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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with Prof. Tu and by Prof. Tu

2013年9月23日,杜维明:学习西方回归传统是当今时代的趋势

[导读]今年8月,杜维明等为中国争取到了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办权,为此,杜维明兴奋地说,经济发展起来后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寻找意义,现在复兴的国学热不会消散。 导语: 新书《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出版,腾讯文化专访谈王阳明价值及儒家传统与国学。 上世纪60年代,正在哈佛大学读博的杜维明,接到秦家懿来自澳洲的电话。秦家懿问他:“听说你要写王阳明的论文,我能不能写?”杜维明笑着回答:“开玩笑!西方写马丁•路德的有一千以上的博士论文,我们两个分享王阳明还不行吗?你随便写,我怎么写都跟你写的绝对不同。”果然,两人的论文出来,秦家懿写王阳明的智慧,范围很大。而杜维明写了青年王阳明的思想历程。这两篇论文,就是前年引进大陆的《王阳明》(秦家懿),与新近出版的《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杜维明)。前者出版一年多时间,已卖过2万册,重印两次,在学术圈内形成一股热潮。   为什么只写青年王阳明?杜维明说他当年只有二十多岁,不能完整了解王阳明的学问和观点,他想从“体证”的方向去了解王阳明。如今,杜维明已是古稀之年,作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对王阳明和儒家的认识早已今非昔比,如何看待王阳明在儒家的位置?怎样理解心学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杜维明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   2010年,古稀之年的杜维明从哈佛来到北大,建立了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并任院长,在中国大陆推广儒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家,本是入世哲学,“学问不出阃帏之间”。杜维明在台湾长大,讲着略带台湾腔的普通人,他对人彬彬有礼,毫无学究气。   今年8月,杜维明等为中国争取到了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办权,为此,杜维明兴奋地说,经济发展起来后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寻找意义,现在复兴的国学热不会消散。 来源: 腾讯文化 邓玲玲/采 2013 年 9 月 23 日 https://cul.qq.com/a/20130923/0163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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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3年9月3日,杜维明:我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死

73岁的老教授杜维明穿着竖条纹衬衫、牛仔裤,一坐下来,他撸起袖子嘿嘿一乐:“有一件事情你也一定会感到高兴,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这可是哲学界的奥运会。”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那一年,世界上一帮哲学家聚在一起召开了首届世界哲学大会。此后,差不多每5年召开一届,到今年已召开23届。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召开,杜维明去参加了,与他一起参加会议的有3000多名哲学家。会议的一项议程是确定下一届会议的举办地,竞争非常激烈,但北京大学居然竞争成功了。   北京大学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国家——巴西。对方是政府出面,联合企业界、学术界一起来申请,打出的拉票广告是:只要世界哲学大会到巴西去开,我们会组织哲学家们畅游里约热内卢。   这真是一个拙劣的策略,给大会执事局执行委员(一共30余名)杜维明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在发言中讲到了哲学大会应该到中国召开的几个理由:一,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找寻意义;二,当代哲学违背了希腊哲学的传统,日益成为专家之学,哲学需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面对大问题发言,而当代中国不缺大问题;三,西方哲学从希腊开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冲突,可是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   他说服了世界哲学大会。高兴之后,他更感到悲凉。在首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之后113年时间里,中国告别了帝制时代,建立了第一、第二共和国,承办一个哲学大会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作为当代儒家思想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回看国内哲学界情形,他都感到害羞。 来源:腾讯文化 中国企业家杜维明、萧三匝 2013-09-03 https://cul.qq.com/a/20130903/013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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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4日,杜维明:中国现代化不能只走富强这条路

6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博雅塔下一处幽静的办公地点,身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接受本报采访,从对青年的期望谈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国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谈到不同价值的互动,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谈到中国的富强之路。当然,也少不了他对大陆新儒家的认识和评价。 自我定义 “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后会选择回到北京大学? 杜维明:2010年,我决定离开哈佛到北大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实际上并没有退休,仍是哈佛的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希望能开展文化中国的认同,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伦理以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等研究论域。我也很想为北大本科生提供“会读”《大学》和《中庸》和参加“文化中国人才班”的机会。 我虽然直接介入行政,但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组织的学术活动很多,如演讲、工作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我经过了古稀之年,有强烈的意愿要进行“笔耕”的文化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了三本反映我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思路书,三联书店准备在7月前陆续出版八本我在1989年出版的学术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用繁体排印的学术论集。另外,我在一本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书中收有我回应何炳棣批评我诠释方法的长文。我目前正在撰写的是《21世纪的儒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多年我不断地和英语世界的学术高人对话,包括了在社会理论、神学、宗教学、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造诣极高的思想家。我正在整理这些资料,准备以双语版的形式刊行。我希望高研院能在北大发展有国际视野而且有创意的人文学研究。 我并没有“宣传”儒学的意愿,更没有向北大学生弘法或传教的兴趣。这一点我的立场很坚定。记得1986年把我应聘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汤一介院长在介绍词里说我在世界各地宣传儒学,不仅是位学者而且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据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严正地表示,对我而言,“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我的自我定义是思想家,具体地说是扎根儒家心性之学的哲学家。我想在文化中国地区之外,在英语世界、欧洲、东亚、东南亚、印度及俄罗斯我活动的领域都是哲学界(或广义的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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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7日,杜维明:知识人曾经代表天 现在却出现认同危机

