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6日,波士顿学者论儒家(1):杜维明论儒学的跨文化发展

【作者按】由于国家教委的一个项目,我有幸于去年9月份来哈佛大学进修,为期一年。利用进修时间我傍听了不少课程。在这边听课有很多好处,不仅可以提高外语,而且可以借听课之机了解西方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听课之外,也对个别学者进行了私人访谈,围绕有关观点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值此访问行将结束之时,我忙里偷闲写了一点东西,把我在美期间了解到的有关学者对儒学的想法向国内同仁作一介绍。这些东西拟分成若干篇,因为接触对象分别属于哈佛大学或波士顿大学等,故且命名为“波士顿学者论儒家”。整理的内容均未经有关学者审阅,如有争议责任由我承担。

杜维明先生这学期在哈佛开设了两门儒学方面的课程,一门是给高年级的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开设的,名叫“儒家伦理学”(Confucian ethics);另一门是给哈佛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开的,内容据他跟我讲,是专门讲“四书”的。另据一位听此课的学生跟我说,杜先生目前正在这门课的基础上编写一本关于美国学生的儒学教育的书,打算在五月底之间写完,并以中文形式先行出版。由于我没有听他给一年级本科生开的那门课,本文只介绍其“儒家伦理学”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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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杜维明: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

2007 年 12 月 26 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美学术 研讨会在京召开。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以下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儒学思 想家杜维明的精彩演讲)

各位领导,诸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做简 短的报告,把我近来思考“和谐和民主”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对于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儒学创新得到的观点,事前没有和任何一位领导进行协调, 这中间我提的观点如果有不符政治论调,责任我一个人负责。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形态就是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只要用一 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它有一些特色,它 是西方学者烦俗的主义,特别突出理性,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不一定是沟通理性。它否认了 传统对现代除了阻碍以外,还有建构的可能。

另外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个科学主义。而且坚信文明发展的 铁律,也就是孔德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到形而上学到科学,到了科学,宗教不必顾及, 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以科学理性来解决社会大问题。这个思潮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 民主政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个发展势头后面所根据的理论和理论所预示的价值,这 些价值当然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是 西方的和东方的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因此它的结果主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它是比较 反宗教的。一方面来认识分析了解,同时控制征服自然。带着一个非常强势从达尔文主义发 展出来的进步论、演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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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学术月刊》,杜维明:环境感知、生态智慧与儒学创新

【摘要】:儒学思想的生态内涵是杜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针对这一学术动向,程相占提出,自然环境感知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巨大;传统儒学思想与当代生态智慧之所以具有内在关联,环境感知是值得重视的原因。杜维明、程相占都认为,自然环境审美是中国美学的精微之处,用自然环境审美作为关键词来重新审视中国美学史,能够提示被“艺术哲学”美学史范式所遮蔽的中国美学精髓。同时。阿伦·奈斯和伊恩·L·麦克哈格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表明,自然环境审美也是当代生态智慧的基础。通过生态智慧的激发而重新阐释儒家学说,通过丰富生态智慧而实现“儒学创新”,应该是中国学者的自觉追求。杜维明、程相占提出,中国快速的城市化是儒学创新的新语境,儒家伦理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在现代转化过程中,两者并不必然连在一起。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SYK200801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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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6日,杜维明: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

(2007年12月26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美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以下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的精彩演讲)

   各位领导,诸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做简短的报告,把我近来思考“和谐和民主”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对于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儒学创新得到的观点,事前没有和任何一位领导进行协调,这中间我提的观点如果有不符政治论调,责任我一个人负责。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形态就是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只要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它有一些特色,它是西方学者烦俗的主义,特别突出理性,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不一定是沟通理性。它否认了传统对现代除了阻碍以外,还有建构的可能。   另外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个科学主义。而且坚信文明发展的铁律,也就是孔德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到形而上学到科学,到了科学,宗教不必顾及,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以科学理性来解决社会大问题。这个思潮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个发展势头后面所根据的理论和理论所预示的价值,这些价值当然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因此它的结果主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它是比较反宗教的。一方面来认识分析了解,同时控制征服自然。带着一个非常强势从达尔文主义发展出来的进步论、演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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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7日,杜维明:汝为君子儒

“对话”对于行色匆匆的杜维明,意义深远。

  这个最忙碌的儒家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在文明冲突无法避免的今天,文明的对话更加弥足珍贵,他坚信儒家文化能否在国际社群中通过对话来争取影响力是儒家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

  在一个后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一名儒学思想家更多意味着对潮流的抗拒与矫正。长期以来,杜维明在国际上几乎是以一种孤独的姿态作为儒家文明重要代言人的。早在中学时候杜维明已经对儒学有兴趣,便考到东海大学师从正值壮年的徐复观和牟宗三,当时只有四十来岁的先生们如今早已被奉为大儒。

  大学毕业后的杜维明拿到“哈佛-燕京奖学金”,当时远赴哈佛的他甚至抱着几许传道的信念,而哈佛学者对于东亚的兴趣与学养让杜维明印象深刻,同时与内地的文化疏离又让他觉得黯然神伤,“当时只能通过某些渠道来零星了解,我甚至觉得一生也不能深入了解内地的状况了”。但从1978年开始,杜维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内地了,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儒家回乡之旅。1981年,杜维明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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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7日,让儒学的活水流向世界——《杜维明文集》编序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以全部的身心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伟业。他不仅艰苦卓绝地在北美“传道、授业、解惑”,影响了众多的西方学者与学生,而且风尘仆仆,席不暇暖,来往于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以仁心、学养、慧解、听德与辩才,通过历史研究及哲学分析,代表儒家与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传统,与现代思潮诸流派交流对话,开拓了西方儒学论说空间,并且返输东亚与中土。他是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的公众知识分子,集学术研究、培育学生、人文关怀、社会参与于一身,响应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创造性地提炼、转化东亚文化和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

