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期以来，世界主流思想习惯于把现代化和传统、西方和非西方、区域性和全球性 对立起来。我们超越这种两极对立观的努力有深远意义，为全球社会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创 造了条件。人们长期认为，近代西方是世界取得有意义进步的唯一舞台。儒家东亚、伊斯兰 中东、印度教的印度和佛教东南亚只是被动地接收这个西方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最后会终止 文化的多样性。儒家或任何非西方精神传统会有助于实现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想象的。从传统 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但是，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化之中。实际上，现代 化过程身一直受到扎根于古老传统的多样文化形态的制约。
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治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人际 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因此，毫不令人惊奇，李光耀、 马哈迪(Mahatir)等政治领袖弘扬的亚洲价值常常在西方引起冷嘲热讽。但是，从家庭到国家， 所有层次上社会解体的危机显然证明社会正义、心灵沟通、相互理解、承担责任和休戚与共 意识的需要。就像亨金(Louise Henkin) 强调指出的那样，所谓亚洲或儒家价值，正如启蒙 价值一样，也是 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探求、商人道德、家庭 价值或抗议精神，儒家教导从六十年代起在工业东亚，八十年代起在社会主义东亚得以复兴。 这是许多因素的结合。确实，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知识分子热诚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 常常无意之中求助于当地形态来重新整合他们向西方学到的东西。这种创造性吸收利用的模 式有助于他们缔造一种启蒙理性和儒家人文主义的新的综合。儒家传统一直在其大一统体制 性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在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家长式政体 方面根深蒂固。不用说，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所有这些方面都在一种新的架构中脱胎换 骨。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为日本和四小龙(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建国提供了丰富的象征 符号资源。在东亚和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文化、家庭价值和商业道德也以儒 家语汇加以表达。像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团队精神和协商政治这些在东亚经济、 政治和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观念全都说明，儒家传统在东亚现代化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