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时,我们往往离不开谈论政治。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知识分子的底线和操守在哪里?这是人们一贯感兴趣的母体话题。在接受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专题采访时,中国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谈到,”我们需用’知识人’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曾是当家作主。然而,古代的知识人不同于当下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体制划清界线,有抗议精神,否则你就不是知识分子,杜维明称这条认识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发展为一个阶层,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毛和皮的关系,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阶层。与之相对地是,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关系密切,风骨却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甚是滑稽。 本文系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策划的访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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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4日,杜维明:儒学的机遇与挑战

主编手记 听说要采访杜维明,《侨报周刊》记者李琳主动请缨。她采访过杜维明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李琳介绍说,第一次去哈佛燕京学社见杜教授那天,他还为她讲《四书》。听讲的是几个哈佛学子,围坐在长桌边。那日讲的是《孟子》,杜教授安然坐着,一段一段讲解答疑。李琳在一旁听着,感觉时光仿佛倒流,而杜教授仿佛旧时的私塾先生,只缺了戒尺和长袍。那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位安详的老人就是名贯中西的大学者杜维明教授。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昆明,少时随家迁至台湾,青年时代入读东海大学中文系,专攻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杜维明得以来哈佛研究哲学,师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杨联升两位教授。作为学者,杜维明教授在美国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第一位华裔系主任,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华裔社长,更是第一位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的中国学者。顶着如此众多的光环,杜维明教授在华语世界里已成为当世传奇,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儒。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本文“启蒙与现代主义”部分参考了黄万盛著述《革命不是原罪》一书中《启蒙的反思:与杜维明的对话》章节。 受访人——杜维明 采访人——李琳协调人——黄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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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杜维明:中国大陆该向台湾学什么?

儒家学者杜维明说,台湾社会的软件值得中国大陆学习,例如公车、捷运上的“博爱座”,人们讲话温和,没有暴戾之气,服务业水准高,富而好礼。多元的公民社会也是民主的土壤。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引发中国大陆民众广泛关注。学台湾经验是一种共识,但该学什么,却众说纷纭。从北京来香港讲学的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周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尚没有台湾那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民间社会),这或许是大陆目前最需要的,公民社会要多元化,没有多元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民主。他从宗教、文化认同谈到公民社会,认 为公民社会离不开群体和批判的自我意识,当然必须落实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实习生毛莹、姚舜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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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4日,杜维明:社会“病”了,但“元气”尚存

