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日,杜维明 岳黛云:关于现代性的访谈和对话

为了纪念《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同时也作为下一个十年的开端,北京大学的乐黛 云对哈佛大学的杜维明进行了一次有关现代性及其未来发展的访谈和对话 , 主要围绕 “ 现代 性本身是多元的 ,还是现代性就是现代性 ,只是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发展 ? ” 也就是说 “ 现代性 是否有其核心价值 ? 只有具备这一核心价值的才能称为现代性 ? 这一核心价值又是什么 ? ”

乐:在《跨文化对话》这本刊物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现代性。我们在南京 会议上也讨论过,但没有一致的结论,仍然存在着疑问:现代性是一个复数概念,可以有多 种不同的现代性呢,还是一个单数概念,只有一个现代性,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 现代性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多元的?现代性有没有质的规定性,有没有它 的核心价值,若有,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否体现这个核心价值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 式?另一种说法是现代性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欧洲的现代性与美国的现代性尚且不同,亚 洲的现代性与非洲的现代性就更不同了!我们在南京跟法国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明 确的结论。我们特别希望在《跨文化对话》这个刊物中能不断深入,真正把“对话”的特色突 显出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能够怎么展开?是我们目前常 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考虑得已经很久了。

杜:还是在考虑的过程中。

乐:当然了。我们都是在考虑的过程中,如果有了结论,问题就结束了。好,对这些问 题我准备听你的高见。

现代性讨论的历史回顾

杜: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深有感触。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机关报,叫 Daedalus, 好几年以前,出过一个专号叫《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这个现代性是复数, 是多元的。这主要是我和在比较文化学上有影响力的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共 同发起的,努力了好几年才初步成形的新思路。十年前曾经由 Daedalus 主持过一次关于“多 元现代性”的讨论,那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讨论完了后决定论文集不出版,因为大家有 分歧,很难形成一个真正有逻辑性的讨论。然后又过了两三年后,在英国剑桥有个小型的协 调会比较成功,正好是在戴安娜王妃出事时,我印象很深。然后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开了一 个会,辩论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现代性真正地进入多元倾向,还是现代性内部非常丰富,具 有各种不同的面相,不管哪一个面相都属于同一个现代性?我的立场是多元现代性,现代性 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多元的时期了。艾森施塔特就坚持,现代性内部非常丰富,有多种体现的 方式。这就是在会上辩论的两种不同议题。他的议题,如果做“同情的了解”,即现代性是从 西方一根而发,开始于启蒙运动,经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市化,慢慢形成一个 以西方为主导的、所谓西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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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求是学刊》,杜维明: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

编者按:应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的邀请,前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国际著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于 2008 年 5 月 21 至 23 日访问了黑龙江大学。 22 日下午,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 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衣俊卿教授与杜维明教授进行了精彩的学术对话。衣俊卿教授针对杜维明教授广为人知的新儒学思想,提出了“如何对启蒙的精神资源进行扎实的反思”、“儒家伦 理与东亚现代化的真实关系”、“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双方就此展 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两位学者的思想交锋触及了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的若干根本问题,尽管他们没有在关涉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一致, 但双方的这次对话可以看 做“第三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之间具有代表性的对话。 “第三代新儒家”一方展示了其进行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时具有的世界视野,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一方则凸显了其 讨论该问题时对中国语境的强烈观照。本次对话可以看做衣俊卿教授 2005 年 11 月 18 日与哈 佛-燕京学社研究员黄万盛教授以“在启蒙的地平线上”为题的学术对话(见《求是学刊》2006 年第 1 期)的继续和深化。 在编辑整理对话录音的过程中,杜维明教授针对这次对话的内容又撰写了一篇后记,应杜教授的要求在此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作者:杜维明[1]衣俊卿[2]
Author:DU Wei-ming [1] YI Jun-qing [2]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美国,波士颁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
Journal:SEEKING TRUTH
年,卷(期):2009, 36(1)
分类号: B222
关键词:儒家文化传统
在线出版日期:2009年3月31日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SXK200901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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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求是学刊》,杜维明:儒家视阈之创造力

摘要:通过对儒家“天、地、万物一体”理念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宇宙论之鲜明特征并不在于其缺少对宇宙进化论的关注,而在于他们笃信在宇宙持续创造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诸存在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关联性。

关键词:创造力;儒家;神人同形同性论

作者简介:杜维明,前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燕京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国际著名“第三代新儒家”学者,从事新儒学研究。

