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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with Prof. Tu and by Prof. Tu

2013年6月7日,杜维明:知识人曾经代表天 现在却出现认同危机

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时,我们往往离不开谈论政治。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知识分子的底线和操守在哪里?这是人们一贯感兴趣的母体话题。在接受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专题采访时,中国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谈到,”我们需用’知识人’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曾是当家作主。然而,古代的知识人不同于当下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体制划清界线,有抗议精神,否则你就不是知识分子,杜维明称这条认识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中国注定走不通。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发展为一个阶层,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毛和皮的关系,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问题,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阶层。与之相对地是,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关系密切,风骨却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甚是滑稽。 本文系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系列策划的访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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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企业家》,杜维明:忧心如焚正是重建传统的契机

【摘要】 :正不同于西方基于长期战略提出的”软实力”,杜维明认为,中国的文化重建,需要立 足于当下人人心中的担忧。这是”文化自觉”,也是传统重建的契机。 2010 年在自己的哈佛大学退休报告会上,教授杜维明被学者王德威打趣地告诫:”小心被 harmonized”。打趣的典故是,杜维明退休后的计划是返回中国,在北京大学的高等人文研究 院任职,传播他所推崇的现代新儒家思想。 他称自己为“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 ,关注传统文化如何与中国现代化接轨。1980 年 代起,杜维明便是中国文化学术圈里的红人。当时,思想解放、中西碰撞时中国社会具有时 代特征的深刻景观,杜维明携着他对儒学现代化的研究往返于中美之间,为很多人卸下思想 上的负担与误解,启发了人们对西方、儒家、传统的再思考。进入 1990 年代后,中国一头 扎入经济建设,除了商人与商业,其他人士在其它方面的诸多诉求与幻想皆主动被动破灭, 类似杜维明的人与声音,似也一度淡出中国。但,没有精神依托的人与社会,终将惶惶如丧 家之犬。20 年过去,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必须盘整文化、在精神上再度出发的时候。 今年将满 72 岁的杜维明,看上去只有五六十岁的年纪,现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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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4日,杜维明:儒学的机遇与挑战

主编手记 听说要采访杜维明,《侨报周刊》记者李琳主动请缨。她采访过杜维明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李琳介绍说,第一次去哈佛燕京学社见杜教授那天,他还为她讲《四书》。听讲的是几个哈佛学子,围坐在长桌边。那日讲的是《孟子》,杜教授安然坐着,一段一段讲解答疑。李琳在一旁听着,感觉时光仿佛倒流,而杜教授仿佛旧时的私塾先生,只缺了戒尺和长袍。那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位安详的老人就是名贯中西的大学者杜维明教授。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昆明,少时随家迁至台湾,青年时代入读东海大学中文系,专攻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杜维明得以来哈佛研究哲学,师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杨联升两位教授。作为学者,杜维明教授在美国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第一位华裔系主任,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华裔社长,更是第一位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的中国学者。顶着如此众多的光环,杜维明教授在华语世界里已成为当世传奇,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儒。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本文“启蒙与现代主义”部分参考了黄万盛著述《革命不是原罪》一书中《启蒙的反思:与杜维明的对话》章节。 受访人——杜维明 采访人——李琳协调人——黄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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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杜维明:中国大陆该向台湾学什么?

儒家学者杜维明说,台湾社会的软件值得中国大陆学习,例如公车、捷运上的“博爱座”,人们讲话温和,没有暴戾之气,服务业水准高,富而好礼。多元的公民社会也是民主的土壤。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引发中国大陆民众广泛关注。学台湾经验是一种共识,但该学什么,却众说纷纭。从北京来香港讲学的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周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尚没有台湾那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民间社会),这或许是大陆目前最需要的,公民社会要多元化,没有多元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民主。他从宗教、文化认同谈到公民社会,认 为公民社会离不开群体和批判的自我意识,当然必须落实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实习生毛莹、姚舜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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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4日,杜维明:社会“病”了,但“元气”尚存

