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 Weiming (杜维明)

再过几天，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就要在北京召开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 最早我的提议是用中文，就是“学做人”，英文翻译为“Learning to Be Human”。在翻译成英 文以后再译回中文的过程中，有中国学者认为应该用一个比较典雅的表达，觉得“学做人”太 平实了，好像哲学性不强，就用了“学以成人”作为大会主题。

世界哲学大会原来有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五种官方语言，2008 年韩 国首尔大会时，我提议中文为第六种官方语言，这个提案虽然有争议但是最后获得了国际哲 学团体联合会（FISP）投票通过。

这次世界哲学大会是自 1900 年开始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超过 8000 人，国外报名人数有 3000 多人。这么多人都愿意来讨论何为人的问题，如何做人的 问题，以及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的问题，表明大家对这个主题有一种共识。

谈到儒家，我们多半是讲它的社会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和谐，讲跨时代的沟 通。在今天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我们强调的是如何在异中求同，如何通过对话减少一些不必 要的冲突，如何在差异性之中寻找一种共识。在可能的共识中，“学做人”几乎被世界各地的 哲学家所接受，不仅包括西欧、美国，还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印度，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哲 学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而且现在又特别严峻的重大问题。

二
我们的学术界就“学做人”的问题讨论得非常少。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课题是一个非常狭 隘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儒家的心性之学，即“心学”思想的一个课题，实际上它所涵盖的范围极 大，至少包含这样一些问题：人如何和其他动物、其他生命有不同的方向？在不远的未来， 人和机器人的关系会怎样？人生到底有没有价值？人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为什么要回到 “学做人”这个课题？是不是人一定要通过学才能成人？虽然不是很抽象，但这个课题一般是 非常难掌握的，却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关切的。

原创： 王建宝等  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   2018-08-03 阅读量：877

导读：又是一年毕业季落下帷幕，艰辛之博士论文写作也告一段落。光阴荏苒，蓦然回首，自从杜维明先生2013年在大陆首招博士生以来，五年光阴已经流走。到今年六月底，已经相继有2013级博士生王建宝、王小超、王淼及2014级博士生王凯歌、史少秦五位同学顺利完成学业，学成毕业。这五年来，杜先生海纳百川，有教无类，收徒九人，在繁忙学术工作之余苦心培养弟子。先生对弟子愤启悱发，举一隅而望三反，常于日常对话中当机指点。身为先生弟子，深幸与于其间。值此收获之际，本号采撷已毕业之四位杜先生弟子博士论文后记，以飨读者。

杜维明先生一方面在对儒家根源性的体悟之中以明晰文化中国之内涵，在六十多年与师友之间的问学思辨中，深造自得；另一方面以全球性的视野来学习各大文明之精华，在奔走天下、践履文明对话的过程中，以学心听，以仁心说，以公心辨，成己成仁，度人无数。先生学无常师，心境神妙如唐君毅，学养气魄如牟宗三，刚猛担当如徐复观，博雅精深如杨联陞，通达悲悯如史华慈，笔力雄健如熊十力，言语圆融如陆象山。笔者不揣浅陋，以己之意逆先生之志，以己之心悟先生之教，“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此为全文之魂魄；

笔者不敢自弃，认真学习现当代孟子研究大家的文章，紧扣孟子原文不敢旁骛，以经解经，以史解经，求经、注之本意，有时也适当借用韦伯、熊彼特、马丁·布伯、涂尔干、狄百瑞、芬格莱特等西方贤圣的语言以说明问题，此为全书之血肉；

笔者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肯定有许多豕亥之误，举烛之谬，于此颡有泚而睨不敢视，只能知耻后勇，以阳明子“立志、勤学、责善、改过”之教以自勉。

总之，夫子以仁发明斯道，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别开生面；宋明儒在魏晋隋唐几百年瑰丽挥洒的心路歧出之后，重开生面，再建道统；百余年以来，几代中外学人接续慧思生命，面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伟大思想带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穷探力索文化灵根，掘井及泉；践履笃行文明对话，海纳百川。儒学可谓梅开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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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孔子的“学”，不仅是德性伦理，还是关怀伦理。“学”不仅要“成己”，还要“成人”、“成物”。同时，儒家伦理还是一种对话的伦理。孔门以师友夹持、共同进学的形式，形成了一个求学的共同体，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儒者在日常世界之中追寻“道”，在“礼”构建的伦常生活之中参证“仁”。

 下面再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行，是伦理学问题；一个是有什么希望，是关于神学或者说宗教学的问题。现在汉学的主流是把儒家所代表的德性伦理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发展出来的德性伦理来互相比较。基本的观点是：德性伦理与习惯一样，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条路线比较接近荀子，但站在孟子的立场也可以接受。

