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 Weiming (杜维明)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0 年第 2 期

20 年来，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否能够超越 政治化的限制、去除糟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对西方的启蒙作出回应，并与西方的现代 价值相匹配？张灏曾指出，现代化是对传统的严厉批判，他提出要从传统的价值角度来反 思现代化。我的想法就是从儒家的立场来反思西方的启蒙心态。关于启蒙，西方很多学者 将之作为一场运动，哈贝马斯则认为它是一个还未完成的计划。在这里，我们既不把它当 作还在发展的一个计划，也不把它当作一种运动，而是看作一种心态。这种启蒙心态不仅 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还孕育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此外，包括跨 国公司、民间或官方组织，都与启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舒衡哲和李泽厚指出，救亡压 倒了启蒙，对此我基本接受。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启蒙被大多数甚至是全部知识分子认 为是能够使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那么，我们能否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启蒙做一同 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儒家的核心价值，对启蒙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做 一些反思呢？

在这中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预设：一个中西方间可以进行平等互惠对话的时代也许已 经到来。之前的对话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现在的对话条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的力 量太薄弱，特别是在文化领域。西方提出了“软实力”的说法，我们也用软实力，但是我认 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仅衡量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还 不够，还应包括文化力量，这种力量是软实力，美国在这方面就相当强。中国提软实力并 不一定合适，一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太弱，比美国、欧洲或者日本都要弱很多，甚至 美国一个局部地区的软实力都比我们强；二是如果我们要推出软实力，可能会招致更多“中 国威胁论”的观点。五四运动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常常是把我们的糟粕与西方最核心的价值 相比较，比如拿“抽鸦片烟”、“包小脚”、“蓄妾”、“等级制度”、“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的“理 性”、“自由”、“法制”、“人权”、“个人的尊严”作比较。我们本来就弱，这么一比，我们就没 什么民族自尊可谈了，结果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

2010 年 1 月 12 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别策划
王广、路育松、晁天义、郑飞、焦兵、褚国飞、王玉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

我们现在谈的软实力，主要是指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当时，他提出“软实力” 这个概念是旨在思考美国力量能维持多久。赞同“软实力”这种提法的人认为，美国并非单指 罗马文明，而是罗马文明与爱琴海文明的综合，它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有文化力 量，现在必须提升这种文化力量，使之成为软实力；只有依靠软实力，美国宰制的时间才能 够更长，影响才可能更深。我同意这一观点。

软实力这种提法从长远看不会一成不变，它更多是一个策略性的提法。在同一时代，其 他一些概念也被提了出来，包括福山的“历史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些论调的基本 着眼点都是如何回应来自西方以外力量对西方构成的冲击。现在重新看这些问题，我想大家 已经形成了新的共识：“历史终结论”的提法是荒谬的；在亨廷顿在世时，我和他也曾讨论过 “文明冲突论”这个问题，假如确实存在文明冲突的威胁，那么文明间的对话就更有必要了。

我曾在联合国作过一个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报告，提出：假如没有对话，抽象的 普世主义就会造成霸权；假如没有对话，对于每一个特殊民族的认同就会变成封闭的特殊主 义，甚至会变成原教旨主义，乃至带有侵略性。所以大家相互间一定要通过对话把这些困难 消解掉，即使无法消解，也可以因此而把各个复杂面体现出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拿到诺贝尔 和平奖，争议非常大，但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我认为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贡献，就是 把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给整个消除掉了。他强调对话，到伊斯兰世界去对话，到埃及去对 话，到非洲去对话。美国也因此从一个单边主义的宰制性力量成为了一股协调的力量，无论 协调是否成功（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相互牵制），但是有无自觉性本身就构成了很大的差别。

JOURNAL ARTICLE
Review: Being What We Read: Perennialism in Chinese Islamic Studies

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by Sachiko Murata, William C. Chittick, Tu Weiming

Review by: James D. Frankel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17, No. 1 (2010), pp. 8-12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www.jstor.org/action/doAdvancedSearch?searchType=facetSearch&sd=&ed=&f5=all&q0=weiming&c6=AND&f3=all&c2=AND&f0=au&f6=all&c5=AND&c1=AND&group=none&c3=AND&acc=on&f1=all&f2=all&pagemark=cGFnZU1hcms9NQ%3D%3D&c4=AND&f4=all

中外法学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 22, No. 3 (2010) pp 326-341

本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万骏翻译;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启成审校。

文化多元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被认为是促进人类繁荣的一个基本因素而受到赞扬, 但它也 被视为成为世界公民的一种威胁。生态意识让人类明白, 人类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 因此, 无论富国还是穷国, 我们注定要同舟共济。但就找出一个公平的方式来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危 险而言, 生态意识却分裂了国际社会。其结果是,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扭转这一大规模 破坏的趋势, 僵持在了似乎无休止的关于分配正义的讨价还价上。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 据表明, 环境恶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 但令人沮丧的是国际政治结构因其惯性变得愈加顽固 颟顸, 在处理全球范围的危机方面更显无能。因而, 或许文化间对话不能解决上述危机, 但它 必定是人类生生不绝、 繁荣昌盛的第一步。 首先, 我要反思一下文化多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