府官员等。他们主要通过各自的母语来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员越来越多。而这一变化最具挑战性的是,还带来了比如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等问题。 由于时代的巨变,杜先生提出,自己原有的观点“中心无处可循,边缘四处可见”应该更改为“中心无处不在,边缘也已成为中心”。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非常丰富,儒家只是其一,像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是其中组成部分。就文化中国而言,当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和自省的。 《中国科学报》 (2013-06-06 第8版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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