杜维明先生的学术生涯,至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或阶段。1966年至1978年为第一个时期。1966年,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开拓理论和实践空间,是杜先生1978年以来关注的焦点。面对21世纪,杜先生批评西方的话语霸权,积极参与关于儒学与宗教、儒学与生态环保、儒学与人权、儒学与政治自由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人文精神、全球伦理的的对话,尊重并响应各方面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倡导儒学之活的精神在当代学术、商业、企业、媒体、民间社会、社会运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

杜维明的儒家论说,不在概观,也不在知性铺陈与体系建构,而是如孟子和马赛尔(G.Marcel)所说的“掘井及泉”——从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重在钻研、挖掘、创造性诠释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与现代意义,重在人类学、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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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6日,杜维明:同一文明内部无沟通是真正的冲突

核心提示: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9月26日开幕。9月25日,哈佛大学教授、“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杜维明在济宁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年逾70的杜维明为了这次专访,专门换上了绛紫色香云纱的唐装。他谈到了与霍普金斯教授对谈的内容,“对话文明与和平文化”,他认为现代国际社会文明隔阂,实际的差异和互不了解已经积累了很深的裂痕;而“对话的文明”,或许才真正起步。

  采访人:李杨
对话、沟通才能和谐

  凤凰网:尼山论坛中有一个和的对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杜维明:“和”的必要条件就是“异”,差异。和的对立面常常是同,常常我们把这个“和”和“同”混为一谈,“同”没有多样化。如果是在绘画上应有很多不同颜色。“和”的观念来自音乐的和谐。音乐要各种不同的乐器,甚至各种不同的节奏,才能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复杂但又比较悦耳的乐章。   每一个人,活生生、具体的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所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变得非常重要,通过对话才能和谐。“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大家能够共鸣,沟通,所以“和”应该是尊重“异”,就是各种不同的“异”,你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威胁。甚至有些学者说,如果你和持有非常不同观点的人物进行沟通,你先不要把你的主观意愿强加于人,你经过聆听,可能会理清自己的一些成见,拓展你的视野。所以“和”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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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1日,个人、社群与道——古代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

在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儒家思想者是那种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娴熟的琴棋书画艺术技能以及对政府日常事务深切关注的地方学者-官员。如果将哲学宽泛地定义为由洞察力方面的训练有素的反思而形成的教言,那么儒家思想对于人类境况的观察与承当确实是卓越的。它是一种具体的思想形式,其洞察力发生于实践生活。不同于希腊哲人、希伯来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侣或基督教牧师,儒家学者参与社会,投身政治,并且致力于现世文化的创化。

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学者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观点具有某些显著的类似,但构成这些观点的观念却各不相同。源于俄国知识阶层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观念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而儒家学者则从宇宙学以及人类学的观念得到启示,从而完全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对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具有号召力的两种恰当方式是科学与政治学。儒家知识分子在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教育致力于文化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以免社会和政府仅仅被财富和权力所统治。随着神秘境界或普遍友爱的解魅,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如同韦伯自己承认的那样——已被科学、技术和专业主义所支配,因而变得与宗教事务不再和谐,而且对于独特的本土知识也予以忽视。然而,从近几十年来北美和西欧学术界对于民族、性别、语言、领土、阶级以及信仰的兴趣高涨的情况来看,韦伯的植根于抽象普遍主义的现代观似乎已与时代相悖。

儒家知识分子的观念——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创造文化——看来对于学界、政府、传媒、企业、宗教以及公共组织中的那些关心世界事务、参与社会实践、献身于文化风俗完美的从业人员具有特别的参考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儒家学者无论是精神上的自我界定还是社会功能,都比希腊哲人、犹太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侣或基督教牧师更令人联想到现代知识分子。而且,基于对环境恶化、社会分裂、分配不公的普遍关注,儒家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看来比启蒙时代以人类为中心的世俗人文主义更加切合当前的时代精神。

来源:孔子2000
http://www.chinakongzi.org/rw/xszj/duweiming/200709/t20070911_8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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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9期,《学术月刊》,杜维明:孔子的《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为了纪念孔子把他与弟子们的谈话提炼、编撰而成的一部著作。对它的解释多种多样,但并不可以任意解释。孔子的事业主要在于教育,而不是政治。在孔子眼里,即使是政治,也是要通过教育实现的一种伦理境界。他所构想的这种人类交往的方式超越于现代政治学的范畴。从更广的方面说,孔子的教育也不仅限于伦理。学做完人是综合而完整的课程,它覆盖了我们现在所谓文科的全部。在一个讲求实惠、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里,追求精神满足的渴求常常容易采取极端主义的和只强调特殊性的方式。而《论语》所表达的孔子的人性学说,对于实现人生目的而言是一条平衡的和敞开的道路,它为认知自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训练,是一种根基性的智慧,是激发人类作自我理解的永不衰竭的源泉。

(作者:[ 美国 ]杜维明 摘自《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SZS200711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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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5日,杜维明:现代儒学核心乃是见利而思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引发文化思考,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及企业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他的思想广为学界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在中国呆的岁月远比他在美国呆的时间要多得多。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同时他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记者的采访就从亚洲经济与儒学关系开始,并由经济领域进入宗教、伦理的视野,进而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企业精神。  

儒学文化是一个添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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