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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nterviews with Prof. Tu and by Prof. Tu[:]

【访谈】2019年3月,《中华读书报》,访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

《中华读书报》2019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1-201 原创: 张梅 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 张梅:您近年来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我理解您所说的“精神人文主义”实际上包含四个向度:一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即身心灵神的统一;二是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即个体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三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即“天人合一”。近几十年来,人们为振兴人文精神做出了各种努力,大家都在呼唤一种真正的全人类都能接受的人文主义,在我看来,“精神人文主义”的提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以您之见,“精神人文主义”能够为重振人文精神、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作出哪些贡献? 杜维明:这不是说我们强加于人的一种共识,而是大家考虑到要对人做一个全面的理解时,这四个向度都不可分割——你只注重个人而不注重社会是不可能的,过分注重社会和谐而不考虑个人尊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过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而对自然环境不能维持,也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如果只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对很多宗教传统、精神传统(超越的上帝、安拉这种精神的最高实体)完全不照顾到也是不可行的。它们是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但是中间又有很多交互的关系,所以讲个人严格地说不只是主体性,我认为主体性是与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志向、人对自我的了解都有关系的,但是主体性中间又有互为主体的因素。对于自我的了解,你可以想到将心比心——了解他人也需要同样的要求,讲到个人最高的理念一定是和他人有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逐渐建构起一个以信任为基础而不是完全以契约为基础的社群——家庭就是最好的例子,是自然形成的社群,然后从这个社群逐渐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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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4日,WORLD INSIGHT, 独家专访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

薇赴思访 “自信不等同于无知” 独家专访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 Rethinking the world today with legacy of ancient philosophy, my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Prof. Tu Weiming,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Neo-Confucianism “知行合一”是中国悠久历史,留给后代子孙的一个重要训诫。这在如今的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专访大学者杜维明教授的全过程,领略了这位当今世界最有前瞻性及影响力的儒学思想家之一的学术风采,也感受到他的待人真诚和对这个世界的依旧赤诚。曾与梁漱溟、汤一介等大学者交流比肩,十多本英文著作,十多本中文著作,一步一个脚印的研究和著述,人们认定他就是“新儒学”的当今代表人物。 思想上的百花齐放,才是真正的春天。但是没有一个领域的深耕,也没有真正的绽放。 学贯东西的杜维明先生,解读了“仁义礼智信” (Humanity, Justice, Civility, Wisdom, Trust)这些从古至今的重要原则,在今天与时俱进的真实意义就更加重要。同时,他也充满激情地讲述自信的真正意义,confidence is NOT arrogance. 一个国家和文明,如何守护自信但不盲目自信。 有人说,如果哲学能给你带来快感,估计是因为两个原因:1/世界愈发让人无法琢磨,2/你又成长了。希望我们确实做到了第二点… 与杜维明先生的专访视频链接 :https://s-url.cgtn.com/m/DceHc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专访在第26分钟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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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7日,杜维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面对“丧”

不久前,台湾“中研院”公布了第 32 届新任院士名单。杜维明作为唯一一位哲学院士 位列其中。这也是唯一一位在大陆任教的院士。自 2008 年辞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接受 北京大学邀请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之职后,这位往来于世界的空中飞人,弘道的主场渐 渐转至中国大陆。他在河南嵩山开展 21 世纪宗教和文明对话,力促 2018 年世界哲学大会落 户北京,多次举办儒商论域和商业伦理工作坊,和企业家一同探讨良知理性何以能参与到社 会价值的重塑进程…… 席不暇暖的杜维明,却维持了一种“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的风范。他会在采访 过程中真诚而仔细地询问记者:这个调查数据来源于哪里、参与样本有多大。他也会在繁忙 的学术工作之余,保持对门下博士生的愤启悱发。自从 2013 年在大陆首招博士生以来,相继有五位博士从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毕业,五位弟子无不盛赞先生的拳拳爱护之心。 杜先生极清晰的条理和健捷的谈吐,也常常让听讲的人忘了时间。只有被他拿起杯子喝 茶时微颤的手提醒,才晃过神来——先生已近耆年了。他似乎不以为意。年轻人办商业伦理 工作坊,本以为他致辞结束后会回去休息,谁曾想,先生从早到晚都坐在会场里,专心致志 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还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 他额上每一道时间的刻痕,似乎都见证了儒学从一阳来复到遍地开花的历史。尽管还有 种种困扰,但杜维明对儒家能够成为 21 世纪世界共通语言的前景,依然深表乐观。 采访结束已是晚餐时间,另一家等在门口的媒体正要进屋来。杜维明补充了一句:“我 本应做更多思想建构来回应现实问题,很抱歉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我做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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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8年8月14日,杜维明:为什么要“学做人”

