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2日,杜维明主讲:儒家精神人文主义,全球伦理困境的一种化解资源

如何从思孟心学开出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本体的世界伦理如何可能?

上周五(9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儒学大讲堂”首期和文汇讲堂第113-1期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首期双讲座开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主讲《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民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简称“接着讲”五讲)由复旦大学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23日已刊发互动精要《儒家伦理能让世界更美好吗?杜维明倪培民吴震答评》,25日刊发了《倪培民对话杜维明:“如何做人”使儒家与其他文明具有相通性》详见链接。今日与您继续分享:主讲嘉宾杜维明的演讲精华版。

主讲部分

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渊源流长、且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对于当下人类遭遇的困境,究竟有无可应对的方案?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学,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学开展出精神人文主义,使之能与目前人类棘手的伦理学危难相关联?这是个集体课题。在此,想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并不很乐观的思考并以此抛砖引玉。

问题的迭变

高中至大学在台湾学习儒学,赴美留学并无宣传之心,重在交流

我第一次接触儒家传统是在高一,那时学校里研究民族精神教育的周文杰老师为我们讲授四书,讲到《大学》,心中有些感触,但并不强烈。可当他讲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时,我突然感觉开窍了:修齐治平的思想如此宽宏、伟大,是其他课程中未曾接触过的。因为喜欢,所以就跟着这位周老师去台湾师范大学旁听牟宗三先生讲授中国哲学课。听后有很大触动,所以就决定改报台湾大学为东海大学中文系,跟随牟宗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

1962年我来到美国学习,同时开始交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有两个误区,首先,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美国才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并非如此,事实上,我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始接触、学习儒家思想,在大学里就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其次,我并非是去美国宣传儒家价值,让别人来认同这个学说。当时我做了一个对自己影响巨大的决定——以一种开放的心情与其他文化交流。如果在哈佛,发现了一些与儒家文化存在较大冲突的价值、理念或学术思想,且事实上它们更具说服力,我也会改变主张。

在西方各类对话中,重新理解、肯定、挖掘了儒家心性之学

在美国念书期间,我最想修哲学,但当时由奎因(Quine)主持的哈佛哲学系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本体论,并不开设我最关心最想学的伦理学、美学与宗教哲学,所以我经常在其他院系学习神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化、世界宗教等课程。

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及其著作《从逻辑的观点看》

但我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其实始于东海大学大四时期。那时,一批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精英高校的助教来东海大学,我们跟随其中一位学习英文,越来越多的学术交流随之不断展开。赴美留学,我感到自己与五四时代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不同。我并非完全拜师,自认为还带有一些使命——同他们交流儒家学说。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的信息相当开放,很多学者愿意认真聆听我的观点。这使得我能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发掘儒家心性之学。

列文森认为儒家传统已是历史现象,1962年起,我就想证明这是误判

来到美国,我发现一个普遍观点:学术界多半都怀疑儒家是否能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侧面,或者成为世界学术主流中的一部分。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the Modern Fate)影响颇大,该书直截了当地说,“儒家的传统已经逐渐地成为历史现象、历史事实,不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他还举例说“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还是回忆着中国的过去,但在理智上已经决定认同西方文化”,在西方的主流学者确实都抛弃了儒家学说。

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及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从1962年开始,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就是证明列文森教授误判了儒家传统。他代表了很多海外学者的认知,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批评儒家的人更多。这些误判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现代化。西化被认为就是现代化,而中国当时尚处在前现代化社会,一旦进入由科学、工业革命代表的现代化社会,儒家等传统的力量就会被逐渐消除。许多人认为,列文森是隔岸观火,对儒家的没落显示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去世后,我和他的不少学生和同事交流,他们为其辩护:“杜维明,你不要忘记,列文森是在为儒家命运哭泣,他的内心满怀悲痛之情,在他看来,儒家的命运和他自己坚信不移的犹太教的命运,以及基督教的命运,抑或印度教的命运,所有精神文明的命运都是一样的,现代化、科学化的发展会将它们消除,儒家只是其中一个。”

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人类文明的境遇

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在研究儒家传统时,不能让人了解它的源头活水,让它与我们的身心性命有所关联,就无法证明儒家这一精神文明还可以在21世纪复活;也无法证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些传统的价值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批判、反省甚至有所反思。因此,我认为,从事儒家研究或者认同儒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一个人类文明遇到的大困境。最大的追问在于人类应当走向何处?人类应当依靠何种力量和平共处?应当如何了解我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曾经提出的天下观念、万物一体的观念是否已慢慢成为一种空想?或者说,那些价值、观念如何体现出更深层次的要求?

当时,西方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重新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是否真如列文森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消亡。1960年代末,列文森还未去世,他突然发现孔子及他的“克己复礼”成为中国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让他十分震惊——一个学说真正的消亡在于它被遗忘,尚在被批判足以证明其生命力和现实的关怀与意义。

1978年,我跟随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短暂回国一个月,我意识到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大陆的儒家文化,虽然我曾在中国台湾地区学习儒家,也接触到越南、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儒家。我深深感到,如果中国大陆的情况并未变化,或者多是反对儒家传统的声音,那么儒家的命运就会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所以,1980年我受邀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讲课8个月,边讲课边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儒家这个学术传统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否存在光辉灿烂的一面?二是在中国大陆是否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相对独立的意思是能独立判断学术标准、学术发展方向的意义和价值。

1980年代,杜维明参加北大学术讨论会二排左三张申府先生,一排右三梁漱溟先生,一排左二杜维明先生

在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困境的探索

孟子心性之学超越了同时代的轴心文明思想,指归现实的终极意义

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学,在不同时代中具有不同的特殊价值,都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强调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其实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人在整个人类生物转化中的出现存在何种意义与何种价值?我们如何去认识它们?个人是否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发展这种资源,还是必须受外在影响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人,我是否能通过自觉与反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之所以能够发挥更大价值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环境还是其它原因?

