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5-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哲学研究所、儒学研究中心，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鹅湖月刊社，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来自祖国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和美国、韩国、新加坡等海外学者共七十余人，围绕着“当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的会议主题，分别从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探讨了当代儒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共发表中英文论文77 篇，其中有不少青年学者。当代新儒家第三代著名代表人物蔡仁厚、刘述先、杜维明分别发表了题为“当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面向2018 的儒家哲学”的主题讲演。高研院文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囯翔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牟宗三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的论文。
附 杜维明教授的讲稿，此稿为未修改的草稿，有相关意见敬请联系我们，讨论修正。
二十一世纪新儒家的愿景
杜维明·北京大学
面对由现代西方启蒙心态导引的西化，现代化，及全球化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人类困境，“何谓人”的重新反思zho“新轴心文明时代”是在这一氛围中出现的。其实，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有先见之明的神学家如Raimon Panikkar和Ewert Cousins就已经提出了这一理念。按照Cousins所编写的《世界精神性》巨作的原定计划，最后一卷“未来的新方向”由Panikkar担任主编就准备集中探讨第二个轴新时代的精神世界。
1989年我出任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积极推动的两大研究计划，其中之一即是“轴心文明的宗教对话”（另一计划是“文化中国”）。曾参加这一计划的学者还包括Steve Katz, H. Nasr, Wilfred Cantwell Smith和Huston Smith。除了探讨犹太，基督，伊斯兰，印度，佛，道，儒之间的对话之外，大家建议把原住民的宗教（如神道，夏威夷，也列入研究的范围。因此人类的精神传统都成为反思“启蒙心态”的资源。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早在1960年代Robert Bellah出版“宗教进化”以来“韦伯命题”和雅士柏斯在1949年提出的轴心文明的关系在欧美思想界从比较文明审视现代化的学者都已耳熟能详。如何理解轴心文明也是论辩的焦点。S. N. Eisenstadt 是开展这一论域的核心人物。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季刊Daedalus曾出版“超越的突破”的专号集中讨论这一议题。哈佛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是特邀编辑。表面上极有说服力的共识是轴心时代出现了上帝，梵天，罗格斯，天的理念。意味着“存有的断裂”和凡俗世界绝然不同的神圣世界成为人类的“终极关怀。”我坚决反对这种诠释的策略。因为这条思路过分凸现了一神教的特色。入世的儒家便成为“轴心性”不彰显的例外。以色列学者Alkana的策略是从“第二序思考”(second-order thinking)来定义轴心文明。 我比较同意这一提法。终极关怀的对象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人自身。神学，数学是第二序思考，反思自我的修身当然也是第二序思考。可是我觉得仅从认识论切入似乎单薄些。对“轴心性”的理解应有“厚实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我积极参加这一为期多年的论域，和欧美学术高人（不少是师友之间的同事）对话，讨论，辩难，重点是阐释儒家在世界宗教，哲学，及历史中的定位，发展，和可以为世界其他文明提供参照的价值。当然，我深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可以为文化中国，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提供一条存活和繁荣的道路。犹太，希腊，印度和中国文明同是轴心文明的典范。都可以为新轴心时代做出贡献。根据“宗教演化”的思路，儒家第一期是从原始与远古走进历史（先秦两汉）；第二期是从中世纪（the Middle Period）进入前现代 （宋元明清）；第三期则是从现代步向未来。不过，Bellah 的新书，《人类演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到轴心时代，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则以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超越轴心时代。我们应该尽力解决生态环保，世界秩序，和持续发展等巨大问题，才有条件畅谈“新”轴心文明。而且，“温故知新”是必经之途。我接受这一观点。对儒学来说，这意味着第三期是以对第一二期的“慎思明辩”为前提的。只有通过古典和宋明儒家，“新”儒家才有丰富的精神资源重新反思当今人类的命运。