编者按: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WCP)于 8 月 13 日—20 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自 1900 年该大会开始举办以来首次在中国举行。据了解,此次大会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和 北京大学共同主办,主题是“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在大会举办前夕,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院长杜维明写下关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思 考,以飨读者。 一 再过几天,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就要在北京召开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 人”,最早我的提议是用中文,就是“学做人”,英文翻译为“Learning to Be Human”。在翻译 成英文以后再译回中文的过程中,有中国学者认为应该用一个比较典雅的表达,觉得“学做 人”太平实了,好像哲学性不强,就用了“学以成人”作为大会主题。 世界哲学大会原来有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五种官方语言,2008 年韩 国首尔大会时,我提议中文为第六种官方语言,这个提案虽然有争议但是最后获得了国际 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投票通过。 这次世界哲学大会是自 1900 年开始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超 过 8000 人,国外报名人数有 3000 多人。这么多人都愿意来讨论何为人的问题,如何做人 的问题,以及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的问题,表明大家对这个主题有一种共识。 谈到儒家,我们多半是讲它的社会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和谐,讲跨时代的 沟通。在今天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我们强调的是如何在异中求同,如何通过对话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冲突,如何在差异性之中寻找一种共识。在可能的共识中,“学做人”几乎被世界 各地的哲学家所接受,不仅包括西欧、美国,还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印度,或者是其他 地方的哲学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而且现在又特别严峻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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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8年8月13日,杜维明:地方性知识的儒学如何具有全球意义

2018年2月,除夕的餐桌上,78岁的思想家杜维明和85岁的台湾作家、《源氏物语》的翻译者林文月女士聊当年的中文系,“台大中文系只有7个学生,其中3人是自愿学中文的。”杜维明接话,“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也是只有7个学生,老师有10来个。”两位中文生相视一笑,仿佛又回到青葱岁月。   1950年代的台湾,读中文被认为是浪费,进外语系是正道,因为外语系是通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作家白先勇、陈若曦,评论家余光中、李欧梵皆出自台大外语系。杜维明应父亲要求进了外语系,不久因为热爱儒学,转入中文系。   1980年,杜维明从哈佛来到北师大历史系讲学8月,让知识界重新体认中国文化的价值,时人评价“对儒学第三期在大陆发展的起步作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85年,他在北大讲儒家哲学,这是继1923年梁漱溟之后第一次重启儒学的研究。此后,他回到香港告诉业师徐复观:大陆是需要儒学的,即便可能性被认为是微乎其微,但我还是愿意全力以赴。 文/李念(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杜维明(Tu Weiming),北大人文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和副主席、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访谈人:文汇报记者李念,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2月、5月,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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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4日,杜维明:儒家如何变成御用神话

问: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儒学受到全面的批判,或认儒家是专制帝王的张目者,是阿谀奉承者,甚至是巩固封建王朝的主要力量。你1978年在韩国哲学会中国哲学组,曾有一个“儒家批判精神”的演讲,把原始的儒家和政治化的儒学做了详细的分梳,能不能再概略地谈一谈? 杜维明:五四以降,解释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家都认为:儒学传统中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和专制政体结合。所以,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和“封建主义”汇流的儒家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知识分子和专制政体的结合,形成所谓的以政权利害为准则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现实政权所利用,终而沦为压迫和控制人民的工具。第二,在社会上引发成为保守主义,基本上是对权威的依赖与信任,没有革命精神,也没有抗议精神。第三,就知识论的立场来看,是以过去先王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为核心,是倒退而非前瞻,是接受而非突破、冲决现实利害的思想。所以,政治上是为专制政权所服务,社会上是保守主义,知识论上是倒退落伍的思想。 但是,我认为这是政治化以后的儒家。中国从汉以来,尤其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以后,儒家变成思想的主流。这个所谓主流,却已失去儒家思想的精神命脉了,和先秦孟子时代的儒家、荀子时代的儒家、汉代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宋明大儒所代表的儒家、清朝朴学所代表的儒家、五四之后由熊十力、张君劢、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所代表的儒家大不相同,而且两者之间有不可消解的矛盾。我觉得要对儒家传统做一番重新反省和评价,应当对它的抗议精神做彻底的了解。儒家的自我形象应是以悲天悯人的道德关切来转化政治,而不当依附在现实政权上,成为现实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工具。 来源:凤凰网国学 2017年11月04日 来源:历史研习社 作者:杜维明 https://guoxue.ifeng.com/a/20171106/5299329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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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关乎中国人心灵”的挑战 – FT中文网[:]