孟子“性善”的观念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恻隐之情,即内心对外部环境的健康反映,发挥自己做人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00至500年的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同时出现。当时只有中国文明未曾出现在被学术界中称作“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终极的价值关怀必须超越到现实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个理想世界里,孔子选择的人生意义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因此,儒家传统是面对当时的存在对人类进行的反思,与亘古时代相比,是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人类开始探索抽象且永恒的大问题。

杜维明认为:孟子的“四端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简单问题。它是自我认同的“立人之道”

由于这种外在超越的“缺失”,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过于关注现实,没有更高的意识与价值,没有到达“超越”这一层面。但孟子认为,一个人有很多向度,应当同时开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向度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它和人的四端密切相关。

四端是儒家称人应有的四种德行,包括仁、义、礼、智。其中,仁的这一端发自人的恻隐之情,包含着同情的意思,这种恻隐之情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充分发展人性最重要的资源。情的感受虽是个人且每人有所不同,但孟子认为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够将情推己及人,就逐渐可以将个人、家庭、邻里、社会甚至国家、天下都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向外推的精神世界。这种推己及人的情,发展到陆象山、王阳明时期,他们提出必须要优先树立我们作为人的大体,即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人就要做一个能够体现人性光辉的人,做一个像样的人。陆象山曾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做人,就应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立志是立自己的大志,可以推到家庭、他人即为大志。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

“仁”如康德的自由意志,具有主体性,其本体意义可与天地一

对于四端之一的“仁”,目前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做出较大贡献。在马王堆出土的资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为仁,这与一般意义上说的“仁”字有所不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所以,人的价值既是内在的、自我的,也是涵摄在关系网络中的。

通过对孟子的了解,我认为,仁爱的“仁”是指个人的主体性,这类似于康德说的“自由意志”。每个人都要有自由意志,没有理性就不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道德人。而儒家仁爱的仁里包含的情,是为他人而生,生发到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体与其他所有人进行对话,而这种相互对话所形成的社群以仁爱为主。仁爱不仅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爱己,三者不能分离。这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由于儒家传统中存在一种强烈的自由度,即我要发挥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选择。因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孔子主动自觉的选择。这一观念发展到陆象山就是“心即理”,到王阳明是“致良知”,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每个人内在都有仁心,所以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科学无法反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对外在世界有着无限反映的可能,它开放、多元、包容,从最遥远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对我们的心量来说,都可以到达。

现场听众认真记录杜维明先生演讲中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阐述

那么,如何到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世界呢?这是一个人成为独立自觉的人必须要走的路。首先,仁一定是在人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的。王阳明说,每一天都相当于春夏秋冬的过度,都是新的一天,都有一种新的意念,这就是生生不息;其次也是一种觉悟,他的力量与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一体,所以他有公心。第三,仁能通达,一定要往外通。人的主体性的本体意义在于,能与天打通,因为以天地为性,因此心灵从天而来。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仁”主张“天生人成”,地球的存活是人类无可推却的责任

分体现仁,不仅可知他人,也可以知天。这个观念建立在个人的主体性之上,这势必要破除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破除家庭的局限,否则个人就没有渗透力,参悟到社会、国家、天下甚至是宇宙。“中国就是天下,中原就是天下”的观念与孔子、孟子的思想大相径庭。天下不仅是普天之下,它还包括宇宙论,但同时也包含本体论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所以,我在1980年代提出过“存有的连续性”话题。

另一方面,仁可以与其他德性相通,例如礼、义、勇、智、孝等所有价值都与仁以及佛家说的慈悲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思路,但要证明它、发展它,使之成为制度、成为行为习惯,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了不起的大事。仁在中国的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文化中都能显现这种价值的光辉。

从仁的价值往前看,如何面对现在人类遭遇的存活困境,严格来说,就是人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的问题。自然世界有其内在的价值而非仅仅具有外在价值。从科学发展中,我们了解到,人曾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累赘,而现在却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影响了包括化学、生物各过程在内的整个演化过程。由于人的投入不断繁衍,促使演化过程向后拓宽,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在地球能否生存,能否发展,仅是人从私利角度在考虑问题,按照中国“天生人成”的观念中,人就应该思考如何与地球相辅相成地存在。

钱穆认为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天人合一”,我延伸为“精神人文主义”

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口授完成其最后一篇论文,阐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与天道合一,即天人合一。 这样就意味着人不仅对这个世界的持续发展负有责任,还应对存活环境的大自然负有责任。

由此看,我们应该把握四种关系。

第一种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就是身心灵神的统一。个人的身体、心灵和自己最高的理想进行融合,这种融合形成的作用力来自于内部的反思。除反思外还需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即良知。

第二种是将心比心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他人可以是个人或社会,正是我们自我了解的另一种情况。个人与社会如何进行健康互动?这才是最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修身是基本,齐家和治国是同步关系。比如当下,我们应当通过互联网发挥正能量,这源于每一个人的力量,但同时也对社会有贡献。

第三种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需要一种持久的和谐,这样不仅对人有价值,对天地也有价值。

第四种是人性与天道能够相辅相成。

以上是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Spiritual Humanism)的四个向度(Four Dimensions),是我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对话后,逐渐摸索到的人文价值,而这一人文价值是否具有持续性需要经受考验。

今年9月,嵩山论坛上,杜维明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的学者齐聚论道,切磋琢磨

例如,一个基督徒能否认同这一说法,并且不放弃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信仰?一个佛教徒、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在面对人类当下困难时,都能不脱离这四个向度?我认为是。因此,现在出现许多非常有趣的现象,有“波士顿的儒家”;伊斯兰教徒也有“回儒”或“儒回”。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的宗教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例如,某人是基督徒,他原本不太注重生态环保,因为这是属于上帝治理之事。但具有精神人文主义就应该重视;以前的佛教徒追求四大皆空,只完成个人自己的修行,但现在要将人间作为一个道场,这就是“人间佛教”的由来。

