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aturday November 25th, 2017

2017年11月25-26日,儒商论域2017:儒商如何面向全球,知行合一

儒商论域首日,与会嘉宾大合影 【导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1月25-26日,杜维明、项兵、华生、赵东成、郭少棠、樊和平、克里斯托弗·司徒克伯格、苏勇、胡葆森、周立、张志宏等数百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与企业家代表等同道齐聚北大斯坦福中心,参与由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与长江商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儒商论域《学以成人与儒商精神》。而“学以成人”这个话题亦是明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在天地群已的框架之下,论坛期望把学以成人的教导与儒商精神的建立和认同联系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商业伦理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在2016年,儒家圈的八个经济主体的GDP已经分别超过美国和欧盟,稳居世界第一,儒商精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会起到什么作用?“学做人”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所有职业精神的根本所在,如何在做人经商的过程中实践儒商精神并成就自己?一系列的疑问和讨论浓缩在了两天的密集交流中,主题演讲、对话、圆桌研讨等多重形式的交锋尽显“君子和而不同”。 儒家精神在企业实践中的体悟:择善固执、仁者爱人 胡葆森:我的国学启蒙是在1972年上高一的时候拿到了手抄本的朱子治家格言。虽然开始对国学没有太深的学习,但是记住了一些我认为是经商必须要记住的东西,如量力而行、厚德载物、择善固执。在制定企业战略时只要记住这些就可以心不躁、人不乱。当下社会变化越来越快,但人性没有变。在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讲究知行合一。 张志宏:对于用哪种精神来引领企业并贯彻它的行为和规范,我认为儒家精神流淌在每个学派里,在企业中是最容易得到共同认可和认知的思想。当然,学问要求精深而广,企业要求简单直白。所以在企业里我们要用简单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去贯彻,比如说仁者爱人,以人为中心。从观念上来讲,企业不能以营利为中心,要以价值为中心。企业始终在谈生意,生意就是生活的意义。企业的产品就是为他人的生活创造美好的意义。所以说仁者爱人及企业的价值观在儒家上是非常统一的。 儒商既扎根本土,又面向全球 杜维明:儒家传统本身如果有变化、有发展,它应该有很多自我调节的机制。我们这一代人主要讨论儒家和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中国文化从前并没有“世界公民”的观念,但现在的精英,特别是企业界的精英,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国际视野。而儒家从各方面来看因为根源性特别强,所以有其局限性。如何能够突破儒家的根源限制,但不淡化根源性的厚度,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企业界能够发挥的重大作用就是它的全球性和国际化,可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发言权、有影响力,但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根源历史,企业也在发展本土性和地方性。 我们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无论如何不能只是局限在中国的特殊层面,应该具备开放、包容、多元的精神,是一种一直在学习的过程。 蒋英华: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儒商精神带到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中。我认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其利润、增长点也会因此而来。文化在精不在多,比如《老子》的五千字,不多但是很实用,相信儒商精神里的核心和精髓也能带领企业家走向世界。 刘志伟:山西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晋商最大的经商理念就是儒家的思想,他们从来都是“儒”与“商”的有机结合体,而儒商结合早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走出去”了,比如茶叶、盐的贸易最初都是由山西商人进行的国际化贸易,这些都是我们以往优秀的历史。在国际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很多企业去国外并购,这是很好的国际化步骤,但是无论企业做多大,总要“回家”,最终都要追寻人与内心的统一。山西晋商之所以是儒商的代表,他们赚的钱很大一部分用来回馈教育,所有大的家族都有自己的私塾,为的就是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山西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把商业做好,把人做好”是对儒商精神最好的诠释。 “知行合一”是企业家精神的特点,创新是其本质 华生:并非文化水平高的企业家就是儒商,文化水平低的就不能成为儒商,企业家的特点在于知行合一,他们考虑的东西每天都有实践在检验,所以这个恐怕也是企业家在商业世界进步比较快的原因。而企业家精神本质则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开创的精神。 张志宏:常规讲的俗话,比如说“人无我有”。“有”就是一种价值。对企业家而言则是“人有我新”。尽管大家都有,但是我能做得更好一点,更新一点,就创造了价值。“人新我廉”,我的产品与别人的产品相比成本更低也同样是价值,其中也有技术创新等等。 吕力:由于社会的客观因素,我们以往的儒商创新不足。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社会责任,我认为儒商如果把创新当作一种责任,一种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那么中国企业将焕发出更大的创新意识,把创新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会看到儒商对世界更大的贡献。 