[:zh]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2013中国发展论坛”的间隙,著名儒学学者杜维明接受了FT中文网的采访。采访结束时,他谈到了中国新领导层面对的两大挑战。 更新于2013年1月28日 07:42 采访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被采访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上周六(1月26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的“2013中国发展论坛”上,有两个最受欢迎的明星般的演讲者,一个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陆克文受欢迎,原因有二:会说很多风趣话,会说几句中文。杜维明受欢迎,也有两个原因:语言风趣且学养丰厚,中英文均流利运用如母语。两人的区别?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学者。 杜维明名气很大,似乎不需要我过多介绍。所以,我就直接引述百度百科的介绍吧:“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自1981年,一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历史及哲学教授,其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英文维基百科对他还有这么一段介绍:“2001年,杜维明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命为联合国‘名人小组’成员,协助‘文明之间的对话’。” 在“2013中国发展论坛”的间隙,我采访了杜维明。他很慷慨,给了我45分钟。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他赖以成名的学说“儒学第三期”的实现前景,最后,在问及他对中国新领导层和未来中国发展前景的看法时,他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新领导层必须认真面对和应对两大挑战。 “这两大挑战,其实与中国GDP的升降或军事实力的消长无关,但却关乎中国人的心灵和心态。”他严肃地强调。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两大挑战呢? 问:过去10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儒运动的洗礼,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批孔运动,再到八十年代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的反儒思潮,似乎不分左右,属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优秀之列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反儒的。那么,你是如何评价、如何反思这一持续百年的反儒思潮的? 答:我们先来谈谈“五四” 。的确,“五四”时代中国大的思潮是反儒,是打倒孔家店,但是,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想让中国站起来,当时,不管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激进主义,都是爱国的,救亡图存是大家共同关切的。我们需要肯定的是,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就表示他们的文化认同是非常清楚的。另外,我发现有一个现象,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知识精英,有一个强烈的信心,或愿景,就是我们中国最终会站起来。就是说,虽然塑造我们的儒家传统是一无是处,但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所塑造出来的。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家、基督教的神学家、佛教的和尚完全不同。而有良知、有理性、关心国家兴亡,这就是儒家所塑造的最珍贵的传统,这些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自我认同,有对社会的关怀,有对民族命运的一种承诺,他们潜存的、非常珍贵的儒家因素,并没有因为他们激烈地反对儒家、反对孔家店而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所以,从深层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典范的代表,包括鲁迅。 如果再仔细看,“五四”时代反儒、反孔的主要干将都是青年人。胡适是20多岁的年轻人,陈独秀年龄大一些,蒋介石做黄埔军校的校长,也只有32岁。那时是青年的文化,有理想、能够面对现实、强烈的爱国、具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责任感:我们要告诉大家,必须向西方学习,再不学习就要亡国灭种了。如果从比较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看,他们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儒家的“士”的精神。但正因为他们太年轻,现在看来,他们当时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太简单,以为只要把战场打扫干净就可以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了,他们把打倒传统文化(包括打倒儒家文化)的工作看得太简单,结果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殇》的时代,我们发现,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引进的没有引进,该排拒的没有排拒。这说明,“五四”时代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策略是完全失败的,他们的策略就是:把儒家传统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明中精华的精华相对比,其目的主要是想激发中国人向上、激发中国人西化、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心,但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说法,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中国人对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的文化认同给彻底摧毁了,把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给彻底打断了,那样恢复起来很难。印度知识分子没有走这条路,他们走的路正好相反,印度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应对西方挑战的能力,在很多方面比中国知识分子强,所以,我说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向印度知识分子学习,印度现在的一些在国际上有名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有国际视野,一方面又深深扎根在印度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而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少。在季羡林之后的那一代中国学者中,像汤一介、庞朴等人,都已经80多岁了,这一代人受文革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很难建立起与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60岁以后,他们才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但国际视野却相对差一些。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一直在说,我们一方面要反思“五四”,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继承“五四”。现在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说,我们要扬弃“五四”,最好忘掉“五四”,我说,不行,我们必须面对“五四”,研究“五四”,继承“五四”。 问:你除了研究儒学,也研究过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其他文明,也与其它国家的学者有过对话,根据你的研究,能不能说: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国家是在完全否定本土传统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现代化的? 答:确实没有这样的例子。我在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其现代性都与它的本土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不是通过彻底打破传统而实现现代化的,相反,是一个国家的传统塑造了这个国家特殊的现代性。例如,法国的现代性与法国革命的传统密不可分,英国的现代性与英国比较保守的、渐进的、不太突出宗教的传统密不可分,美国的现代性与它的市民社会密不可分,德国的现代性与它的民族意识密不可分,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也将会与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传统,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另外,我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现在还有争议,这个观点就是:现代化过程中是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之外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现代化都做得比较成功,早期有日本,后来又有亚洲四小龙。这就说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唯一的现代化之路,东亚的现代化模式是第二条路,将来还会有第三条、第四条路。 确实,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传统,像儒家文化这样,经历了如此彻底的被否定的过程,其它的一些传统,如基督教,也都经历过强烈的内部批判,但并没有被彻底否定,但儒家却经历了这个过程。从“五四”到1949年,像张君劢、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马一浮等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文化的工作,都是在儒家文化、儒家的政治结构都已残破不堪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他们仍然认为,儒家有它的核心价值。