实践的佐证

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学以成人”的观念都可推广至世界

最后分享两种实践。

第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001年是世界和平年,联合国邀请18位世界各界思想家讨论用何种价值重建文明的对话。当时德国思想家孔汉斯(Hans Kueng)提出用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即“己所欲,施于人”,我则提出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你认为不好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这说明基督教的金科玉律与儒家恕道文化中有相通之处,这中间引申出的就是仁道,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发展。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达成共识:我们应当开发各种文明资源,发展世界文明对话,促使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对话的环境。

第二个比较现实,明年8月将在北京召开世界哲学大会。我提议的“学做人”被西方哲学界的主力接受为官方的大会主题,“Learning to Be Human”被翻成多国语言,中文表达是“学以成人”。会议委员会经过考虑认为,在“学以成人”的主题之下,自我、社群、自然(地)和精神性(天)四个向度缺一不可。

2017年8月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学术研讨会

我认为,这四个向度的理解要兼顾各种视角。第一,我们不能自傲地认为这只是中国的传统与价值,而应将其推广至世界。第二,孔子提出“学做人”就是“为己之学”,旨在发挥自己的潜能并推己及人。如孔子对颜回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依靠自己而非他人达到仁。“己”就是我说的主体性,这在儒家传统里非常关键,不可忽略。

西方哲学界对“礼”的重视丰富了对“仁”的研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仁”与“礼”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界很重要的一个话域,假设突出“仁”,那么,西方哲学界特别重视的“礼”就会受到限制。“礼”就是发展制度,进而推进制度形成的一种文明意识,具有许多丰富的内涵。只强调“仁”而忽略“礼”必然走不远。反之亦然。

非洲有句话,我的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这和儒家思想之“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其实是一致的。做哲学研究就是要有阳明说的“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根源意识,就会成为抽象的包容主义。在儒家思想上“接着讲”的‘精神人文主义’就是以仁为“头脑”,但又开放包容,涵摄天地群己,注重交流对话。

(整编 李念、金梦 )

精彩瞬间

互动环节倪培民指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吴震做整场点评并向杜维明、倪培民颁发上海儒学院顾问和研究员证书

讲堂后宾主合影。左起为李念、于海、王欣之、倪培民、杜维明、谢遐龄、吴震、孙向晨

现场听众观看文汇讲堂工作室制作的配音PPT《杜维明:借道纽约、巴黎、东京再回“家”》

由于讲座在工作日举办,很多非复旦听众,休假前往聆听思想的对话

讲座结束后,引发了听众对精神人文主义的热议。嘉宾杜维明为听众签名留念。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z_ydh0F8LARNt43yEL80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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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2日,“接着讲”首期③|杜维明主讲:儒家精神人文主义,全球伦理困境的一种化解资源

如何从思孟心学开出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本体的世界伦理如何可能?

上周五(9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儒学大讲堂”首期和文汇讲堂第113-1期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首期双讲座开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主讲《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民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简称“接着讲”五讲)由复旦大学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23日已刊发互动精要《儒家伦理能让世界更美好吗?杜维明倪培民吴震答评》,25日刊发了《倪培民对话杜维明:“如何做人”使儒家与其他文明具有相通性》详见链接。今日与您继续分享:主讲嘉宾杜维明的演讲精华版。

主讲部分

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渊源流长、且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对于当下人类遭遇的困境,究竟有无可应对的方案?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学,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学开展出精神人文主义,使之能与目前人类棘手的伦理学危难相关联?这是个集体课题。在此,想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并不很乐观的思考并以此抛砖引玉。

问题的迭变

高中至大学在台湾学习儒学,赴美留学并无宣传之心,重在交流

我第一次接触儒家传统是在高一,那时学校里研究民族精神教育的周文杰老师为我们讲授四书,讲到《大学》,心中有些感触,但并不强烈。可当他讲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时,我突然感觉开窍了:修齐治平的思想如此宽宏、伟大,是其他课程中未曾接触过的。因为喜欢,所以就跟着这位周老师去台湾师范大学旁听牟宗三先生讲授中国哲学课。听后有很大触动,所以就决定改报台湾大学为东海大学中文系,跟随牟宗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

1962年我来到美国学习,同时开始交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有两个误区,首先,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美国才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并非如此,事实上,我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始接触、学习儒家思想,在大学里就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其次,我并非是去美国宣传儒家价值,让别人来认同这个学说。当时我做了一个对自己影响巨大的决定——以一种开放的心情与其他文化交流。如果在哈佛,发现了一些与儒家文化存在较大冲突的价值、理念或学术思想,且事实上它们更具说服力,我也会改变主张。

在西方各类对话中,重新理解、肯定、挖掘了儒家心性之学

在美国念书期间,我最想修哲学,但当时由奎因(Quine)主持的哈佛哲学系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本体论,并不开设我最关心最想学的伦理学、美学与宗教哲学,所以我经常在其他院系学习神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化、世界宗教等课程。

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及其著作《从逻辑的观点看》

但我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其实始于东海大学大四时期。那时,一批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精英高校的助教来东海大学,我们跟随其中一位学习英文,越来越多的学术交流随之不断展开。赴美留学,我感到自己与五四时代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不同。我并非完全拜师,自认为还带有一些使命——同他们交流儒家学说。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的信息相当开放,很多学者愿意认真聆听我的观点。这使得我能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发掘儒家心性之学。

列文森认为儒家传统已是历史现象,1962年起,我就想证明这是误判

来到美国,我发现一个普遍观点:学术界多半都怀疑儒家是否能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侧面,或者成为世界学术主流中的一部分。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the Modern Fate)影响颇大,该书直截了当地说,“儒家的传统已经逐渐地成为历史现象、历史事实,不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他还举例说“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还是回忆着中国的过去,但在理智上已经决定认同西方文化”,在西方的主流学者确实都抛弃了儒家学说。