【访谈动机】 一见记者面,杜维明便笑着说:“原来,‘我们的社会病了’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啊。” 今年 5 月 21 日,第 540 期《国际先驱导报》推出核心报道“我们的社会病了”,指出 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缺失信仰、严重畸形化。这一观点与此前杜维明的呼 吁“异曲同工”。 去年 9 月,杜维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奥运向国际宣示了中国文化美好的 一面,令世人惊叹,可是‘毒奶粉’、‘毒饺子’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却暴露出某些中国人 人文素质的缺乏,即使再举行 10 个奥运,也难于弥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负面形象。” 作为当代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几十年来,一直为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思 想教育活动而奔走。他疾呼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创办人文精神国际论坛,倡导对 话的文明,发扬宽容与包容的对话精神。 有人说,儒家伦理对勤奋、节约、家庭观念、团队精神,以及人际网络的重视,是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促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那么,伴随着中国市场经 济的日益深化这一大背景,新时期儒家学说是否能为中国的“精神病状”找到“药方”?抑或重 建崇尚“仁义”的久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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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日,杜维明 袁伟时: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 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 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 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 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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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9日,杜维明:精神危机带来文化自觉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转型意味着有很多滑坡,但正因为大家忧虑,文化自觉开始起来。现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健康的文化认同的主线,一方面是自信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能力应该很强,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对世界造成威 胁。 年过七旬的杜维明回到北大,创办高等人文研究院,引来学界的关注。在未名湖的诵 经阁里,他纵谈对儒学的最新理解,“我每每都有些新想法”。而从他呼吁将孔子诞辰日作 为尊师日,也看出他在策略性地将自己的想法推展到实践。 同为现代儒学最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广者,杜维明与余英时是两个极端,余英时 1978年访问大陆后便不再来,第一次成了最后一次。但今天的杜维明却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大 陆,成了另一个极端。“不投入大陆,所有的儒学研究都只能是边缘,没办法”。 纯粹政治化的儒家是最大的威胁 南方都市报:您为什么呼吁将 9 月 28 日孔子诞辰日作为尊师日? 杜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力度很大,每年哲学日(编者按:11 月第 3 个星期 四)这一天,世界各地哲学家都被邀请。莫斯科和智利分别承担过一次,今年要在德黑 兰。尊师日如果建立起来,大概也有这个可能性。后来我说,不要把教师节改了,把 9 月 28 日作为尊师日就行了。我在想,在这一天,如果你的老师已经过世,那么你可以怀念 他;如果他还在世,那么你可以尊重他,各种不同的形式,主要是心灵的感恩。自然世界 之外,我们还有意义世界和精神的生命,这都是那些老师塑造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 明,犹太文明和佛教,都有对其大师的尊重。现在这个算是小型的学术界内部的运动,希 望它慢慢能够扩大。 很多人怀念“文革”,那时大家诚实,为人民服务,牺牲自我,雷锋精神,但那是最糟糕 的时代,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文化自觉,顺着一条路,不相信自己,相信红太阳,亲情完全 崩溃。那是真正摧残中国文化的时代,所谓的夜不闭户,人民诚实忠诚,都是虚伪的,非 常危险。改革开放之后,改变很大,正面意义远远超过负面。但我们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 题,过分强调经济主义。我们现在处于转型阶段,转型就意味着有很多滑坡。但是,正因 为大家忧虑,文化自觉开始起来。现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健康的文化认同的主线,也包括台 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华人。 文化认同一方面是自己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进行自我批评自 我反思的能力应该很强,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对西方文化造成威胁,如果是威胁性的, 还未起来,扼杀的力量就会很大,也不能使得还没有发展到同样水平的国家,包括印度, 感觉到我们自私自利,掌握了他们的资源,所以文化认同应该开放。但确实很难。最为关 键的是知识精英,一般的人能存活就有尊严,有些知识精英是这样的,无恒产而有恒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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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009年12月30日,杜维明:梦想的中国是精神文明的大国