我希望第三期的儒家能够继承“孔思孟荀董，朱陆王李（退溪）刘（宗周）”的绝学， 但更大的考验是在全球融会贯通而又矛盾冲突的转化过程中发扬开万世太平的人文精神。这固然是理想，但并非空想。当五四（1919）最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坚信只有西方的“启蒙,”如科学民主，才能救亡. 可是，我认为在思想上这是比”救亡压倒启蒙“更深刻的提法。 近来研究中西显示中国批判启蒙心态的知识分子从未断绝，的确大有人在。严格地说，凡是有反思能力的知识人 （余英时认为“知识分子”的“分子”一词不能表现儒家传统中“士”的人格形象），当然也包括公共知识分子， 都不会真正接受极端西化派的论点。他们对西方的理解基本上是理性的。 康有为就是很好的例子。至于梁启超那就更是努力使东西融通的知识界的高人和学术界的泰斗了。应该指出，五四时代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如“学衡”的领军人物陈寅恪和汤用彤也不会清率地反传统或宣染西方的优越性。贝拉曾感叹地说严复在英国不久但他选择翻译的几本经典，从1967年的视野回顾，好像直觉悟到19世纪英国绅士结合法治，自由，及理性和追求富强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的全貌。 这在任何文明（包括欧美）都是难得，西化最成功的日本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如此开阔而深邃的人物。因此，林毓生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彻底反传统”(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潮流只是特例。即使胡适后来也用“充分现代化”取代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至于鲁迅，他究心于传统的小说，俗文学，艺术，哲理，欣赏魏晋人物的潇洒，扎根民间社会，又是章太炎的学生。虽然狠批儒家，突现打倒孔家店的情绪，但他的传统情结确实既深又厚。其实，他被称誉为国学大师的老师认同道家和佛教，对儒家的核心价值则不甚了了。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批儒而扬佛老的国学大师。如果我们把国学定义为利用类似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来整理国故的学问，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便成为正统。果然如此，那么傅斯年为建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旨趣的宣言至今仍有说服力。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否则中研院不可能成立中国文学与哲学研究所。假如把文学和哲学勉强统合在一起的决议不是根据学术导向而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在文哲所设立经学组则的确是包括戴琏章，刘述先，饶宗颐，余英时，和王叔铭在内的咨询委员会主动提出的要求。
不过，在科学与人1生观论战的时代儒家追求意义的人文精神彻底被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的科学主义的巨浪所淹没。即使如此，张君劢1923年在清华大学强调的人生观不能从科学获得解答的论断在中国思想界越来越引起重视，到今天还有说服力。梁漱溟站在中西印三大文明的高度阐述多元价值取向的视野在轴心文明对话，贺麟判定儒学再生可以为中国哲学创造契机，冯友兰接着宋儒讲（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熊十力所“造”的《新唯识论》通过易经构建了儒家的本体哲学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具体知识。黄楠森最近指出，五四时代中国哲学界有四位系统缜密的思想大家，只有熊十力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所转化。另外三位是金岳霖，贺麟，和冯友兰。九十高龄的黄教授是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也是硕果仅存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他的含义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魅力。但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金岳霖的情况我不熟悉，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和张岱年不同，绝不是知、终身奉行唯物主义的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冯友兰晚年痛改前非，彻底扬弃斗争哲学，回归“横渠四句”，贺麟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虽然绝口不谈新儒家，他特别关注的课题还是儒家的现代转化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我曾接受五四时代西学大盛儒门淡薄的历史观点。 梁漱溟亲自对我说过，1923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家哲学，来了很多同学， 但是他非常不高兴， 因为大半是来看“怪物”的。 这使我想起辜鸿铭在北大的经验。 一位出生东南亚的华裔，曾亲炙苏格兰史学大师Thomas Cline，究心中国传统文化，执着“封建”习俗， 并且以隽美的英文书写批评西方现代社会的严重缺失的知识界高人，只因留辫子穿长袍马褂便受尽青年才俊的冷嘲热骂。当时他的即兴回应，传颂至今：你们心理有辫子！这种心理的辫子，影响巨大。鲁迅的情结是显例。他的刻薄在定义对他有恩而且以贵宾礼遇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时表露无余：“英籍土著孔教徒。”林文庆直到21世纪才平反固然主要的原因是抗战期间他和日本的关系，但鲁迅的“品题”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林文庆的负面形象竟持续了三十年。直到近年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才不顾风险建立了文庆亭。