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及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从1962年开始,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就是证明列文森教授误判了儒家传统。他代表了很多海外学者的认知,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批评儒家的人更多。这些误判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现代化。西化被认为就是现代化,而中国当时尚处在前现代化社会,一旦进入由科学、工业革命代表的现代化社会,儒家等传统的力量就会被逐渐消除。许多人认为,列文森是隔岸观火,对儒家的没落显示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去世后,我和他的不少学生和同事交流,他们为其辩护:“杜维明,你不要忘记,列文森是在为儒家命运哭泣,他的内心满怀悲痛之情,在他看来,儒家的命运和他自己坚信不移的犹太教的命运,以及基督教的命运,抑或印度教的命运,所有精神文明的命运都是一样的,现代化、科学化的发展会将它们消除,儒家只是其中一个。”

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人类文明的境遇

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在研究儒家传统时,不能让人了解它的源头活水,让它与我们的身心性命有所关联,就无法证明儒家这一精神文明还可以在21世纪复活;也无法证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些传统的价值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批判、反省甚至有所反思。因此,我认为,从事儒家研究或者认同儒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一个人类文明遇到的大困境。最大的追问在于人类应当走向何处?人类应当依靠何种力量和平共处?应当如何了解我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曾经提出的天下观念、万物一体的观念是否已慢慢成为一种空想?或者说,那些价值、观念如何体现出更深层次的要求?

当时,西方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重新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是否真如列文森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消亡。1960年代末,列文森还未去世,他突然发现孔子及他的“克己复礼”成为中国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让他十分震惊——一个学说真正的消亡在于它被遗忘,尚在被批判足以证明其生命力和现实的关怀与意义。

1978年,我跟随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短暂回国一个月,我意识到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大陆的儒家文化,虽然我曾在中国台湾地区学习儒家,也接触到越南、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儒家。我深深感到,如果中国大陆的情况并未变化,或者多是反对儒家传统的声音,那么儒家的命运就会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所以,1980年我受邀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讲课8个月,边讲课边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儒家这个学术传统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否存在光辉灿烂的一面?二是在中国大陆是否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相对独立的意思是能独立判断学术标准、学术发展方向的意义和价值。

1980年代,杜维明参加北大学术讨论会二排左三张申府先生,一排右三梁漱溟先生,一排左二杜维明先生

在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困境的探索

孟子心性之学超越了同时代的轴心文明思想,指归现实的终极意义

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学,在不同时代中具有不同的特殊价值,都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强调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其实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人在整个人类生物转化中的出现存在何种意义与何种价值?我们如何去认识它们?个人是否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发展这种资源,还是必须受外在影响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人,我是否能通过自觉与反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之所以能够发挥更大价值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环境还是其它原因?

孟子“性善”的观念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恻隐之情,即内心对外部环境的健康反映,发挥自己做人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00至500年的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同时出现。当时只有中国文明未曾出现在被学术界中称作“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终极的价值关怀必须超越到现实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个理想世界里,孔子选择的人生意义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因此,儒家传统是面对当时的存在对人类进行的反思,与亘古时代相比,是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人类开始探索抽象且永恒的大问题。

杜维明认为:孟子的“四端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简单问题。它是自我认同的“立人之道”

由于这种外在超越的“缺失”,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过于关注现实,没有更高的意识与价值,没有到达“超越”这一层面。但孟子认为,一个人有很多向度,应当同时开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向度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它和人的四端密切相关。

四端是儒家称人应有的四种德行,包括仁、义、礼、智。其中,仁的这一端发自人的恻隐之情,包含着同情的意思,这种恻隐之情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充分发展人性最重要的资源。情的感受虽是个人且每人有所不同,但孟子认为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够将情推己及人,就逐渐可以将个人、家庭、邻里、社会甚至国家、天下都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向外推的精神世界。这种推己及人的情,发展到陆象山、王阳明时期,他们提出必须要优先树立我们作为人的大体,即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人就要做一个能够体现人性光辉的人,做一个像样的人。陆象山曾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做人,就应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立志是立自己的大志,可以推到家庭、他人即为大志。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

“仁”如康德的自由意志,具有主体性,其本体意义可与天地一

对于四端之一的“仁”,目前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做出较大贡献。在马王堆出土的资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为仁,这与一般意义上说的“仁”字有所不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所以,人的价值既是内在的、自我的,也是涵摄在关系网络中的。

通过对孟子的了解,我认为,仁爱的“仁”是指个人的主体性,这类似于康德说的“自由意志”。每个人都要有自由意志,没有理性就不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道德人。而儒家仁爱的仁里包含的情,是为他人而生,生发到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体与其他所有人进行对话,而这种相互对话所形成的社群以仁爱为主。仁爱不仅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爱己,三者不能分离。这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由于儒家传统中存在一种强烈的自由度,即我要发挥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选择。因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孔子主动自觉的选择。这一观念发展到陆象山就是“心即理”,到王阳明是“致良知”,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每个人内在都有仁心,所以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科学无法反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对外在世界有着无限反映的可能,它开放、多元、包容,从最遥远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对我们的心量来说,都可以到达。

现场听众认真记录杜维明先生演讲中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阐述

那么,如何到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世界呢?这是一个人成为独立自觉的人必须要走的路。首先,仁一定是在人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的。王阳明说,每一天都相当于春夏秋冬的过度,都是新的一天,都有一种新的意念,这就是生生不息;其次也是一种觉悟,他的力量与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一体,所以他有公心。第三,仁能通达,一定要往外通。人的主体性的本体意义在于,能与天打通,因为以天地为性,因此心灵从天而来。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仁”主张“天生人成”,地球的存活是人类无可推却的责任

