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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8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亚洲危机与工业东亚

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先生谈论工业东亚的文章。上一期的文章发表于八十年代,而本期推送的访谈则发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尚未彻底消退之时。这场危机使得备受瞩目的亚洲模式受到诸多质疑,在更深层面上,也是对东亚传统中政府较强的管控力、儒家的伦理价值等的质疑。 对于批评者的意见,杜维明先生指出,宋明儒学,即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对工业东亚影响甚大。儒学并不仅仅促进了东亚现代化,经过创造性转换后的儒学,应当能对现代化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反思。 本文出自《杜维明访谈集(20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访谈内容有节选,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东亚面临的挑战 周勤(以下简称“周”):目前的东南亚风暴在东西思想界都导致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从而进一步对亚洲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等文化诠释模式提出质疑。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我相信这是很难成立的,除非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ujedaeprFHANDtjMy-_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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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30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 郭齐勇:被淡忘的民国奇女子,培养了一代新儒家硕学

导读:本期,我们特在唐君毅专题中另辟一子系列,分两期推出杜维明、郭齐勇、杨儒宾、张祥龙四先生为唐君毅母亲陈卓仙《思复堂遗诗》所作的序言。此期我们先推送杜维明与郭齐勇先生所写序言。 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言志,诗本于性情,是性情不容已的自然流露。儒家向来重视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中敦风化俗、涵咏情性、感发情志、和睦人伦。马一浮说《诗》教之仁可以统摄六经,这是因为人心(仁心)是活泼泼的、感之即通、触之即兴的真诚恻怛的本心。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儒家特重诗教,一言以蔽之,以思无邪之旨安顿性情,在莽苍无常的森然万象中建立价值的执着与坚守。从陈卓仙《思复堂遗诗》中能看到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心性工夫儒学的具身化实践,成道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如实的落实,在人伦世界中如实的呈現。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1lo_utuwX3BHWr4E8CAY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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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8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儒学的困境与现代转化

(节选自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导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对于儒学在近现代所经历的三阶段危机的回顾与反思。列文森在现代与前现代二分的线性进步史观视角下,对中国近代学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们在情感上依恋着他们的‘历史’,但在理智上则献身于外来的‘价值’。”回望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汇的历史,能看到一种明显的文化弱势心态。正是因为缺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智分析,才会不自觉地被带入西方式的“现代”视角,传统才会成为可以放入博物馆的“遗迹”。从晚清、“五四”到新中国,从反传统到体知传统,在几代学人的探索下,“花果飘零”的儒学才有了“一阳来复”的生机,儒学的现代转化才真正启程。 一、儒学之内外交困阶段——晚清政权的衰亡与西方文化的冲击 第一个阶段,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外部来看,这一阶段儒学所面临的主要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文化危机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因素。西方文化的传入伴随着西方经济的扩张,军事的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其程度比佛教传入猛烈的多。短短几十年内,中国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没有时间去消化新知识、去反思传统文化,而是被动地对西方文化做出反应,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塑造成不同的形态与流派。 从儒学的基础来看,纵观整个清代,从康熙、雍正、乾隆开始,清王朝利用儒家作为政治的控制工具,使得儒学政治化、工具化了。因为严酷的文字狱和严厉的思想控制,清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很了不起的抗议精神,乾嘉朴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是对儒学固有的学术方向的扭转,也是对儒学内在价值的桎梏。19世纪以来,当满清政权逐渐走向崩溃,这时的儒学就已经变成了游魂。因为儒学跟政权已经难分难解,所以政权崩溃的时候,儒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HHsH8qAiuV6gysdqCMl0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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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节选自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导读:本期推送《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一章《如何认识儒学》。儒学自诞生以来,由鲁国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帝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间与多元思想、异质文明、政治威权反复碰撞磨合。时至今日,在“文明冲突”与工具理性的弊端日益凸显之下,反思古代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中开掘出因应于当代社会建构的价值范型成为知识界的新共识。作为曾在东亚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儒学能否参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建构?儒学能否回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困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缺陷?在崇尚自由平等与个体意志的现代社会,重视群体关系塑造的儒学是否还具备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这正是杜维明先生致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儒学返本开新所必须回应的问题。 儒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潮流的一支,具有多层次的面向和丰富的内涵。如果要概括它的特色,那么可以说,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多学科、分层次的,儒学是没有教条的。 儒学是跨时代的 在历时的长河中,儒学的发展总是要面对具体的历史现象做出回应,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展开,这种历史性和时代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宋明儒学和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都有对现实做出回应的一面。但是在历史的脉络中,一种思想的发展有它内部的选择,也会产生出超越特殊环境、超越历史的思路。用这样一个比喻来看,如果我们把动态的精神发展看成是一幅由高山、低谷组成的地形图的的话,我们可以从同时性的角度,看山顶和山谷之间的关系,看时代精神的最高体现和最低基础之间的关系,它们同处于一个时代,在很多方面有共同语言,构成了一种思想的基础,比如,可以从经济状况,社会关系,自然条件等等来考察一种思想的萌生、发展和演变,这也是西方社会学和思想史研究所擅长的。但是儒学发展的长河中,更存在着高山之间的对话,跨时代的对话,比如陆象山“读孟子而自得之”,象山的心灵和孟子有默契,他对“尽心知性知天”的解释,完全能进入孟子的思想领域,这种高峰之间的对话,往往是思想取得突破性发展、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地方。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QTyknMJooFfZ4RLuAd1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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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4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