01学习与关怀

首先，要有一个学的过程。学做人的学问是永恒的、无法停止的过程，而且绝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孔子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学不厌，教不倦”。“好学”这两个字在《论语》里有特别的用法。在《论语》里只有两个人能称之为“好学”，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孔子自己。他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的自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短的“精神”自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一个学的过程。我的评断是：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德性伦理，也是一个关怀的伦理（care ethics）。阳明所讲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所希望的不是了别、认知，而是一种关怀。他所关怀的不仅是人，还包括物。如果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对人和地球的关系有一个新的了解，就是要重新考虑人和地球的关系，即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这问题现在讨论的很多。地球宪章（The Earth Charter）提出“所有生命都是相互依存的”，要“尊重和关心生命共同体”。你要把它当作活物，不要把它当作死的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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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人作为思维的动物，如何思、如何知不仅主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杜先生在本文中探讨了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中的发展、应用与片面性，揭示出身、心、灵、神相统一的“体知”才是整全的“知”。进而梳理了理学传统中“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二分，到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的救正，最后提出一条融摄科学理性与道德实践之“知”的可能道路。

中国现在最强的意识形态，大概就是科学主义，但我们上面说了科学在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它本身有一个精神的转向，这个转向不是神秘主义，而是科学理性内部的新的发展，是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的一种新转向。这个新发展和新认识使得21世纪的科学或者说是20世纪下半期的科学，与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中期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实证科学有极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看。

01理性的复杂

理性有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当然还有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英文中理性是rationality ,还有一个词reasonableness，就是合理性，如果用中文讲的话不只合理还要合情，reason和凡俗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有关。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哲学有密切联系，它有两个关键阶段，一是希腊哲学，包括数学，它是理性的发展，另一个就是从培根以来的实证科学、实验科学。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带有启蒙的心态，假如不能量化，假如不能客观，假如没有透明度，假如没有普遍性，就不是科学。后来复杂体系的出现，比如模糊数学，把这个问题弄得很复杂。在物理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量子论出现，这点爱因斯坦是不能接受的，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上帝不会掷骰子。量子论讨论可能性，就是说两套不兼容的理论在解释时都有道理，是A又是B。比如光是波粒二相性，玻尔提出来以后，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也就是说，现象的出现是完全不能预期的（totally unpredictable），虽然不能预期，但还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不是乱七八糟，只是不能很明显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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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21世纪儒学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人”，对此杜先生提出将人作为世界的“共同参与者”，透过在日用伦常中践行“天命”体会到自身的超越本性。本期推出第二个问题：人生的意义何在？杜先生从天、人两个维度勾勒了“大化流行，与天地参”的人的维度。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良知坎陷说”的缺失和康德哲学的盲点都作出了探讨。

人生的意义：超越的天与人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也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人必须有一个超越的向度，才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我们可以不接受“没死过就不了解生”的说法，但如果不超越自我、社群、存在的世界，对人生的意义就会理解不够——当然，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种预设。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引进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儒家的“天”的问题，否则对人生意义问题就很难切入。儒家的天，在比较宗教学里看，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同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可以了解，但无所不能有很大的问题，无所不能的话，那么人间怎会有那么多残酷的现象出现？上帝不是爱世人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儒家的天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不是无所不能，这是重要的不同。

01天与人的创造性

俗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是超越的，地就是地球，这样的天地人的关系很值得注意。天不是“无所不能”，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人的出现，荀子讲“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成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静态的结构。生的观念就是创造，天是创造性的自我，当然，天也可能破坏。人所了解的天的本质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是最原初的创造力，是任何东西最初的源泉。天最突出的是“大化流行”，可以说天就是上帝、祖先，天命，甚至说天是有意志的——唐君毅先生对天有很多解释。儒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但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而是把天作为创造性自我，天的特色是创造性。这里面就牵扯到人，首先人是一个观察者，这在《易经》里讲得很清楚，《观》这一卦就是例证；另外，人也是欣赏者，如果用基督教的《创世记》的比喻，上帝创造万物之后，也许很寂寞，于是创造了人来欣赏它所创造的天地万物。但在基督教神学里这不是主流，因为上帝与人存在距离，人永远不知道上帝要干什么。作为欣赏者不是把天看成研究对象来分析它，当你从艺术的角度将之在你的生命中重新展现，这是一个对话关系，没有工具理性的含义，也没利益、实用，就把它当作它自己的伙伴，也就是马丁·布伯在I and Thou（《我与你》）中所说的“我与你”的关怀，他者是我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这种欣赏预设了人是大化流行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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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是“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也是中国青年的节日。百年前的知识精英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寻求更新传统的力量，今日之国人面对无信仰、无根柢的心灵危机，自然地又转向了传统。可以说民族性始终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而文化又是由经年累月的传统塑造而成。在本文中，杜维明先生回应了黄克剑在《“文化认同”和儒学的现代命运——评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批评，并对儒学“一阳来复”的生机作出了审慎客观而又饱含深情的探讨，时至今日，这些探讨仍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原载于《读书》1989年第6期 。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虽然是近年来在海内外知识界争议性很大的课题，但环绕着“儒学的现代命运”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进行反思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各大流派的共同关切。其实，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为文化志业的努力在台港新马和北美各地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进行了三、四十年之久。一般的理解，“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一九八二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可是，五四以来儒学虽然经过三代学人的重建，目前所争取到的，只不过是“一阳来复”的生存权利而已，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仍旧是个大家争议不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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