分体现仁,不仅可知他人,也可以知天。这个观念建立在个人的主体性之上,这势必要破除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破除家庭的局限,否则个人就没有渗透力,参悟到社会、国家、天下甚至是宇宙。“中国就是天下,中原就是天下”的观念与孔子、孟子的思想大相径庭。天下不仅是普天之下,它还包括宇宙论,但同时也包含本体论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所以,我在1980年代提出过“存有的连续性”话题。

另一方面,仁可以与其他德性相通,例如礼、义、勇、智、孝等所有价值都与仁以及佛家说的慈悲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思路,但要证明它、发展它,使之成为制度、成为行为习惯,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了不起的大事。仁在中国的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文化中都能显现这种价值的光辉。

从仁的价值往前看,如何面对现在人类遭遇的存活困境,严格来说,就是人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的问题。自然世界有其内在的价值而非仅仅具有外在价值。从科学发展中,我们了解到,人曾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累赘,而现在却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影响了包括化学、生物各过程在内的整个演化过程。由于人的投入不断繁衍,促使演化过程向后拓宽,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在地球能否生存,能否发展,仅是人从私利角度在考虑问题,按照中国“天生人成”的观念中,人就应该思考如何与地球相辅相成地存在。

钱穆认为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天人合一”,我延伸为“精神人文主义”

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口授完成其最后一篇论文,阐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与天道合一,即天人合一。 这样就意味着人不仅对这个世界的持续发展负有责任,还应对存活环境的大自然负有责任。

由此看,我们应该把握四种关系。

第一种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就是身心灵神的统一。个人的身体、心灵和自己最高的理想进行融合,这种融合形成的作用力来自于内部的反思。除反思外还需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即良知。

第二种是将心比心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他人可以是个人或社会,正是我们自我了解的另一种情况。个人与社会如何进行健康互动?这才是最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修身是基本,齐家和治国是同步关系。比如当下,我们应当通过互联网发挥正能量,这源于每一个人的力量,但同时也对社会有贡献。

第三种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需要一种持久的和谐,这样不仅对人有价值,对天地也有价值。

第四种是人性与天道能够相辅相成。

以上是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Spiritual Humanism)的四个向度(Four Dimensions),是我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对话后,逐渐摸索到的人文价值,而这一人文价值是否具有持续性需要经受考验。

今年9月,嵩山论坛上,杜维明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的学者齐聚论道,切磋琢磨

例如,一个基督徒能否认同这一说法,并且不放弃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信仰?一个佛教徒、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在面对人类当下困难时,都能不脱离这四个向度?我认为是。因此,现在出现许多非常有趣的现象,有“波士顿的儒家”;伊斯兰教徒也有“回儒”或“儒回”。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的宗教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例如,某人是基督徒,他原本不太注重生态环保,因为这是属于上帝治理之事。但具有精神人文主义就应该重视;以前的佛教徒追求四大皆空,只完成个人自己的修行,但现在要将人间作为一个道场,这就是“人间佛教”的由来。

实践的佐证

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学以成人”的观念都可推广至世界

最后分享两种实践。

第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001年是世界和平年,联合国邀请18位世界各界思想家讨论用何种价值重建文明的对话。当时德国思想家孔汉斯(Hans Kueng)提出用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即“己所欲,施于人”,我则提出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你认为不好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这说明基督教的金科玉律与儒家恕道文化中有相通之处,这中间引申出的就是仁道,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发展。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达成共识:我们应当开发各种文明资源,发展世界文明对话,促使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对话的环境。

第二个比较现实,明年8月将在北京召开世界哲学大会。我提议的“学做人”被西方哲学界的主力接受为官方的大会主题,“Learning to Be Human”被翻成多国语言,中文表达是“学以成人”。会议委员会经过考虑认为,在“学以成人”的主题之下,自我、社群、自然(地)和精神性(天)四个向度缺一不可。

2017年8月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学术研讨会

我认为,这四个向度的理解要兼顾各种视角。第一,我们不能自傲地认为这只是中国的传统与价值,而应将其推广至世界。第二,孔子提出“学做人”就是“为己之学”,旨在发挥自己的潜能并推己及人。如孔子对颜回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依靠自己而非他人达到仁。“己”就是我说的主体性,这在儒家传统里非常关键,不可忽略。

西方哲学界对“礼”的重视丰富了对“仁”的研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仁”与“礼”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界很重要的一个话域,假设突出“仁”,那么,西方哲学界特别重视的“礼”就会受到限制。“礼”就是发展制度,进而推进制度形成的一种文明意识,具有许多丰富的内涵。只强调“仁”而忽略“礼”必然走不远。反之亦然。

非洲有句话,我的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这和儒家思想之“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其实是一致的。做哲学研究就是要有阳明说的“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根源意识,就会成为抽象的包容主义。在儒家思想上“接着讲”的‘精神人文主义’就是以仁为“头脑”,但又开放包容,涵摄天地群己,注重交流对话。

(整编 李念、金梦 )

精彩瞬间

互动环节倪培民指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吴震做整场点评并向杜维明、倪培民颁发上海儒学院顾问和研究员证书

讲堂后宾主合影。左起为李念、于海、王欣之、倪培民、杜维明、谢遐龄、吴震、孙向晨

现场听众观看文汇讲堂工作室制作的配音PPT《杜维明:借道纽约、巴黎、东京再回“家”》

由于讲座在工作日举办,很多非复旦听众,休假前往聆听思想的对话

讲座结束后,引发了听众对精神人文主义的热议。嘉宾杜维明为听众签名留念。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z_ydh0F8LARNt43yEL80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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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30日,杜维明:儒家应勇于面对挑战,提供新的普世价值

2017年8月13-14日,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知名大学哲学系及哲学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举。本文为杜维明教授在会议上的演讲。