导读:本期推送的文章节选自杜维明先生的《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这篇文章发表于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它反思了东亚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思想条件,总结了东亚经验的特点,以及或能贡献于多元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模式。杜先生尤其强调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据经典的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清教徒特殊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即基督教内在精神与此世的紧张关系如何产生信徒改造世界的巨大动力,而其他文明则缺乏此种动力。东亚的经济发展表明,儒家伦理也可以提供某种进取的企业精神。 本文出自《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部分小标题经过编者调整。 最大的差异 在今天的80年代,可以看出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工业文明,一个是美国和西欧,一个是苏联和东欧,再就是工业东亚。工业东亚早期(指50年代)是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形成的反共阵容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即使没有美援,也多少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受了美国文化影响后,这个地区逐渐成了开发中的国家,而它的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工业东亚的发展形成了一股动力,这时候,它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研究的古典资本主义精神,即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精神,已不尽相同。 古典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机制突出,个人主义兴起,个人牟利的动机受到重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是相抗衡的,且有相当程度的冲突;企业的发展和政治的领导是不相容的。因此,财富变成大家追求的目标。韦伯研究古典资本主义时,发现基督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曾说过一段话:“财富对基督徒来说,原是轻轻披在身上的外衣,随时可抛弃。没想到,经过100年之后,这个轻轻披在身上的外衣变成了一个铁笼(iron cage),大家就在这个铁笼里面,跳不出来了。”这个描写说明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事先没有预期到的一个曲折的发展。真正的基督徒当然不是要赚钱。新教伦理有一说法,就是个人必须衷心面对上帝,他在社会上的表现,例如财富的积累以及生活的勤俭,都和上帝的召唤有关。韦伯曾对一些大企业家作过调查研究,发现他们都有一些特色,就是非常勤劳节俭,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生活非常朴实,积累了许多资本不用,又花了很多力量发展出新的创造资本的方式。可是,后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改变,形成一种新式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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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4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下)

导读:今天的内容是上一篇推送的延续,承接上次的对话,杜先生与王杰教授谈到悲剧问题,讲到相较于希腊悲剧以及西方从叔本华开始的悲剧研究,儒家的悲剧意识更加深刻,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儒家的悲剧意识能够生发出力量,而读书人作为这种力量的担纲者,体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杜先生阐述了先知先觉的士的四个特征,指出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共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探讨“何为人”、关切人本身的身心性命之学,能够弥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缺陷。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 杰: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是特别悲壮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表征方面,比如在美学领域所涉及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人际关系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悲剧了,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还有悲剧存在。我也反省了一下,其实我们整个20 世纪的美学,特别是当代美学,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甚至说是非常少。这与西方美学很不同,西方从叔本华开始,一直到萨特,到德勒兹,包括威廉斯、伊格尔顿,他们一直都研究悲剧问题、悲剧艺术。我觉得这是批判现实和找到伦理的正义以及那种超验的合理性的很重要的资源。这里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杜维明:你接触了非常深刻的大问题,也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深刻的儒家传统,特别是精神性的传统不能够充分发挥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汤姆·莫兹克的一个批评有欠公允,但的确反映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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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0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上)

导读:本文是杜维明先生于2013年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次日所作的一次访谈,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但访谈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对谈双方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会通从而超越启蒙哲学谈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与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根本关切则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和未来道路。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 王 杰:今天是2013 年4 月8 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庆日,也是我们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进行的第二天,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论坛开始谈起吧。据说当年唐文治校长将4 月8日定为校庆日,是取“四通八达”之意,今天关于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论坛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您昨天的演讲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去对话、去形成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我想先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杜维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安德森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中,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现在变成那么重要的观点。在以前,从解构学来看,不管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德里达,基本上都是在批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之前萨特曾经用过人文主义,但有一度,萨特作为一个革命论的学者,对人道主义似乎不再关注了,可是萨特到了晚年,特别对“Brotherhood”,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东西加以重视。另外,他还突出了“The Man”,大写的人,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类的基础上还有个“人”的观念。我觉得就像儒家“仁爱”的“仁”一样,“仁”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社会性,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天道的关系,所以说是一种宽广整合而且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觉得现在来谈这种人文主义,具体地说是落实孟子“本体”、陆象山“本心”和王阳明“良知”的心学的时机到了。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ezKfAYnlHszMWCnnfUER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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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6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儒家视域之创造力(下)

