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onday November 28th, 2011

Delivered a commemorative lecture at Soka University

News from Soka University, Japan: On Saturday, October 8, 2011, the 41st Soka University and 27th Soka Women’s College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Ikeda Auditorium.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ir guardians, faculty members, administration staff, and donors attended the event. Th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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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9-20日,“儒学与儒学史研究之前景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19-20日,北国初冬清寒,不过,国内外、两岸三地的学者仍以极大的热忱会聚北京大学临湖轩,开展了主题为“儒学与儒学史研究之前景与展望——环绕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所作的反思”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于年初就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陈荣开先生的组织下开始筹办,全面完成准备工作后,于19日开始举行,为期两天。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三联书店资深编辑孙晓林女士及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台湾和内陆的知名学者,如包弼德、蔡涵墨、田中秀树、金春峰、张元、李明辉、杨儒宾、陈来、彭国翔等。 会议由杜维明先生做开幕致辞,杜先生热情欢迎到会的学者和嘉宾,并对陈荣开教授的细致工作表示感谢。他提到《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出版是“文化中国”学术界的大事,关于该书有30多篇学术评论,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一位文化学者必须了解政治、经济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对时代有敏感,这也是开展朱熹哲学研究和以后儒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随后,孙晓林女士概述了三联书店关于余英时著作的出版历史,并通过余先生著作的销售状况,生动说明了国内读者对余先生的重视与支持。余先生著作的出版热忱在国内从未间断,他的历史文化情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积极回应。 会议围绕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形成四种态度,有些学者高度肯定余先生的研究范式,并将其积极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如金春峰先生认为余先生方法论的示范意义将对整个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与知识阶层史的研究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影响,并表示其个人在这一方法的示范下,立刻展开了朱熹研究的一些新领域;有些学者客观肯定了余先生著作的价值,并认为其研究范式对儒学研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如杜维明先生;针对这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余先生的研究思路不是对儒学的挑战,而是一种补充,如彭国翔先生;也有一些学者对余先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质疑,如包弼德教授认为“内在逻辑”一说是信仰问题,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此外,会上也有一些年轻学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表达了对宋代理学的理解,如田中秀树先生、任峰先生等。 两天的会议里,学者们梳理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历史脉络,讨论了《朱熹的历史世界》给当代学者带来的启示,并展望了儒学研究的发展前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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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8日,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为高研院捐赠“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

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Turkish Women’s Cultural Association, TURKKAD, Istanbul)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协会主席哈利妲·卡玛丽努尔·萨尔古特(Halide Cemalnur Sargut)与杜维明院长签订了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The Ken’an Rif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hip of Islamic Studies)协议。 2011年11月7日,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了“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设立庆典暨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当代价值”大型学术活动。土耳其驻中国大使中国大使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Murat Salim Esenli)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致辞。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副校长李岩松等出席了此次仪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伊斯兰研究专家威廉·柴提克(William C. Chittick)发表了主题演讲。 当天下午举办了“儒家-伊斯兰对话”研讨会,为中外伊斯兰研究的发展与交流做出了贡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相关院系的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的设立加深了高等人文研究院在文明对话、普世伦理方面研究的进展。 2011年11月8日,北京大学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了隆重仪式,设立“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吴志攀常务副校长、土耳其驻中国大使埃森利先生、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会长萨尔古特女士、著名学者威廉·柴提克教授、村田幸子教授,土耳其代表团40余人和北大师生200多人出席。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主持了仪式。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代表北京大学向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先生和捐赠方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的全体代表表示了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吴校长指出,“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在北京大学设立,是杜维明先生领导的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为世界文明对话建立的一根重要支柱,不仅会推动北京大学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也使更多的学者有机会深入对话,增进了解,并提高国际学术界对“回儒对话”的文化热情。作为中国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一贯致力于推动人文领域的学术交流。为此于2010年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此次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向捐赠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将在人类和平文化进程中发挥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吴校长代表北京大学对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的捐赠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会长萨尔古特女士发表了讲话,她谈到在今天研究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意义,强调了苏菲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并且介绍了康安•理法和以她的名字命名此讲座教授的原因。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非常感谢这次捐助使高等人文研究院得以开始深入地研究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传统之一。康安·理法伊斯兰讲座教授的设立,既能让学生们在哲学、神学、宗教学、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接受到别开生面的深入教育,也将帮助学者们深入地研究伊斯兰世界中尚未被中国学术界探索过的研究领域。在未来十年中,每年至少会有一位杰出的伊斯兰学学者常驻北大,举办学术研讨会并讲授课程。在伊斯兰哲学方面深有造诣的威廉·柴提克教授和在中国穆斯林思想研究方面的专家村田幸子教授,已应邀成为第一批讲席学者,于2012年春季来北京大学做三个月的访学。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学术探险,而是在北京大学建立跨文明对话氛围的一次尝试。我们希望看到几大文明的研究学者能够接连不断地常驻燕园。如果能使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学者在自由而公开的论坛上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对于整个大学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希望康安·理法伊斯兰讲座教授的建立能够成为一个优秀范例,激发跨文明对话的进一步发展。 仪式结束之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著名学者威廉·柴提克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现代价值》的主题报告。 下午,在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了“回儒对话”工作坊。来自中国、美国和土耳其的多位教授就回儒问题展开了对话。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沙宗平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村田幸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周燮藩教授、土耳其法提赫大学经济学系ZehraVildanSerin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杨圣敏教授和美国Archery Capital首席执行官Enrich Ozada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之后所有参会者参加了圆桌讨论。 附: 吴志攀副校长发言稿 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设立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埃森利大使、尊敬的哈丽姐.佳玛丽努尔.莎古尔特女士、尊敬的土耳其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的设立仪式(Ken’an Rif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Islamic Studies)。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真诚地欢迎土耳其驻华大使(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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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日-19日,杜维明教授与贝拉教授的文明对话