  各位学术先进,各位同仁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有关儒家普世价值的观点,其实也是我关于一个特殊的文化繁荣,如何走向世界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说走向张先生刚刚提出来的“后主客”关系中的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基本上的理念。

  儒家传统是深涵地方色彩而又不断的走在世界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中的。儒家源于曲阜,历经漫长的努力,成为了中原主要的思想学派,深刻的影响了政治、经济、家庭、社会,为中国建立了礼仪制度,培养了知识精英,还影响了世风民俗和执政者的行为,在延续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是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套理念。一群本来既没有政治权势,又没有经济资本的书生,主要通过教育,从理念实践,培养自我,转化世界,在道学为天下立的时代,开创出一个体现人文价值的天地。这个现象我认为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极为罕见。孔子选择了一个入世的人生道路,在夏商周三代,千年以上的文化积淀中,创造了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内容的意义世界。他的继承者——孟子、荀子和董仲舒,丰富了儒学,到了汉代,儒家的人文天地,已是多元多样,错综复杂。仁义礼智信,所谓的“五常”,经过宋代的儒者认真的研习,成为孔学的典范,也成为了儒家的核心价值。宋明以来,定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五常”基本观念,传播到了越南、朝鲜、日本等各个地方,包括越南陈、黎、阮三朝,还有朝鲜朝和德川幕府,都是儒学大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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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0日,搜狐文化,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

搜狐文化 2017 年 8 月 10 日

启蒙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 识形态,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 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启蒙心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 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 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启蒙心态密不可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 我们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济而言,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我们在启蒙心态中呆了这么久,以致我们假定它的总体思想推动力是合理的。不言而 喻,现代人都同意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它造成现代人的心理倾 向: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源。尽管启蒙 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 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 中的,不同意以下这些观点: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 是众所渴望的,个人 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 潜力,实现了人类渴望成为万物尺度,做万物主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 响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的毋庸置疑的假 定,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对启蒙心态的公正理解,需要直率地讨论现代西方的黑暗面。那“解放了的普罗米修 斯”(unbound Prometheus)象征着急剧发展的技术。它是人类智慧在工业革命早期获得 的巨大成就。尽管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对,遭到人文科学前辈的批评,启蒙心态在浮士 德精神(一种本能地去开发、了解、征服、压制的精神)的鼓舞下,一直是现代西方的主 导意识形态。如今在东亚,它正被拥戴为毋庸置疑的基本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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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3日,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

会议现场

郝平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先生颁发聘书

合影

2017年8月13-14日,在距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正式召开一周年之际,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知名大学哲学系及哲学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举,全面启动了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并就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学以成人”展开了深入的学理讨论。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世界哲学大会秘书处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旨在凝聚全国乃至海内外哲学界的力量,正式成立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进而全面推动将于2018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的各项筹备组织工作。与此同时,会议以严肃深入的学术探讨形成学术界和思想界对“学以成人”主题的共识,探索哲学人文领域多元研究,加强中国与世界在哲学人文领域的交流,提升当代中国哲学的全球影响力。此外,通过各项筹备活动和公众传播,提升社会各界对于世界哲学大会的了解,扩大世界哲学大会的社会影响力。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莫兰(Dermot Moran)先生、秘书长斯卡兰提诺(Luca M. Scarantino)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以及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和校长林建华应邀出席仪式并致辞。会议还邀请了哲学泰斗张世英先生,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先生,著名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北大校友、著名企业家俞敏洪先生,以及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主任王博等五位嘉宾作大会主题报告。会议期间,参与会议的百余位海内外知名哲学家围绕“学以成人”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了世界哲学大会组织工作的相关事宜。

会议于2017年8月13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开幕,王博主持会议。林建华首先致辞,他在以“哲学的力量”为主题的致辞中代表北京大学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感谢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及海内外哲学界同仁对大会筹备的支持,同时也期待“哲学家们的思想碰撞,能够促进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等重要的时代论题”。

莫兰先生、斯卡兰提诺先生先后致辞,他们分别回顾了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和世界哲学大会的发展历史,以及其与中国结缘的过程,并且感谢中国组委会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韩启德院士在致辞中从健康与生活方式着眼,强调科技与人文关怀视野中多元哲学交流和学术探讨的重要性,并期许世界哲学大会的召开能推动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世界人文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责任。

郝平宣布了中国组委会(学术部分)名单,并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先生,组委会秘书长仰海峰、胡新龙、刘哲颁发聘书。中国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世界哲学大会的组织工作全面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大会特邀主题报告人就“学以成人”这一主题进行了五场主题报告。哲学泰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以“世界哲学在走向中西哲学互通互融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为题,精当阐释了中西哲学互融互通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张世英先生强调:“世界哲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这是世界哲学在走向中西哲学互通互融的大道上最重大的、前进性的一步。”杜维明先生从全球化视角下的文明挑战及确立普世价值的视角出发,说明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在“学以成人”的主题框架中的多元对话的必要性,并强调了儒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特文化及伦理价值。

孙正聿先生发表了题为“哲学何以使人‘学以成人’”的主题报告,他从哲学思考提供的“大问题”“大逻辑”“大智慧”“大手笔”中说明哲学提供的人类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俞敏洪先生则从文化、人生与自我发展的进路讨论“学以成人”的含义及其当代价值,强调在社会发展与个体生活中持续自我反思的价值。王博教授以“无法‘完成’的人”为题,从人类的历史性、生活经验的当下性、个体生命的过程性及自我反思与个体存在的张力角度出发,结合中西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资源,强调“无法被定义”是人的自由向度,“非现成和无法完成的向度”。这个向度通过不断地否定关于自身的具体定义,甚至与“定义”本身的抗争,构成了人的自我认识和理解的重要内涵。与此同时,王博教授也强调了世界的“属人性”,人创造了世界,因此世界发展的过程恰是人自身发展的无限可能的展开。

