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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6日,杜维明: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

(2007年12月26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美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以下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的精彩演讲)    各位领导,诸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做简短的报告,把我近来思考“和谐和民主”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对于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儒学创新得到的观点,事前没有和任何一位领导进行协调,这中间我提的观点如果有不符政治论调,责任我一个人负责。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形态就是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只要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它有一些特色,它是西方学者烦俗的主义,特别突出理性,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不一定是沟通理性。它否认了传统对现代除了阻碍以外,还有建构的可能。   另外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个科学主义。而且坚信文明发展的铁律,也就是孔德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到形而上学到科学,到了科学,宗教不必顾及,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以科学理性来解决社会大问题。这个思潮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个发展势头后面所根据的理论和理论所预示的价值,这些价值当然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因此它的结果主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它是比较反宗教的。一方面来认识分析了解,同时控制征服自然。带着一个非常强势从达尔文主义发展出来的进步论、演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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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7日,杜维明:汝为君子儒

“对话”对于行色匆匆的杜维明,意义深远。   这个最忙碌的儒家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在文明冲突无法避免的今天,文明的对话更加弥足珍贵,他坚信儒家文化能否在国际社群中通过对话来争取影响力是儒家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   在一个后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一名儒学思想家更多意味着对潮流的抗拒与矫正。长期以来,杜维明在国际上几乎是以一种孤独的姿态作为儒家文明重要代言人的。早在中学时候杜维明已经对儒学有兴趣,便考到东海大学师从正值壮年的徐复观和牟宗三,当时只有四十来岁的先生们如今早已被奉为大儒。   大学毕业后的杜维明拿到“哈佛-燕京奖学金”,当时远赴哈佛的他甚至抱着几许传道的信念,而哈佛学者对于东亚的兴趣与学养让杜维明印象深刻,同时与内地的文化疏离又让他觉得黯然神伤,“当时只能通过某些渠道来零星了解,我甚至觉得一生也不能深入了解内地的状况了”。但从1978年开始,杜维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内地了,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儒家回乡之旅。1981年,杜维明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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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7日,让儒学的活水流向世界——《杜维明文集》编序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以全部的身心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伟业。他不仅艰苦卓绝地在北美“传道、授业、解惑”,影响了众多的西方学者与学生,而且风尘仆仆,席不暇暖,来往于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以仁心、学养、慧解、听德与辩才,通过历史研究及哲学分析,代表儒家与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传统,与现代思潮诸流派交流对话,开拓了西方儒学论说空间,并且返输东亚与中土。他是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的公众知识分子,集学术研究、培育学生、人文关怀、社会参与于一身,响应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创造性地提炼、转化东亚文化和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 杜维明先生的学术生涯,至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或阶段。1966年至1978年为第一个时期。1966年,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开拓理论和实践空间,是杜先生1978年以来关注的焦点。面对21世纪,杜先生批评西方的话语霸权,积极参与关于儒学与宗教、儒学与生态环保、儒学与人权、儒学与政治自由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人文精神、全球伦理的的对话,尊重并响应各方面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倡导儒学之活的精神在当代学术、商业、企业、媒体、民间社会、社会运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 杜维明的儒家论说,不在概观,也不在知性铺陈与体系建构,而是如孟子和马赛尔(G.Marcel)所说的“掘井及泉”——从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重在钻研、挖掘、创造性诠释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与现代意义,重在人类学、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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