郭少棠:考虑伦理以及企业家精神中最关键的是责任感。过去三十年,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走向很多新的重要趋势。第一既是全球化同时又有本土的特点,第二是后现代的多元性或者多元现代性的特点,第三是过去几十年在数码化中间整个社会人的关系变成去中心、更碎片化的发展。建立重新出发的一个模式,即把所谓的伦理结合成一种全面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中间特别提到连贯性、结合性、分辨与超越,可以发现,所有的因素都在互相影响,融合了许多思想传统。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儒学的创新带来了机遇 克里斯托弗·司徒克伯格:第一,宗教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价值观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希望能够从儒商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谈网络或者虚拟世界的安全问题,因为这对于目前或者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科技发展方面已经非常领先,从儒家这个角度,尤其是在卫生保健这个领域,未来科技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是互利共赢的问题,反思一下如果别人对我们不好的话,我们是不是依然要对他们好呢?如果我们走向极端可能会引发战争,如果别人对我不好我仍然要对他们好。总之,从情感角度看,我们不一定非要做慈善,而是应当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 郭少棠:现在这个时代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时代,所以目前考虑未来儒家在世界文化以及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贡献。首先,用儒家角度看待未来科技的发展,一定需要世界公民的视野。其次,要用生态、动态的角度看待生态与处境的问题。通过一个世界的视野,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结合本土精神以及知识经验。 华生:儒学的优势在于它专注于人文伦理,基本上解决的是道德伦理的问题,是入世的学说,基本上不怎么考虑出世。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它用积极的方式解释造物主怎么安排世界、灵魂将来怎么安置。近代科学进步发展对传统宗教有冲击,但是人类对出世、对精神寄托的需求始终还在,这给哲学界、伦理界等人文科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果儒学能在这个时候有所创新,能够回答现在不断出现的新空白,我觉得就是现代中国人文科学者对中国及世界文明的贡献。 张志宏: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设定的,所以诸教都是人教,诸神都是一神,所有的问题还是应回到人的精神寄托及“和而不同”。而儒家优秀的“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利于大家的沟通。 工匠精神与心学对照:君子不器,不忘本心 杨儒宾:中国有很强的心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自佛教引入之后,心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在大背景下谈工匠精神非常有意思,因为心学主要的光环是安身立命,基本是主体哲学。 中国传统的器和物的发展会增加人民的福祉,这种观点在儒家有很强的传统。朱子的格物穷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安身立命、道德与人格的完成,不能只是默坐澄心。物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被实践的。朱子的哲学里隐含对事和物的创造,但伦理负担比较强,研究物与主体之间的密切关联最好的题材是庄子,他继承了儒家的精神。庄子注重物的意义,更注重物的创造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人格的完成和事物的完成不可分。 《易经》根据儒家孔子精神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是指不可以把自己限定在琐碎的细节里,应该有超出专家的广阔胸怀。把物透过创造变成器,器会显示道的内涵。有了车马之器,就会有车马之道,有了衣服之器就会有衣服之道,因此,“盈天下者惟器而已矣。” 樊和平:第一,君子不器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陈述方式。君子不限于器,是指君子要超越之器,达到一种道。在孔子生活的轴心时代,人类最大的觉悟就是要认识有限性达到无限。 第二,心可以直通天,可以达到道——不器,两者息息相关。庄子曾用庖丁解牛解释其与心学、君子不器的联系。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中虚之道。中国民族特别推崇的庖丁解牛就是中虚之道,是一种自由的理念,顺乎天理即自然之理就是道。朱熹说“心统性情”,把庄子的道家、孟子的儒家结合在一起,只要扩充心就可以充实宇宙,达到天理。心就是突破局限,从而达到道的根本之路,可以诠释君子不器。因为有心学,所以君子“器”就是不器,可以达到道。 (转自文汇报,原文链接:http://wemedia.ifeng.com/41017465/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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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2, 2017, Sinyi lecture: 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mission of modern economy

At 7 p.m. on November 22nd, 2017, the second “Sinyi lecture”, sponsored by Sinyi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PKU and World Ethics Institute, PKU, was held at Sunshine Hall of Ying Jie Communication Center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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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2日,信義讲座:儒家传统与企业家精神