译者简介:杨浩(1981—),男,陕西绥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6-0013-06 收稿日期:2008-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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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杜维明: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

2008年10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
杜维明: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

优酷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zNTU2MD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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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08年10月5日,杜维明 乐黛云:关于现代性的访谈和对话

对话时间:2008年10月5日
录音记录整理:陈戎女 张思懿
本稿已经杜维明、乐黛云审阅,
将发表于《跨文化对话》26期

为了纪念《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同时也作为下一个十年的开端,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对哈佛大学的杜维明进行了一次有关现代性及其未来发展的访谈和对话,主要围绕“现代性本身是多元的,还是现代性就是现代性,只是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发展?” 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否有其核心价值?只有具备这一核心价值的才能称为现代性?这一核心价值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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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美丽人生》,杜维明访谈

2008年1月
《美丽人生》
杜维明访谈

1985年我在北大哲学系开了一门课,就是关于儒家哲学。当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并不多,开课以后,除了北大的学生以外,社科院、师大、人大不少同学来。所以我对北大的印象一方面比较深,另外我也是属于北大的一部分。

优酷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ODQ4MD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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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9日,杜维明:中国文化有强烈的遗忘症

第 22 届世界哲学大会 7 月 28 日将在韩国首尔大学举行,这是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亚 洲举行。在这一被称为“哲学界奥运会”的大会上,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将就儒家哲学做英文的主题报告。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杜维明前天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谈到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已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文明,但一个 问题是中国文化确实存在断层,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

早报记者 罗晟 发自北京
中国不应肤浅地学习西方

东方早报:法国新浪潮时期导演路易·马勒曾经拍过一些美国移民的纪录片, 其中他发现印度的移民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您觉得为什么印裔美国人能保持相 当长时间的文化色彩?

杜维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的文化没有断根。中国文化确实断了。五四以 后,中国最好的一批人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因为他没有断根,精神脊梁没有被打 断,所以他有一种尊严,对文化的尊严和对文化的信仰。在印度,比如说甘地的 出现,他的泥土性是非常强的。尼赫鲁说过这种话,如果印度的文化和西方的文 明有冲突的话,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会因为西方文化放弃印度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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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4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名家讲演-杜维明: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

杨教授、陆教授、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上发表 有关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报告,我现在还处于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这个报告还只是算目前所 构想的的一些思路,非常不成熟,希望各位包涵。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宗教和精神性的关系。精神性我认为是每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没有精 神没有精神性,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就有问题。宗教是选择,(一个人) 也许是出生以来就接受了某种宗教,也许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精神性的宗教可以堕落到 形式主义,变得非常干枯。但是没有宗教的精神性本身是有价值的,它追求人生理想。

儒家、儒教、儒学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课题,怎么样分开来?儒家是“汉说”,儒教有时候 被认为是一种宗教。近我有一本书,定名为儒教,有点不安,因为我讲的基本是儒家。但 是儒家是不是可以成为宗教?在马来西亚有儒教,大概有一百万人,这有特殊的原因,现在 没有机会说明。在香港有儒教,在韩国有儒教——这些都是宗教。其实有一些儒者,也认为 儒家可以成为一种人文教,但是儒学是一种学术传统。儒家是一种广义的(概念),不是儒家 传统和学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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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5日,浙江大学,“学习社会与对话文明”,杜维明与彼得圣吉对话(中英文)

2008年1月25日
浙江大学
“学习社会与对话文明”
杜维明与彼得圣吉对话(中英文)

彼得·圣吉与杜维明在浙大的对话:从文明对话到对话文明 ●人要学会包容,世界要学会包容,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

2005年11月12日,在浙大永谦活动中心,举行了一场高端对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杜维明,国际著名的新儒学大师;彼得·圣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第五项修炼》作者,世界十大最优秀管理者之一;前者研究儒学,后者研究管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共同的东西。杜维明很惊讶,像彼得·圣吉的西方学者,居然对东方文化里的东西也有很好的理解。儒学里有糟粕,有精华,那么,我们今天继承的到底是不是儒学里真正优秀的东西?彼得说,社会是一个系统,学习型社会就是社会的系统学,世界就像一个蛛网,是交织的,多元的,互动的……