主题报告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学以成人”的内涵及其思想价值。主题报告结束之后,百余名来自全球各个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著名哲学家围绕“学以成人”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和思想碰撞。

据悉,世界哲学大会起始于1900年,是由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发起主办,在全球各个大洲的哲学学术中心召开,是全球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主题最为开放的哲学学术盛会。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http://wcp2018.pku.edu.cn)是在亚洲举行的第二次,也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哲学大会。本次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确定了以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为指引的全体大会。会议将邀请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参会,举行8场专题讲座,另设主题涵盖广泛的99场分组会议。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哲学家将汇聚中国,围绕多元的哲学传统和哲学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会议场所,更是几千年文明传统的精神积淀,以及过去100多年来的哲学探索和思考。北京吸引的也不仅仅是来自全球的哲学家,更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智慧和思辨成就。这是中国思想界和全球哲学家们互相了解的重要机遇,也是中国哲学展现自己、走向世界的重要机遇。

随着大会组委会的成立,具体组织和筹备工作将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系列围绕世界哲学大会的学术和文化活动也将陆续举行。世界哲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必将推动全球及中国哲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也将进一步提升哲学人文学术的社会影响力。

摄影:刘月玲 易文英

编辑:安宁

原文链接: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7-08/14/content_2988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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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3日,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会议现场

郝平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先生颁发聘书

合影

2017年8月13-14日,在距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正式召开一周年之际,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知名大学哲学系及哲学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举,全面启动了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并就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学以成人”展开了深入的学理讨论。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世界哲学大会秘书处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旨在凝聚全国乃至海内外哲学界的力量,正式成立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进而全面推动将于2018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的各项筹备组织工作。与此同时,会议以严肃深入的学术探讨形成学术界和思想界对“学以成人”主题的共识,探索哲学人文领域多元研究,加强中国与世界在哲学人文领域的交流,提升当代中国哲学的全球影响力。此外,通过各项筹备活动和公众传播,提升社会各界对于世界哲学大会的了解,扩大世界哲学大会的社会影响力。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莫兰(Dermot Moran)先生、秘书长斯卡兰提诺(Luca M. Scarantino)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以及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和校长林建华应邀出席仪式并致辞。会议还邀请了哲学泰斗张世英先生,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先生,著名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北大校友、著名企业家俞敏洪先生,以及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主任王博等五位嘉宾作大会主题报告。会议期间,参与会议的百余位海内外知名哲学家围绕“学以成人”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了世界哲学大会组织工作的相关事宜。

会议于2017年8月13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开幕,王博主持会议。林建华首先致辞,他在以“哲学的力量”为主题的致辞中代表北京大学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感谢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及海内外哲学界同仁对大会筹备的支持,同时也期待“哲学家们的思想碰撞,能够促进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等重要的时代论题”。

莫兰先生、斯卡兰提诺先生先后致辞,他们分别回顾了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和世界哲学大会的发展历史,以及其与中国结缘的过程,并且感谢中国组委会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韩启德院士在致辞中从健康与生活方式着眼,强调科技与人文关怀视野中多元哲学交流和学术探讨的重要性,并期许世界哲学大会的召开能推动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世界人文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责任。

郝平宣布了中国组委会(学术部分)名单,并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先生,组委会秘书长仰海峰、胡新龙、刘哲颁发聘书。中国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世界哲学大会的组织工作全面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大会特邀主题报告人就“学以成人”这一主题进行了五场主题报告。哲学泰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以“世界哲学在走向中西哲学互通互融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为题,精当阐释了中西哲学互融互通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张世英先生强调:“世界哲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这是世界哲学在走向中西哲学互通互融的大道上最重大的、前进性的一步。”杜维明先生从全球化视角下的文明挑战及确立普世价值的视角出发,说明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在“学以成人”的主题框架中的多元对话的必要性,并强调了儒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特文化及伦理价值。

孙正聿先生发表了题为“哲学何以使人‘学以成人’”的主题报告,他从哲学思考提供的“大问题”“大逻辑”“大智慧”“大手笔”中说明哲学提供的人类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俞敏洪先生则从文化、人生与自我发展的进路讨论“学以成人”的含义及其当代价值,强调在社会发展与个体生活中持续自我反思的价值。王博教授以“无法‘完成’的人”为题,从人类的历史性、生活经验的当下性、个体生命的过程性及自我反思与个体存在的张力角度出发,结合中西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资源,强调“无法被定义”是人的自由向度,“非现成和无法完成的向度”。这个向度通过不断地否定关于自身的具体定义,甚至与“定义”本身的抗争,构成了人的自我认识和理解的重要内涵。与此同时,王博教授也强调了世界的“属人性”,人创造了世界,因此世界发展的过程恰是人自身发展的无限可能的展开。

主题报告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学以成人”的内涵及其思想价值。主题报告结束之后,百余名来自全球各个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著名哲学家围绕“学以成人”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和思想碰撞。

据悉,世界哲学大会起始于1900年,是由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发起主办,在全球各个大洲的哲学学术中心召开,是全球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主题最为开放的哲学学术盛会。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http://wcp2018.pku.edu.cn)是在亚洲举行的第二次,也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哲学大会。本次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确定了以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为指引的全体大会。会议将邀请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参会,举行8场专题讲座,另设主题涵盖广泛的99场分组会议。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哲学家将汇聚中国,围绕多元的哲学传统和哲学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会议场所,更是几千年文明传统的精神积淀,以及过去100多年来的哲学探索和思考。北京吸引的也不仅仅是来自全球的哲学家,更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智慧和思辨成就。这是中国思想界和全球哲学家们互相了解的重要机遇,也是中国哲学展现自己、走向世界的重要机遇。

随着大会组委会的成立,具体组织和筹备工作将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系列围绕世界哲学大会的学术和文化活动也将陆续举行。世界哲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必将推动全球及中国哲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也将进一步提升哲学人文学术的社会影响力。