讲座现场 许士军教授演讲 许士军、杜维明主题对话现场 2017年11月22日晚7时,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信義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举办的“信義讲座”第二讲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信義讲座”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信義文化中心主办的一个大型讲座,旨在提供一个高层次的对话平台,围绕商业社会背景下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使命及其转化这一主题,广泛邀请知名学者和业界精英就商业实践中出现的相关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跨越学科界限,融通理论和实务区隔,发掘、充实和运用儒学传统在精神、道德、伦理及制度等层面的资源,凸显并扩展“仁”的价值,推进精神性人文主义视域下新商业伦理的探索和建设。2016年12月8日,信義讲座的首讲曾邀请台湾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孙震教授,讲解“儒家伦理的现代经济使命”。2017年11月22日,信義讲座的第二讲继续围绕“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使命及其转化”的论域,与首讲一脉相承地进一步探讨“儒家传统与企业家精神”,深入思辨儒家传统在当下的网络经济时代、在企业界乃至整个文化中国的时空论域内的角色、价值与权变。 本次信義讲座的主题演讲嘉宾是台湾著名管理学家、教育家,台湾逢甲大学“人言”讲座教授、台湾大学管理学院首任院长许士军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和许士军教授在主题演讲之后围绕“儒家传统与企业家精神”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以“会讲”的方式激发出诸多洞见,并就听众的问题予以精到解答。本次讲座由杜维明教授主持,台湾信義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俊吉先生在讲座前致辞,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43位国际学生和教师代表也应邀出席了活动。 在主题演讲开始之前,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首先为与会听众阐释了信義讲座之“信義”内涵。“信“、“义”二字溯源自《论语》中孔子的一段话:“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从“义以为质”到“信以成之”,“信義”不仅代表一个企业名称(信義企业集团),更代表一种社会的良知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先进理念。 讲座的第一个环节是许士军教授的主题演讲,题目为“当市场和政府失效时如何统理——论网络经济的伦理基础”。许教授根据自己50年来教授企业管理课程的思考,指出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已与以往显著不同,具备新的精神面貌;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家精神最需要伦理依托,而这就要靠儒家传统来赋予企业家精神以核心内涵。 接下来,许士军教授就讲座关键词“统理”(governance)与“管理”(management)的内涵差异进行了深入辨析,并详细阐释了两“手”典型的统理机制,即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监理(看得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主导的统理机制之下,旨在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而成立的企业组织,避免不了激烈竞争、零和博弈、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局面,甚至会产生为求自利而不择手段,乃至造成生态危机和贫富不均等问题。因此,企业就需要讲求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否则,人类社会就难以维系和谐的状态。 许教授辩证地阐释网络经济的作用,指出在网络经济时代,网网互通,物物互联,虚实整合,企业边界和产业边界变得模糊,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显著降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形成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及假设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企业的经营活动向生态化发展,产业的结构也趋向虚拟化,逐渐形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商业生态系统;从消极的方面讲,网络经济也带来了诸如龙头企业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主题讲座的最后,许教授把论题的落脚点回归儒家伦理。他追问:在网络经济时代如何建立有效的协同共享统理机制?指出儒家的伦理精神作为当代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正在并将会帮助我们平衡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和问题之间的矛盾,指引我们回到人的道德、伦理思想和互助合作的精神。 讲座的第二个环节是许士军教授、杜维明教授及对话主持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王建宝三位先生围绕“儒家传统与企业家精神”进行的主题对话。杜维明教授首先充分肯定许士军教授演讲中的洞见和精神鼓励,进而从儒家的立场分析网络时代的个体、家庭、企业和国家的定位。