【访谈动机】 一见记者面,杜维明便笑着说:“原来,‘我们的社会病了’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啊。” 今年 5 月 21 日,第 540 期《国际先驱导报》推出核心报道“我们的社会病了”,指出 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缺失信仰、严重畸形化。这一观点与此前杜维明的呼 吁“异曲同工”。 去年 9 月,杜维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奥运向国际宣示了中国文化美好的 一面,令世人惊叹,可是‘毒奶粉’、‘毒饺子’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却暴露出某些中国人 人文素质的缺乏,即使再举行 10 个奥运,也难于弥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负面形象。” 作为当代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几十年来,一直为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思 想教育活动而奔走。他疾呼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创办人文精神国际论坛,倡导对 话的文明,发扬宽容与包容的对话精神。 有人说,儒家伦理对勤奋、节约、家庭观念、团队精神,以及人际网络的重视,是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促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那么,伴随着中国市场经 济的日益深化这一大背景,新时期儒家学说是否能为中国的“精神病状”找到“药方”?抑或重 建崇尚“仁义”的久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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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日,杜维明 袁伟时: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 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 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 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 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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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9日,杜维明:精神危机带来文化自觉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转型意味着有很多滑坡,但正因为大家忧虑,文化自觉开始起来。现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健康的文化认同的主线,一方面是自信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能力应该很强,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对世界造成威 胁。 年过七旬的杜维明回到北大,创办高等人文研究院,引来学界的关注。在未名湖的诵 经阁里,他纵谈对儒学的最新理解,“我每每都有些新想法”。而从他呼吁将孔子诞辰日作 为尊师日,也看出他在策略性地将自己的想法推展到实践。 同为现代儒学最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广者,杜维明与余英时是两个极端,余英时 1978年访问大陆后便不再来,第一次成了最后一次。但今天的杜维明却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大 陆,成了另一个极端。“不投入大陆,所有的儒学研究都只能是边缘,没办法”。 纯粹政治化的儒家是最大的威胁 南方都市报:您为什么呼吁将 9 月 28 日孔子诞辰日作为尊师日? 杜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力度很大,每年哲学日(编者按:11 月第 3 个星期 四)这一天,世界各地哲学家都被邀请。莫斯科和智利分别承担过一次,今年要在德黑 兰。尊师日如果建立起来,大概也有这个可能性。后来我说,不要把教师节改了,把 9 月 28 日作为尊师日就行了。我在想,在这一天,如果你的老师已经过世,那么你可以怀念 他;如果他还在世,那么你可以尊重他,各种不同的形式,主要是心灵的感恩。自然世界 之外,我们还有意义世界和精神的生命,这都是那些老师塑造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 明,犹太文明和佛教,都有对其大师的尊重。现在这个算是小型的学术界内部的运动,希 望它慢慢能够扩大。 很多人怀念“文革”,那时大家诚实,为人民服务,牺牲自我,雷锋精神,但那是最糟糕 的时代,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文化自觉,顺着一条路,不相信自己,相信红太阳,亲情完全 崩溃。那是真正摧残中国文化的时代,所谓的夜不闭户,人民诚实忠诚,都是虚伪的,非 常危险。改革开放之后,改变很大,正面意义远远超过负面。但我们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 题,过分强调经济主义。我们现在处于转型阶段,转型就意味着有很多滑坡。但是,正因 为大家忧虑,文化自觉开始起来。现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健康的文化认同的主线,也包括台 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华人。 文化认同一方面是自己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进行自我批评自 我反思的能力应该很强,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对西方文化造成威胁,如果是威胁性的, 还未起来,扼杀的力量就会很大,也不能使得还没有发展到同样水平的国家,包括印度, 感觉到我们自私自利,掌握了他们的资源,所以文化认同应该开放。但确实很难。最为关 键的是知识精英,一般的人能存活就有尊严,有些知识精英是这样的,无恒产而有恒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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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009年12月30日,杜维明:梦想的中国是精神文明的大国

摘要 儒家很可能被政治化,可能被与儒家核心价值相违背的力量所腐蚀,譬如儒家是非常重视社会和谐的,但是和谐变成协同一致,这是“和”还是“同”?儒家的“和”,差异化非常重要,“和而不同”。完全把“和”的价值机械地消解成“同”,对儒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儒家一直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反思能力,乃至对政治、社会批判的能力,甚至抗议的精神。假如说这成为支持现实利益的一种借口,或者作为一种工具,这是很危险的。 西方价值有普世意义,东方价值同样有普世意义   凤凰网资讯:未来十年后,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之间会以什么样的格局来存在?   杜维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将来大概不会只是东西文化的核心价值对话,是更广的东西南北。所以我说我们的关注点,除了北美和欧洲以外,对印度、拉美、伊斯兰世界、澳洲等各个地方的核心价值都要关注,我们的参照要扩大,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于非东即西这种道路。甚至我还认为现代化过程中间,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也就是现代性之中传统的塑造力,以前总认为传统是现代之外;现在发现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现代性也有一种塑造作用。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不完全在经济,应该是在文化。文化的影响力,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儒家可以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对话,不是和其他大的思潮之间抗衡的关系,而是兼容并包的关系。如果不能够走到那条路上,它只是变成一种区域的、地方的价值,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要成为普世价值,应该跟现在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普世价值进行对话。   我认为现在文明之间的对话,最低要求也是最必要的条件,就是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和人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国与国之间,这个可以成为一个重要机制。如果我们的视野比较宽阔,所考虑的问题比较长远,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问题,而是国际秩序的问题,同时还要是人类的存活问题,也就是生态环保,这些问题都来考虑,都成为我们关照的对象,那我觉得东亚所代表的儒家传统,它的说服力就不只是限制在东亚,这个说服力也不应该来自有意造作的软实力,而是应该把发扬它的核心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注:以上稿件为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出品,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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