2011年11月2日-19日,高等人文研究院邀请世界宗教社会学权威罗伯特·贝拉教授来北京访学18天。期间,贝拉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北京论坛:高等人文研究院与北京论坛合办杜维明院长与贝拉教授的大型文明对话活动,推动了高等人文研究院在文明对话与普世伦理方面的研究。同时,贝拉教授客座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虚云讲座”、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燕京艺术讲座”、以及社会科学院宗教所进行学术报告,推动了深度中美学术交流。 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是美国重要社会学家,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其著作在社会学与宗教学有广泛影响。在2000年,贝拉教授获得了美国总统克林顿授予的国家人文奖(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 土豆视频链接:https://video.tudou.com/v/XODI1NzYwMzQw.html?spm=a2h0k.8191414.0.0&from=s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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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探索与争鸣》,杜维明: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下)

认识论的问题如何知 中国现在最强的意识形态,大概就是科学主义。但我在上文提到科学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它本身有 一个精神的转向,这个转向不是神秘主义,而是科学理性内部的新发展,是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的一种新转 向。这个新发展和新认识使得 21 世纪的科学或者说是 20 世纪下半期的科学,与 19 世纪以来到 20 世纪中期 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实证科学有极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考察。 理性的复杂 理性有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当然还有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英文中理性是 rationality,还有一个 词是 rea-sonableness,即合理性,如果用中文讲的话不只合理还要合情,reason 与凡俗世界,也就是我们现 在的日常生活有关。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哲学有密切联系。它有两个关键阶段,一是希腊哲学,包括数学,是 理性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培根以来的实证科学、实验科学。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带有启蒙的心态,假如不 能量化,假如不能客观,假如没有透明度,假如没有普遍性,就不是科学。后来复杂体系的出现,比如模糊数学, 把这个问题弄得很复杂。在物理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量子论出现。量子论讨论可能性,就是说两套不兼容 的理论在解释时都有道理,是又是。比如光是波粒二象性,玻尔提出来以后,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也就是说, 现象的出现是完全不能预期的(totally unpredictable),虽然不能预期,但还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不是乱 七八糟,只是不能很明显地被发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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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期,《开放时代》,杜维明: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

摘要: 开场白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我认为我们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李泽厚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要再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是分开的,和我们太不相同,将来中国哲学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作者: 杜维明 徐友渔 李公明 刘悦笛 干春松 杨煦生 谢遐龄 尤西林 李泽厚 钱理群 黄子平 刊名: 开放时代 Journal:Open Times 年,卷(期): 2011, (11) 所属期刊栏目: 专题: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 分类号: I206.7 在线出版日期:2012年04月19日 页数:37 页码:4-40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FSD201111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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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Autumn-Winter, Islamic Studies, Reviewed Work(s): 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 by Sachico Murata, Willam Chittick, Tu Weimingpdf

JOURNAL ARTICLEReview 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 by Sachico Murata, William Chittick, Tu Weiming, Seyyed Hossein Nasr Review by: Qaiser Shahzad, Qaisar ShahzadIslamic Studies, Vol. 50, No. 3/4 (Autumn – Winter 2011), pp. 474-480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https://www.jstor.org/action/doAdvancedSearch?searchType=facetSearch&sd=&ed=&f5=all&q0=weiming&c6=AND&f3=all&c2=AND&f0=au&f6=all&c5=AND&c1=AND&group=none&c3=AND&acc=on&f1=all&f2=all&pagemark=cGFnZU1hcms9NQ%3D%3D&c4=AND&f4=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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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开放时代》,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杜维明等)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1 期 编者按:2011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80 年代中国思想的 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国际研讨会,三十余名国内外学者与会,李泽厚先生提交了书面发言。本刊 以“李泽厚与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为题,择要刊发此次研讨会部分内容。顺序及标题为编者另拟。 以下内容已经过大部分发言者审订,高建平、李公明、钱理群、黄子平先生未审阅其发言内容。 开场白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我认为我们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李泽厚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 挑战就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要再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西方的宗教和哲 学是分开的,和我们太不相同,将来中国哲学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救亡和启蒙是大问题,“救亡压倒启蒙”也是大问题,但是不管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 我们不加反思地认为我们追求的启蒙就是西方的启蒙,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因此“启蒙是救亡唯一的 路”。这种思路需要扩大,还有很多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必须认真考虑。 还有一个“西体中用”的问题。这是李泽厚提出的观点,以西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讲的是体和用的关系,但跟张之洞所讲的不同。 再有关于转换和创造。不是创造的转换,而是转换性创造,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另外是儒学四期的问题。他认为“三期说”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四期说”是强调汉代的重要性。 历史本体论的长处和短处在什么地方?“情本体”提出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从经验变成先验,有 没有可能?另外,能不能够从历史建构理性?能不能从文化心理积淀建立本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 题。我想,哲学上有两个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一种是综合考虑各种问题;另外一种就是集中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了一条有各种可能性的思路。李泽厚的思想框架在他很年 轻的时候就建构起来,经过转化创造,在回应他人的批评和自己的学术发展,自觉地重新修订,建构,我 认为这在中国哲学界并不多见。我们组织这个会议,主要是想重新了解 80 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而以哲 学的创造性为主,李泽厚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重点。我们对他的学术进行同情的了解,同时也进行批评的 认识,可以让我们回顾 80 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状况,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的学术和思想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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