他指出,从如何做人的角度来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念,到“推己及人”的观念,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可以在互联网平台的作用下将资本主义早期所带来的掠夺和霸权的时代,转变成一种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共融、互鉴、共赢的普世价值的王道的时代。 因为本次讲座有43位北大南南学院的国际学生,特别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杜维明教授举出三个有关非洲原住民的文化观念来阐释不仅像儒家、道家这样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原住民文化都可为从霸权到王道的时代转向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这三个非洲原住民文化观念分别是“地球不是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一种丰富的遗产,而是我们无穷的未来”;“我的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个人和整个的族群是一种内在的联系,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 随后,许士军教授与杜维明教授开启对话式思辩,讨论焦点涉及从扩大化的“我”的观念到公众的利益,从一个个体的四个基本面向(个人面向、社会面向、自然面向,天道面向)到信仰如何成为人类社会凝聚与和平共处的基础,从网络的去中心化到企业和国际格局的去中心化再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图景。 杜先生特别提到,钱穆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华民族可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人心和天道怎么样能够合一的问题。基于此,杜维明教授进一步追问:儒家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能否通过对话的方式实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价值,不同的体系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参照和相互借鉴?他认为中华民族正走出一条有民族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道路,不是用排斥性的霸道的方式而是用王道的方式,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问题和冲突。许士军教授也在对话最后从“统理”的视角回应杜教授的思考,审视在超越企业机构和国家的高层维度上,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如何评论儒家的精神以融合共存,共享成长。 在本次信義讲座的问答环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王建宝博士对杜维明教授和许士军教授的“会讲”式对话做了精要总结,并以统理相关的伦理选择难题开启问答环节。许士军教授和杜维明教授分别就产权退潮、文明对话、社会资本、儒家对自由意志的看法以及互联网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等问题给出了简要并切实的回应和解答。在本次信義讲座的结尾,王建宝博士代表信義讲座倡议大家发扬古今中西的各种优良传统,为企业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我们每一个人的贡献!整场讲座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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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9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仁学与修身: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三)

导读:本推送是杜维明先生2005年到访日本时,同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谈录摘要,之前已经推送过两篇,分别是关于“宗教与文明对话”、“儒家思想与文明社会”主题的对谈摘录。本次摘录的主题是“仁学与修身”,这也将是“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系列的最后一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一、“同情”、“同感”与君子人格 池田:《论语》中描写了许多说明孔子为人和蔼可亲的逸事。一件有名的逸事中有这样的场面:一个盲人乐师来拜访孔子,孔子亲自出迎,领他进入室内。孔子郑重地一一告诉乐师说:“这儿有台阶!”“这儿是座位!”当大家一入座,孔子又仔细地给乐师说明:“某某坐在那儿,某某坐在这儿。”让他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情况。 杜维明:孔子之所以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弟子当然是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但这样的人性魅力,可以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孔子认为,个人是各种关系的中心。因此,对我们的周围乃至更远的他人有更深的理解和关怀,等于是更深地了解自己。 池田:您指出的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人都是有尊严的生命。知道他人的尊严,与知道自己的尊严是相通的。孔子从未因贵贱、贫富等来差别待人。 杜维明:孔子具体地掌握了每一个弟子的情况。他有敏锐的感受性,对人能洞察入微。所以对所有弟子的总体慈爱从不动摇。对于儒教来说,丰富的人本主义的精神,都是指导性的规范。这么说不是言过其实,儒教认为,“同情”、“同感”和“关怀”是健全的人际关系所不可欠缺的。仅凭理性不可能培养持久的友情和交友的精神,(还有)与其他的人们共有的现实人生中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始终是心灵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仅凭冷静的理性思考是无法充分理解的,当然,这绝不是轻视关于世界的学习。为了成为有教养的人,获得数据、信息和知识,确实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最大目的,在于人格的形成。人并不是仅仅具有理性的动物。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2z6edUyrrPCVQXRIvKmz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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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4日,杜维明:儒家如何变成御用神话