一般的印象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成功，经济突飞猛进，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国就崛起了，像奇迹般整个改变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的心态，也彻底转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扬眉吐气的高傲已取代了屈辱悲愤的情绪，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上高呼的口号不仅成为现实而且使欧美笼罩在威胁的恐惧中。其实DDP或PPP完全不能反映生活世界的实际情况。目前中国的人均所得在184国中位居94， 比三个非洲国家还低，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要解决一亿赤贫人口这种国富民穷的窘境还会继续很多年。应该强调的是真正的经济起飞要到天安门悲剧（1989）五年之后。因此安定的时代只有17年而已。中国的领导人特别关注稳定，据说维稳的开支已经超出了国防预算。 在这氛围中，中共官方拨巨款强力推进“马工程”是可以理解的。
方克立的提法：“马魂，中体，西用”似乎比李泽厚的“中体西用”更向儒家倾斜。不过，新儒家虽然被余英时判为“游魂，”被Makem 讥为“失落的灵魂”（the Lost Soul,）” 它已从一阳来复进入否极泰来的新境。 在重塑中华民族认同的伟大事业中一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试问一个才不到百年的湍流如何抗拒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大河。只有融入才有前途。马克思的儒家化比儒家的马克思化较和情理。两年前在中央党校召开马克思和儒家对话时马哲寥寥无几的淡薄而儒门则气势如虹。应该一提的是，今年在北京大学举行中西马对话时，90岁的资深教授张世英和黄楠都有定稿而且声如洪钟，我则有气无力胡言乱语。
我以为毛泽东想取代儒家传统的妄想不到三年便消失了。但是儒家的复兴阻力极大。官方的政策失败了但在知识分子的心灵积习中反传统的情绪则根深蒂固。至少国学，读经，书院，不必提祭孔拜祖了，还是颇有争议的行为。大陆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是已过时的科学主义。把中医定性为伪科学，把国学贬为已过时的国故的公众在（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甚多，能扎根传统而又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人很少。即使学术界也是韦伯所说的专家经理的天下。政治和知识精英中以理科背景的为领导的居多。人文社科中则经济挂帅，管理专业鼎盛，文科（尤其是历史和哲学）则门可罗雀。一个以工程师和会计师主宰的国家，受到技术官僚的控制和市场经济的腐蚀，当然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国。Bellah 警告我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固然值得忧虑，根本不知文化为何物，还歧视人文的无知和傲慢才使人忧心如焚。
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可尊重一切宗教，提倡修身，重视家庭，推行仁政，建设一个文明礼貌的社会。
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重叠的共识很多。徐复观的政治取向即是自由主义。他的自我定义是“自由主义的儒家。”我以为能够充分体现儒家为己之学，身心性命之教，乃是修齐治平之道的社会，不是贵族社会，不是传统的封建社会，也不是威权社会而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因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个人的尊严才能有法律的保障，尊重差异鼓励多元多样的和谐社会才能实现。当然，目前的北美，西欧，乃至北欧，严格地说，离自由民主的理想还隔了几 重公案。不仅如此，它们具体推行的制度只是一种可能。我接受丘吉尔的说法：民主很坏但其他`更糟，但我不接受现实的西方民主是民主的唯一形式。
熊彼德 的民主理念“选举多党”和森（A。Sen）的
“公共论理”(public reasoning) 就是俩条不同的思路。
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并实践“儒家的民主。”
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时代，儒家的使命是发展具有儒教文化圈特色的现代文明。我们究心于以人文精神转
世而不为世转的知识人应可为地球村提供开放多元的文化认同。个人自身的身心整合，人与人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的持久和谐，以及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是我们的共业。
（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发言稿，12月7日，2011，香港中文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