摄影:刘月玲 易文英

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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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8日,杜维明:历史上著名的西化派都是儒家士大夫

杜维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

显而易见的是,世界还远未达到对话的、和谐的、和平的状态。全球化扩大和加深着地球每个角落人们之间的互联性与团结性,而世界作为一个“地球村”的构想可使这一共享的渴望大大加强。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我们的肉眼为宇航员超越性的凝视所开启,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看见这蔚蓝色的地球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作为我们终极拯救的救生艇——地球之上,我们是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在巴黎,东京,北京,新德里,莫斯科以及伊斯坦布尔,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意识到所有自然资源,从土壤到空气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我们不悉心呵护我们的地球家园,那么上帝王国或彼岸世界也不会自动出现来拯救我们。我们常常教育年轻人爱自己的邻居,尊重差异,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是因为,作为受过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洗礼以及良好教育且思想开明的学生,我们应该珍惜理智终将胜于暴力和偏执的希望,而这种稳定性而非混乱则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特征。

但是,近些年来的情况日益表明,经济全球化未必能够解决贫穷减少的问题。相反,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引起失业与社会解体。当然,全球化是人类独创性力量的壮丽展示,尤其在信息和交流技术方面。它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转换的强大引擎,市场的活力证明着这一点。显然,贸易、资本、投资、金融、旅游、移民、信息和知识等领域史无前例的流动性,引起并推动世界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契合的动力场,并且进而连接为一个地球村。古代中国的“大和谐”理论不再是一种乌托邦想象,而成为一种可实现的,甚至是行得通的抱负。

此种共享性抱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支配性政治应该为信息交流、互联网、协商、互动、相互联系以及合作性政治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哈佛正流行,世界范围内的合理化进程被界定为工业化、都市化、西方化,而那种认为现代化进程将要彻底清除文化的、制度的、结构的、观念的不同的设想,已经站不住脚。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同质化过程。任何形式的国际话语中英语的显著存在,快餐的传播,美国式的娱乐,青年文化,以及福音基督教都是极为明显的例子。但是,这种聚合的主题,意味着世界其他地方最终将与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会聚于一点,美国梦则是其淋漓尽致的体现。

(综合自凤凰网《大学问》、中山国学堂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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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3-14日,“中国哲学的身体维度”学术研讨会

2010年7月13日至14日,本次会议由杜维明院长发起,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此次的海峡两岸“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学术研讨会,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再林教授主持,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探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身体维度”这一主题,就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能否成立,中国哲学的身体性研究能否带来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身体研究能否为人类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提供不同于西方的解答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本会议为高等人文研究院就身体维度这一重要课题的第一次讨论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有前沿性意义。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张祥龙教授、张再林教授、王庆节教授、张曙光教授、李河研究员、杨大春教授、陈立胜教授。

中国哲学研究的身体维度——北京大学高研院暑期学术工作坊综述 View the Body from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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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30, 2017, Lecture 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Morality of Reciprocity

Invited by Pro. Tu Weimi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Pro. Leonard Harri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Purdue University delivered a speech title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Morality of Reciprocity” at 3:00 pm, in Room 103, Building 4 of the Lee Shau-kee Humanit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Leonard Harris thinks that traditions are not realizations of an ethnic, racial, national, or civilization kind or intrinsic nature, but ability to create cohesion through recreations. Traditions are inherently conservative, but they can be sources of innovation as well. Likewise, they can be beneficial or oppressive. Professor Leonard Harris thinks that tradition relies on the unconfirmed intuitions but modernity relies on scientific reason of categories. Professor Leonard Harris thinks that tradition’s benefits are coherence, transmitting morals and codes of meaning, and can keep the coherent narratives of self. However, tradition is invented by some authority who can speak, represent, and thus reflect some persona, kind of being and social status and moral character,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disaster of ethnocentrism, nationalism, and racism. Therefore, Professor Leonard Harris proposes a morality of reciprocity and rejects any pre-given moral principles.

After the speech, the audience discussed with Professor about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istinguish enumerative reason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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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4-25, 2017, Symposium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held in the Songyang Academ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Songyang Academy, a symposium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Songyang Academy Conference Series No. Four) was held on June 24-25, 2017 at the Songyang Academy,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Songshan Mountain. 26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had in-depth discussion and exchanges around six sub-themes —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and world philosophy”, “Confucianism and the way of politics”,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odern education”.

Viewed 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revival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presented mainly by Confucianism is a reversal of the wave against the Chinese cul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Viewed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se of non-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ransition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The symposium was based exactly on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ransition. Interaction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t all levels and various practices with different focuses not only reflect the vitality of this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implies a variety of problems and disturbing tendencies. Participated by som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onfucian studies, the symposium was expected to reflect on the revival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and provide analysis on the past experience, curr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Executive Vice Director of Songyang Academy Mr. Sun Peixin made welcome remarks on behalf of the sponsors of the conference. Citing a poem of a Qing Dynasty local scholar, Sun said that the place is once again seeing a “gathering of worthies” and witnessing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Tu Weiming spoke highly of the great surge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in the recent years. He said that he firmly believes that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Zi Si and Mencius lineage of Confucianism will be able to go beyond the secular humanism held by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refer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human quest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National Studi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Chen Lai, focused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of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for creativity and development.

Participating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shows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such a return requires us to overcome the antagonistic thinking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standing i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o accommo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turn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civilization, and let Confucianism become a resource for wisdom and value that can be shared by everyone.

Scholars also warned of some of the disturbing tendencies in today’s Sinology craze, such as fundamentalist Confucianism, vulgarization of Confucianism, blind obedience and the revival of superstition. In his concluding speech, Professor Tu Weiming pointed out that, i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Confucianism in the past were because of its being too marginal and had no right to speak, the difficulties today are just the opposite—that it has gained an upp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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