问: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儒学受到全面的批判,或认儒家是专制帝王的张目者,是阿谀奉承者,甚至是巩固封建王朝的主要力量。你1978年在韩国哲学会中国哲学组,曾有一个“儒家批判精神”的演讲,把原始的儒家和政治化的儒学做了详细的分梳,能不能再概略地谈一谈? 杜维明:五四以降,解释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家都认为:儒学传统中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和专制政体结合。所以,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和“封建主义”汇流的儒家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知识分子和专制政体的结合,形成所谓的以政权利害为准则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现实政权所利用,终而沦为压迫和控制人民的工具。第二,在社会上引发成为保守主义,基本上是对权威的依赖与信任,没有革命精神,也没有抗议精神。第三,就知识论的立场来看,是以过去先王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为核心,是倒退而非前瞻,是接受而非突破、冲决现实利害的思想。所以,政治上是为专制政权所服务,社会上是保守主义,知识论上是倒退落伍的思想。 但是,我认为这是政治化以后的儒家。中国从汉以来,尤其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以后,儒家变成思想的主流。这个所谓主流,却已失去儒家思想的精神命脉了,和先秦孟子时代的儒家、荀子时代的儒家、汉代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宋明大儒所代表的儒家、清朝朴学所代表的儒家、五四之后由熊十力、张君劢、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所代表的儒家大不相同,而且两者之间有不可消解的矛盾。我觉得要对儒家传统做一番重新反省和评价,应当对它的抗议精神做彻底的了解。儒家的自我形象应是以悲天悯人的道德关切来转化政治,而不当依附在现实政权上,成为现实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工具。 来源:凤凰网国学 2017年11月04日 来源:历史研习社 作者:杜维明 https://guoxue.ifeng.com/a/20171106/5299329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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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儒家思想与文明社会: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话(二)

导读:2005年3月到5月,由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关西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及第十九届世界宗教大会主旨演讲)联合邀请杜维明先生赴日进行学术访问。杜维明先生在日期间,在以上学校以“儒家的宗教性及文明对话”为主题,同日本著名汉学大师沟口雄三先生、尾崎文昭先生、小岛毅先生、吾妻重二先生等进行了多场深刻而重要的学术对话,池田大作先生主办的创价大学是其中之一。2011年,创价大学授予杜维明先生荣誉博士学位,在校园小道旁栽植了一棵以杜维明命名的樱花树作为纪念。本次推文是杜维明先生访问创价大学时,同池田大作先生对谈中关于“儒家思想与文明社会”的摘录部分。 池田:儒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彻底的排挤。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的进展,已逐渐深入地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悠久的历史中培育起来的、形成人们精神的思想,即使会由于政治的变动而从公开的舞台上暂时消失,但是,历史的地下水脉仍会滔滔不断地流动。现在,在中国儒教复兴的背景中,恐怕也有着人们精神上的渴望吧。 杜维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作为其背景,还有来自学术界、大众媒体、企业、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等广大领域的要求;希望发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学生们的热情;调查、报道这些情况的媒体的活动;采纳儒教思想的企业经营;以及通过儒教来进行职业道德的启蒙等现象,都表明了儒教的复兴具有多么广泛的基础。 池田:伏尔泰景仰孔子,称孔子是“天下无双的模范”;康德赞扬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我也认为,孔子之所以伟大。其中的一点就在于他作为教育家的卓越能力和人性。受他训育的弟子们记录下孔子思想的《论语》,至今仍在全世界被广泛阅读,并教导着人们。确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孔子可以说是一个“人类的导师”。 杜维明:我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规定一个全世界的“教师节”的日子。我个人认为,可以把9月28日定为这样的“教师节”。在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怀念教师。对恩师表示尊敬的行为,会给青年们的人格形成带来莫大的影响。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PPyr_1oCLQJggQ-z-gf1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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