导读:今天的推送是上一期的延续。在上篇中,我们了解了儒家对天的客观认识和基本态度,下篇则将要集中讨论,我们如何能够摆脱   神人同形同性说和人类中心说的视角,正确理解天之创造力的特征和本质,以及如何认识天对人事的影响、人对天道的发挥。 天的创造除了生生,还有毁灭。杜先生提出,天的创造力和人的创造力都有一种内在的平衡。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系统的内在稳定和平衡,人类社会的组织也模仿天的这一特性,努力保持稳定、有弹性和平衡,以适应新的挑战。 本篇文章选自《一阳来复——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人能弘道” 人性,像所有其他形态的存在一样,是天所赋予的。然而,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就在于有一种内在能力可以学着去顺乎道。我们能够教化我们自己成为宇宙过程中更有价值的伙伴。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自知来知天。如孟子所承认的,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的确,就存在而言,我们无法尽其心,实际上也不可能知其性,推而言之,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地知天。然而,在理论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实际上可以与天道相协调;特别是通过我们持续的自身修养达到与宇宙过程产生同感共鸣(“大化流行”)。这不仅仅包括头脑的感知认识,而且包括心的经验体现。 儒家自我实现的最高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暗含人的心灵(heart-and-mind)与天道之间相互感应的真正可能性。承认天人关系上的不对称极其重要。天就是创造力本身,而人通过自身努力从而习得创造力。天的真实性自然而然地光辉夺目,但是人必须通过他们自身的知识与智慧,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才能真实地面对自身。然而,作为进化过程的协同创造者,人类能够在世界上推行天道。的确,就其本性而言,他们在生命世界里实现天道上负有责任。由此,道就不再是外在的、超越的,而与此时此地的人类存在没有密切关系了。相反,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普通经验之中,它使得普通人也可以直接与天相接,而不必然要意识到其深远的内涵。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76fEsMIz2uF7PabU3LX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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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4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儒家视域之创造力(上)

导读:在前期一系列推送中,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儒家的“天人观”以及从中延伸而出的生态观念。“天人”的视角除了引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命题,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人心如何能与天道相成相合,培养自身之德行,发挥自身的创造力,积极参与到宇宙过程之中。 “宇宙过程”这个说法,或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斯宾塞或赫胥黎对天演自然的看法。在纯粹的自然主义视角中,宇宙过程完全独立于人类与人类社会,而在神学的和人类中心的视角中,或是神圣天意对人的绝对主宰,或是人对宇宙的绝对主宰。儒学则是既肯定天的自然性和独立性,又肯定人心与天道合德的可能性。 本篇文章选自《一阳来复——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在关于中国思想基础的启发性研究中,牟复礼断言: 毋论古代或当代的中国人,亦毋论淳朴的还是时尚的中国人,他们皆未有创世神话之观念,这一相当显著的特质于外人来讲却是颇难察觉的;此意味着他们不把世界与人视为格外创造出来的,而是将之当做构成一个自发自生之宇宙的核心特征,于此一宇宙中绝无外在的创造者、神、终极原因或者意志等。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ydl3NcwQIIXu3n2CXmoN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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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天地之大德曰生

导读:在之前几篇推送中,我们着重介绍了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天地群己“的框架中”地“这个维度即自然与生态这一层内涵。今天这篇推送的主题则是有关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观,这也是”天地群己“框架得以建立的诸多理论元素之一部分。 杜先生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即存有的连续、有机的整体和辩证的发展。西方哲学确立了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凡俗与神圣等诸多概念范畴,以此绳之,中国哲学常常显得混沌模糊。但毋宁说中国哲学实现了一种更高明的中庸,它既没有陷入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从而也常常是傲慢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中,也没有成为一种超脱世间的宗教神话。同时,中国哲学的精神也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态观念提供了思想资源: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生命与孕育了生命的天地是何种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善待万物、善待自然。故本篇命名为”天地之大德曰生“。 本文节选自《灵根再植——八十年代儒学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中国哲学这条源远流长的思想大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潮流荡漾的春天,有巨浪滔滔的夏季,有月印万川的秋夜,也有冰封两岸的冬日。 早在新石器的河姆渡及仰韶文化时代,也就是目前考古实物可以溯源到的中国地区最早的原始社会,中华民族的袓先好像已具有反映特殊意识形态的艺术风格。商周以降,不仅礼乐制度灿然文备,而且继续向人文精神发展的趋势大体完成。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万壑竞流、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古代哲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经秦、汉帝国,大一统的专制政体略具规模,由儒、道、法、阴阳等流派交互影响所汇集而成的政治文化也渐臻稳定。 继而合久必分,魏晋玄风一扫东汉的经学名教,开辟出一条幽深秀丽的清淡思潮。接着,因受南亚宗教长期的滋润,把隋唐盛世灌溉成宏扬佛法的沃土。宋元时代,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激荡之下,承接孔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身心性命之教,为东亚儒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局面,使得洙泗源逐渐成为中国的明清、朝鲜的李朝和日本的德川三大文明的主流。近百余年来,饱经欧风美雨的冲击,这条气魄雄伟的思想长江,更展现了大开大合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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