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Thursday May 24th, 2007

2007年5月24日,康桥清夏访硕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胡治洪)

 经业师郭齐勇教授安排,笔者于今年(2001)五月获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邀请,前往进行访问研究。杜先生在繁忙的学术和公务活动间隙中,安排时间与笔者进行了多次交谈,谈话内容涉及杜的学思进程、师友影响、问题意识、学术实践、论域开展、理论期许以及批评回应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表露了杜的儒学观、中西文化观及其形上学思考。凡此不仅对于杜维明思想研究、而且对于现代新儒学乃至人文学研究,均具参考价值。兹将访谈记录整理发表,以飨学界。由于杜先生非常繁忙,无暇审定本文,故所有文责概由笔者承担。    早年学历  入道机缘     胡:杜先生,您好。十分荣幸有机会拜访您。有关您的访谈文章,见诸报刊的已经不少。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多着重于学术和思想方面,这当然也是我要请教的。但我首先想从您的生平行履、学思进程这类起始性问题进入,比如您是基于何种机缘选择儒学作为终生事业,又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另外,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您就基本上生活于美国,您也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是西方文化的“受惠者”。那么能否比较全面具体地谈谈哪些西方学者对您的思想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又如何促进了您的儒学研究?所有这些情况正是把握您的思想构成、评价您的思想地位的必要前提。     杜:我接触儒学是在台湾建国中学时期。当时开设“民族精神教育”课,实际上就是政治说教课,与升学没有关系,很多学生没兴趣。讲授这门课的老师名叫周文杰,当时三十多岁,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他在全班五六十名学生中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人,进行特别讲授。一开始,他给我们讲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作品,培养我们对于古典的兴趣,然后进入“四书”。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每个周末讲一次,并要求我们细读经注,深扣字句。正是他使我初步了解到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了解到何为人、如何成人、内外打通一类问题,了解到儒家的人禽、夷夏、义利、王霸之辨,也聆受了“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教诲。从那时起,我对儒家文本产生了亲合感,有了尚友千古的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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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24日,论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胡治洪)

“文明对话”是杜维明于1990年开展的一个论域。①如同杜维明开展的其他论域一样, “文明对话”作为人类文明交通方式的一种概括,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性格。在当今全球化与根源性两个向度均深入开展、现代性中的传统愈益凸显、西方与西方之外绝对二分语境中由启蒙心态所型塑的现代西方强势文明已使人类发展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文明对话具有前所未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毋庸赘言,文明对话得以进行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多种文明的并存。在现代以前的漫长时期,多种文明并存一般只需满足诸文明在时间上同在以及在空间上接近或可能接近等自然规定性即可实现。但是,自从现代化进程于18世纪后期在西欧发生并进而在世界范围扩张以来,随着西方价值标准凭借其物质和制度文明优势而逐渐成为强制式的普世性“游戏规则”,多种文明并存的自然规定性的意义相对甚至绝对减弱,而诸文明按西方价值标准所定义的性质则逐渐成为判断其是否“存在”或在何种时空坐标轴上存在的重要因素。在黑格尔、韦伯等西方思想家看来,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影响其“并存”的巨大时差,而弥补这种时差的唯一途径就是非西方文明趋向西方文明的同质化演变,这样,作为文明对话必要前提的多种文明并存的状况当然是不存在的。②   西方思想家关于东西文明时差以及西方一元现代化的论说曾经强烈影响了19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并通过他们影响到各该社会的不同阶层,甚至于至今余波未泯。日本明治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土耳其基马尔的世俗化改革乃至废止阿拉伯字母改用罗马字母的政策,中国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论,都是以现代西方文明为趋归,主动否认本有文明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并存的资格,自愿居于“学习的文明”的地位,而推崇现代西方文明为“传授的文明”,因此当然也就谈不上“文明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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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07年5月24日,修身(杜维明著 胡治洪译)

国哲学可以被视为基于修身的洞见而形成的思想。埃提恩纳·巴拉兹(Etienne Balazs)断言,所有中国哲学都是社会哲学,即使中国思想家们专注于形上思考,但他们迟早会回到当下世界的实际问题。①对于具体生活领域的关怀给人一种印象,即中国思想界特别关注涉及人类境况的社会层面,以致于群体的观念优先于个体自我的概念。人类学研究对于中国人的耻感与西方人的罪感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即外在的社会评价而非内在的心理约束界定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社会学文献中普遍记载的“要面子”的技巧是理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管钥,这也突出了中国人在伦理上是以外在境况为中心的。   遵循这一思路,便不难想象中国哲人何以既不关心超越的对象,也不关心内在心灵。他们对于造物主、宇宙生成、上帝存在一类终极实在的问题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究心于意识、自我、道德抉择一类精神问题。确实,作为社会哲学的中国哲学仅仅只沉浸在行为正确、家庭和谐、政治有序、天下太平这些问题之中。甚至是那些强调自我美感经验的思绪,也都被密切联系于高度礼仪化的人际关系世界。事实上,按照意识反映并且批评社会及其固有的社会学这一观点,作为社会约束之解放的自发精神应该受到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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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07年5月22日,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杜维明的东亚发展观析论

摘要: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杜维明认为儒家传统中具有“以‘学做人’为核心的启蒙精神”。对“人”的深度反思和“学做人”是儒家传统能够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也是东亚式“现代性”的“灵根”。体现“东亚企业精神”和东亚“新文明”色彩的“新儒家伦理”是一种对“西方的冲击”的“创造性回答”。对“东亚的新型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其基本点是对“责任感”的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对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集体或者我们的国家。”杜维明认为,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是“很难成立的”。 “除非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东亚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一幅连贯的图景。在“地球村”式的“新轴心文明时代”,儒学发展的前景如何?杜维明认为,儒学将会在儒家知识分子自觉反思的基础上,回应西方文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发展出一种建设性和融合性的“新人文精神”。假若真有一个“第二轴心文明时代”,则“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可期的。   关键词:工业东亚;新儒家伦理;新轴心文明时代;新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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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07年5月22日,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

 【内容摘要】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始,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题展开了运思,提出并阐释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有其显而易见的历史感和较为实际的理论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当代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该问题的阐释仍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关键词】文化中国  三个意义世界 公共知识分子 公民社会 文化的现代转换   “文化中国”在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中占有一定位置,①也是他近年来特别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关注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谋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中,便贯穿着“文化中国”的理念。然而,在国内对当代新儒家的研究中,这一命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杜维明“文化中国”的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中不仅可以管窥到第三代新儒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走向与构建的深度关切和深切期待,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不无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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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007年5月19日,《原道》、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访杜维明教授

访问时间:2004年11月11日访问地点:中山大学哲学系   陈璧生(《原道》编委):《原道》杂志于1994年由陈明先生创办,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原道》是九十年代初国学兴起的产物之一,中国思想界经历了这十年的变化,当初跟《原道》一起的一批刊物例如《学人》等都已经停刊了,但是《原道》还在坚持着,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原道》在开卷语中说:“如果正大踏步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中国,其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原道》这十年来都在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教授: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我想陈明先生和《原道》也是想在这个方面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北大的楼宇烈教授也谈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不是说定性之后就变成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完全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我想陈明先生也接受“文化的主体性”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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