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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儒家的古训，究竟是不知通变的穷途末路，还是极尽穷困之后涌出来的变通之路?如果是前者，那不过是随着烟消云散的光景而已，如果是后者，无论如何，至少要花上三四十年的功夫，才能把此刻的心境真正定位。” 2016年3月8日，在华东师大举办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杜维明握了握手，开场白中，桑德尔说：“杜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培训和指导我们，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种学习的文明，美国是一个传道的文明，他让我们意识到，要向他者学习。”一席话意味深长。 2009年，杜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建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2010年9月28日，也是孔子诞辰日，高等人文研究院挂牌，杜维明在古稀之年，开始“创业维艰”。此前，哈佛大学因为他对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继续聘任他为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维明幼承庭训，后师从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大师，并负笈西学，获得哈佛哲学博士。1968年起，他便在西方世界传播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并提出儒学的现代转化、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世界伦理等论域。 回到北大后，杜维明的思考仍在逐步成熟和飞跃。采访中，他对记者说：“21世纪，对人的思考将成为全球思想界的共业。我们的问题意识应该有所改变。”在这样的维度下，儒家资源如何再度开发，从而为世界危机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大问题。当然，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事业。此前，他刚刚推动促成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度落户中国，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精神人文主义，开启21世纪的宗教对话。 虽然已经是76岁高龄，杜维明依然在全球飞来飞去，席不暇暖。但疲惫常提醒他，他已经不是上个世纪那位拎着贴满城市名的大行李箱，周末下了飞机奔向课堂，讲完课就冲机场的中年弘道者了。“在身体锻炼方面，我做得很不够。”采访中，他的回答很真诚，还带有一些歉意。当然，对杜先生来说，体知儒学本身就包含着满负荷运作的奉献自觉之意义在内。而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儒者，这一志愿在1950年代他十五岁时就已经萌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