摘要 儒家很可能被政治化,可能被与儒家核心价值相违背的力量所腐蚀,譬如儒家是非常重视社会和谐的,但是和谐变成协同一致,这是“和”还是“同”?儒家的“和”,差异化非常重要,“和而不同”。完全把“和”的价值机械地消解成“同”,对儒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儒家一直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反思能力,乃至对政治、社会批判的能力,甚至抗议的精神。假如说这成为支持现实利益的一种借口,或者作为一种工具,这是很危险的。 西方价值有普世意义,东方价值同样有普世意义   凤凰网资讯:未来十年后,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之间会以什么样的格局来存在?   杜维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将来大概不会只是东西文化的核心价值对话,是更广的东西南北。所以我说我们的关注点,除了北美和欧洲以外,对印度、拉美、伊斯兰世界、澳洲等各个地方的核心价值都要关注,我们的参照要扩大,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于非东即西这种道路。甚至我还认为现代化过程中间,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也就是现代性之中传统的塑造力,以前总认为传统是现代之外;现在发现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现代性也有一种塑造作用。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不完全在经济,应该是在文化。文化的影响力,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儒家可以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对话,不是和其他大的思潮之间抗衡的关系,而是兼容并包的关系。如果不能够走到那条路上,它只是变成一种区域的、地方的价值,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要成为普世价值,应该跟现在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普世价值进行对话。   我认为现在文明之间的对话,最低要求也是最必要的条件,就是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和人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国与国之间,这个可以成为一个重要机制。如果我们的视野比较宽阔,所考虑的问题比较长远,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问题,而是国际秩序的问题,同时还要是人类的存活问题,也就是生态环保,这些问题都来考虑,都成为我们关照的对象,那我觉得东亚所代表的儒家传统,它的说服力就不只是限制在东亚,这个说服力也不应该来自有意造作的软实力,而是应该把发扬它的核心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注:以上稿件为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出品,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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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2009年7月17日,杜维明: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美国社会

杜维明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长期以来,他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当今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对话来消除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近日,《文汇报》记者在哈佛大学对杜维明教授做了专访。   一、现在正是重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   文汇报: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并阐发新儒学。在21世纪,我们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儒学传统?   答:任何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都是复杂的,有精华,有糟粕。伟大的传统都是如此。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批评儒学的时候,把它的糟粕用放大镜查找出来。儒学糟粕的根基是假三纲、权威主义、小农经济意识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些糟粕与现代社会都不太相符。可是,儒家作为精神文明,在塑造中国人的人格和中华民族的心灵启迪方面,每个人都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做人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宇宙乃至人与天下的关系。这些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传统从正面意义来看就是历史的记忆,它是一个积累,也是塑造一个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假如一个民族丧失了记忆或发生健忘症,认为过去的东西不堪回首,这是切断传统。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传统内容非常丰富。中国从商周以来历史的记忆就很强。而现代文化的传统因素则越来越少。现在看来,记忆的忘却使我们的创造性受到影响。以前认为只要切断传统,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发展,我们的创造力就出来了。其实不然。在21世纪再回过头来看,如果开放不够,人文领域的创造性就会受影响。如果人文文化的底蕴不够,也会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面对西方的挑战,现在正是我们重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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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日,杜维明 岳黛云:关于现代性的访谈和对话

为了纪念《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同时也作为下一个十年的开端,北京大学的乐黛 云对哈佛大学的杜维明进行了一次有关现代性及其未来发展的访谈和对话 , 主要围绕 “ 现代 性本身是多元的 ,还是现代性就是现代性 ,只是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发展 ? ” 也就是说 “ 现代性 是否有其核心价值 ? 只有具备这一核心价值的才能称为现代性 ? 这一核心价值又是什么 ? ” 乐:在《跨文化对话》这本刊物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现代性。我们在南京 会议上也讨论过,但没有一致的结论,仍然存在着疑问:现代性是一个复数概念,可以有多 种不同的现代性呢,还是一个单数概念,只有一个现代性,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 现代性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多元的?现代性有没有质的规定性,有没有它 的核心价值,若有,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否体现这个核心价值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 式?另一种说法是现代性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欧洲的现代性与美国的现代性尚且不同,亚 洲的现代性与非洲的现代性就更不同了!我们在南京跟法国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明 确的结论。我们特别希望在《跨文化对话》这个刊物中能不断深入,真正把“对话”的特色突 显出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能够怎么展开?是我们目前常 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考虑得已经很久了。 杜:还是在考虑的过程中。 乐:当然了。我们都是在考虑的过程中,如果有了结论,问题就结束了。好,对这些问 题我准备听你的高见。 现代性讨论的历史回顾 杜: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深有感触。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机关报,叫 Daedalus, 好几年以前,出过一个专号叫《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这个现代性是复数, 是多元的。这主要是我和在比较文化学上有影响力的艾森施塔特(Shmu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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