1949年之后,这种工作已经无法在中国大陆做了,相应的工作都是在海外,如台湾、香港,他们认为,儒家和现代文明可以融合,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在1958年共同署名的宣言说的很清楚,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西方也可以向中国学习。到了今天,中国则进入了一种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过程,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是,儒家宽广、全面的人文精神,对解决人类文明遭遇的困境,到底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往前看,儒家文化到底应该怎么走? 你刚才提到《河殇》,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我曾在巴黎与《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在酒吧里聊了一个晚上,后来,他到了纽约,我在波士顿,他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在巴黎酒吧谈的东西整理出来,做成一个对话的形式,发表出来,我说,你现在还是反传统吗?他回答,不不不,我想把这篇对话的标题做成《发掘传统资源》,我说,那不是与《河殇》的精神相冲突吗?他说,《河殇》都是情绪的东西,我当时就清楚我们在干什么。《河殇》的另外一个撰稿人是王鲁湘,他现在在凤凰卫视工作,1985年,我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他是我的学生,选过我的课,他的论文写的是关于孟子的思想,写得非常好。这些人对儒家文化都是心知其义,一方面,他们在口头上反对儒家传统,但另一方面,他们都能体认儒家的深层价值。 《河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要告别黄色土地文明,拥抱蓝色海洋文明。后来,我对苏晓康说,你不要忘记,你离开黄河后,首先进入的是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你首先碰到的是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地方。 问: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谈到传统,就一定是儒家传统?且不说中国古代除儒家之外,还有道家、法家,即使是最近这100多年来,由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大力宣扬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这些理念和价值在中国如今已经深入人心,那么,这些价值是不是也已经成了一种新传统? 答:非常重要,我所提出的儒家第三期发展,谈的就是儒家传统在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儒家从曲阜走向中原,是第一期,从中原走向东亚,是第二期,它能不能有第三期发展,就是从东亚走向世界,就看它能不能融合你说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现代价值。我这四十年来做的工作,就是在促成这个发展。 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文化有三个: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具有区域性影响的文化则包括印度文化和儒家文化,还有影响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日本的神道文化,儒家能不能从区域走向国际,现在我的信心比以前强了很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四十年来,我进行了许多文明对话,我与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不同文化的学者进行了许多对话,我发现,儒家有一个特色,即儒家既要入世,也要转世,所以,关爱地球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儒家从孔子开始以来,把我们居住的地球、把我们的社区、把我们的家庭、甚至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都看作是神圣的。如今,所有的世界性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有这个转向,每一个宗教领袖都要面对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大问题,包括生态、环保问题。而我在文明对话时发现,儒家关爱地球的那个特色,确实可以与其它各种文明相结合。 儒家这个传统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吸收其它各种学说的养分。在古代,中国的传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儒释道。在孔子的时代,儒家就吸收了早期道家的养分,到了孟子的时代,儒家又吸收了墨家、杨朱、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养分,再后来,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又被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所转化,与此同时,佛教又被中国文化所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也成为儒家的资源,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儒学,不可能有朱熹,不可能有王阳明。而到了今天,西方文化就成了儒家文化能够最终进入世界的最重要的助源,也就是说,你越对西方了解的多,你就越能进入世界。所以我说,我们先要做一个“经济人”,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都吸收进来,等充分吸收、融合了这些西方价值,我们才能做“人文人”,才能进一步发展儒家的理想。例如,儒家讲贤人政治,但你必须先达到民主政治的法治,然后,你才可能去做贤人,将来中国老百姓要求投票权,这是不可抗拒的,民主投票、多党制这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你必须先有这些东西,然后才能发展所谓的“中国特色”。 问:现在中国有人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你对此如何评价? 答:现在中国大陆有一批儒者,其中一些人走上了一种儒家原教旨主义的道路,比如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想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我欣赏他们的工作,但我认为,第一,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现实可能性很小,第二,这样提会造成不必要的对抗。 现在中国有三大潮流,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对话的良机。第一个潮流就是自由主义思潮,这是从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思潮,要为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基本的秩序;第二个潮流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这些年来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感到这些年来社会矛盾和冲突太大了,所以要向一般的老百姓、向穷苦的人倾斜,强调重新分配;第三个潮流就是儒学的复兴。我认为,健康的情况是:在文化认同上是儒家,在经济调配上是社会主义,在政治安排上是自由主义。我现在直接介入的一个工作,就是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潮和运动,不仅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政治儒学”等各种儒学学派都可以丰富儒家思想,但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把它变成狭隘的原教旨主义,那对儒家的发展就不一定有好处。 问:那么,中国的民主转型和宪政建设能够在儒家传统中找到养分吗? 答:当然可以。儒家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它可以和世界各种文明对话,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现在已经有了儒家式的基督徒,如“波士顿儒学”;还有儒家式的佛教徒,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有儒家式的犹太教徒,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博士生是以色列人,他在特拉维夫教书,他的一个博士生最近问我:我能不能做一个儒家式的以色列人,我说,当然可以,但如果你要做儒家式的以色列人,你就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外,还有儒家式的穆斯林,如中国的“回儒”。这样讲来,将来,面对21世纪,儒家宽广的人文精神,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传统都可以有对话的机制。你不能想象,有基督教的佛教徒或伊斯兰的犹太教徒,但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儒家。 问:按照这个逻辑,那完全可以有儒家自由主义者、儒家宪政主义者了,对吗? 答:对。徐复观就说得非常清楚,他的理念就是自由主义的儒家,或儒家自由主义。此外,有一位韩国学者,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 问:那么,你对中国新领导层、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呢? 答:中国新领导层已经从过去狭隘的GDP至上主义,变为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另外,中国现在的新领导人已经超越了过去那种工程学的狭隘科学主义,他们也愿意实干,这也是健康的,但如果新领导层没有长远眼光,只是短视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是不会成功的。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有两方面的重大挑战,是中国新领导层必须认真面对和应对的:第一,中国新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宗教的重要性;第二,中国新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的重要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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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5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新人文与启蒙