全球已像一个蜘蛛网
彼得·圣吉:我自己的学术背景、特别是我学习的大学,研究的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尤其是通过因特网,全球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全部交织在一起,复杂度自然越来越大。以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讲,我吃的东西、我的车、我用的东西,基本都来自于地球另外的地方,而不是美国制造的。我每天早晨吃的东西从世界各地运到我买的地方,都有2000英里之远。比如刀豆,近年来价钱已经在降,下降了大概75%。对于我这样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作为生产商来说,是最不好的消息。现在咖啡也是一样,现在的售价已经是其成本的一半了。全球的互动性越来越明显。即使我在做学生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种全球的互动和相互依赖已经愈演愈烈,但看看人类未来的生活,一般人的生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相互依赖,这不能不重视……

我也意识到科技系统渗入到社会系统的种种现象。也就是系统的互相依赖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进入了人的思维习惯、思想方向,这是20世纪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到了MIT(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以后,找到了一个处理复杂系统的导师,发现工程系统和社会系统有极大不同。更领会到,人对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人创造世界的认知。集体智慧可能来自8个、10个思想者,这种思想完全超过个人思想。以全球食物系统来看,今天各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企业人员、工作者,了解到世界的粮食问题多么严重,但极少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今天我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来看大家对集体智慧的生成和影响的重要性,我现在非常坚信集体的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 比如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社区作为整体,其智慧如何提高,这就是今天的对话的意义。另外,学习型组织怎样能提高集体智慧上,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至少在西方,人们还不很理解,学习型组织怎样提高社区整体的智慧。在我们的社区,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学科,但认识到关于人的远见、愿景却非常少。原因是人的远见、见识、愿景并不来源于科学,而是来源于艺术。以我的观点看,西方人有许多关于科学、工程的进展,但在人文方面的进展远远不够。比如20世纪著名的画家毕加索说,艺术品真正发生的那一刻,是这个艺术家真正的见识,是他信仰的愿望。从那一刻开始,他才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对于真正的人文系统创造来说,思维很重要;第二是创作的过程;第三是创作的方向。人都有想创作的冲动和想法,特别是一群人在一起,如果通过系统,能有原则地知道这些人创造的过程,很让人兴奋。强势的个人主义非常可怕

杜维明:一年前,有一个机会,我认识了彼得·圣吉先生,沟通之后我很惊讶,因为我从事中国哲学思想,从事儒学,却从来没有和企业家进行过深层次的对话。我们考虑的问题都含有人文的含义。了解了彼得·圣吉先生的思想后,我觉得关于团队学习、个人学习、系统思考、心智模式等等,学习型组织和儒家家庭成员很相像。我确实也认为这个社会相互沟通、相互影响越来越频繁,但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心智模式,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是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受到这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契约社会,自由、理性、法制、个人尊严,都是启蒙心态所衍生出来的。而启蒙心态,其中最大的盲点之一,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照顾不够,因为它是强势的人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是宗教精神世界理解不够,对自然有一种掠夺和矛盾冲突。第二大盲点是没有全球社群理念,虽然法国大革命的三大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为人所知,但没有突显。

土豆视频:
https://video.tudou.com/v/XMTcwMzYzMjg=.html?spm=a2h0k.8191414.0.0&from=s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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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6日,波士顿学者论儒家(2):杜维明论儒学复兴的几件事

以下主要是访谈内容。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所掀起的激烈的反传统浪潮是杜先生心中最感到心痛和不能释然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再提到这一现象,多次对之表示不満。他有一次说,在全世界各大文化传统中,似乎只有在儒教中国才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批本土文化中最优秀的精英突然倒戈相向、对自己的传统开火。这种现象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史上等均未出现过。另一个让他感到痛苦的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象他这样一个热爱中国文化、长期致力于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的人,居然曾经在很长时期内连与中国大陆的正常联系都不能有。他似乎很重视文化母体,认为学术不能离开她赖以生长的母体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他利用一次机会到中国大陆里生活了一年(好象是1981年他在北师大历史系当访问学者一年,后来他又到北大授课);他说这一年的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学术生命,因为他从此终于与中国大陆——中国文化的母体——建立起了真正的联系。

杜先生显然对于儒学20世纪以来的严重衰落深感忧心,他说,世界上其他的几大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目前的发展状况都比儒家要好得多,他们的信徒和势力均远远超过了儒家,儒家学者跟他们相比真是谈不上任何优越感。20世纪以来佛教不仅在台湾、日本、韩国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目前也正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相比之下,儒家在今天既失去了赖以保存、发展和传播自身的完整的制度体系(书院,儒家教育系统等等),也未能象基督教那样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思想家,代有传人、人才不竭。于是他跟我讲到了如下几件在他看来对于儒学的复兴较为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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