导读:2007年4月,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在它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和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一道,给杜先生颁发了“人文主义杰出成就奖”。曾获得此奖的还有阿玛蒂亚•森、爱德华•威尔逊等来自不同学科的人文主义者。本期的推送是杜先生在颁奖会上的演讲后所接受的访谈,在访谈中,他澄清了自己所理解之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儒学如何能为此种人文主义作出应有之贡献。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人文主义的重要补充,是由近代以来启蒙思潮的基本特征以及作为与世俗的启蒙主义对立的基督教世界观之内在困境决定的。旧人文与旧启蒙一方面持续制造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持续制造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杜先生则指出,“新人文”或“新启蒙”要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理解日常生活和超越性追求,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Q:我们对于西方启蒙思潮以来的人文主义也比较熟悉。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宗教社会,在美国讨论人文主义是比较容易的,而宣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而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则有些“非同寻常”。目前为止,在美国的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从另一方面来看,获得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和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所奖励的,都是美国本土知识界、文化界、和政界的精英以及其他宗教和文化背景中的代表性人物。根据您的观察,在美国本土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其背景是什么? 杜维明:18世纪以来,很多重要的西方思想家都在讨论《旧约》之中亚伯拉罕把独生子献祭的案例。当然,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基督新教占主导的,如你所言,依旧是一个宗教社会。但是,美国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新英格兰地区,很早就有人文主义的思潮。以哈佛为例,1838年,爱默生在神学院发表了著名的“神学院演讲”,他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并非神,人应该按照道德律令而不是宗教教条生活。在他演讲的中间,有一半的神学家和牧师退场抗议。在他发表演讲的礼堂,我曾经和著名的神学家考夫曼(Gordon Kaufman)有一次关于创造性的耶儒对话。最近几年,可以说美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一直是在成长中,一方面它已经成了美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文主义者的组织也在不断增多。在思想界,比较彻底否定宗教的思想倾向也出现了,比如爱德华•威尔逊在美国科学界和思想界都有很大影响,他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希望科学人文主义可以取代宗教,被称为“新达尔文”。在基督教内部,一直有一派和“三位一体”思想相对立的Unitarian,好像一般翻译为“唯一神教”,这个译名还有问题。唯一神教和马萨诸塞州的渊源很深。比如,哈佛园(Harvard Yard)对面的第一教堂(First Church)是1636年就建立的唯一神教教堂,和哈佛大学的历史一样悠久。唯一神教的教义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现在差不多是最幵明的宗教流派,以至于被认为不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但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影响很大。我几次演讲的时候,都有唯一神教的人士说儒家思想和他们的理念非常接近,我也希望能和他们有进一步的交流。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vmU108s3MaGO6Te2Dezh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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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117_December 2016-January 2017_Philosophy now (a magazine of ideas)_Interview_Tu Wei-ming

Interview Issue 117: December 2016 / January 2017 Tu Weiming Tu Weiming is a philosophy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Chair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is an ethicist and is one of th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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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校报》,杜维明:21世纪的儒学何去何从?

杜维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 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副主席、院士,世界哲学大会 常务委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 在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上,杜维明先生的《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专著荣获国学成果奖。校报记者 见到他时,他刚从韩国讲学归来不久。76 岁的杜维明无疑是繁忙的。采访的第二天,他便在北大主持主题 为“儒家思想在启蒙时代的译介与接受”的国际学术工作坊;12 月 8 日又在英杰交流中心对话台湾经济学 家孙震,探讨“企业伦理与儒家传统”;他还在协助推动世界哲学大会 2018 年首次在中国召开……将近耄 耋之年的他仍在不停、不懈地与时间赛跑,期望将儒学推向更高、更广的平台。 “为公”的儒学 许多人常常将儒学看作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思想,但在杜维明看来,这是对儒学的曲解。实际上,儒学 入世的特点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社会解体的社会现实,孔 子迫切希望百姓的生存环境能得到改善,而孔子认为,改造社会的切入点便是“人” 。 儒学很少讨论“人是怎么来的”,而更关注人是什么、人该是什么。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中的“人”以 “仁”为核心,与天、地、社会相连,与宇宙大化同步发展。人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关系网络的中 心点。人的存在更有超越的一面。人活在世上需要承担“天命”,完成天赋予的协和万邦、协调天人关系的 职责。可以说,人不仅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还是天地万物转化的积极参与者。“维天之命,於穆不已”, 在儒家看来,宇宙的大化与人的自我发展成全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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