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5-Dialogue John B. Cobb and Tu Weiming

2012/02/25
Dialogue
John B. Cobb and Tu Weiming
Claremont

John B. Cobb
American United Methodist theologian

Tu Weiming 杜维明
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of Peking University

Video.tudou.com
https://video.tudou.com/v/XODI1NzU5ODY0.html?spm=a2h0k.8191414.0.0&from=s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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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4日,杜维明:儒学的机遇与挑战

主编手记
听说要采访杜维明,《侨报周刊》记者李琳主动请缨。她采访过杜维明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李琳介绍说,第一次去哈佛燕京学社见杜教授那天,他还为她讲《四书》。听讲的是几个哈佛学子,围坐在长桌边。那日讲的是《孟子》,杜教授安然坐着,一段一段讲解答疑。李琳在一旁听着,感觉时光仿佛倒流,而杜教授仿佛旧时的私塾先生,只缺了戒尺和长袍。那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位安详的老人就是名贯中西的大学者杜维明教授。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昆明,少时随家迁至台湾,青年时代入读东海大学中文系,专攻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杜维明得以来哈佛研究哲学,师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杨联升两位教授。作为学者,杜维明教授在美国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第一位华裔系主任,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华裔社长,更是第一位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的中国学者。顶着如此众多的光环,杜维明教授在华语世界里已成为当世传奇,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儒。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本文“启蒙与现代主义”部分参考了黄万盛著述《革命不是原罪》一书中《启蒙的反思:与杜维明的对话》章节。

受访人——杜维明
采访人——李琳
协调人——黄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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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3-Dialogue at Stanford – Robert N. Bellah and Tu Weiming-Civil Religion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Dialogue at Stanford – Robert N. Bellah and Tu Weiming
Topic: Civil Religion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对话:罗伯特·贝拉与杜维明
在斯坦福大学

https://video.tudou.com/v/XODI1NzYwMzQw.html?spm=a2h0k.8191414.0.0&from=s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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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1-Dialogue at Stanford Francis Fukuyama and Tu Weiming-Confucian Humanisim as World Governance

2012/02/21
Dialogue at Stanford Francis Fukuyama and Tu Weiming
Confucian Humanisim as World Governance

Y. Francis Fukuyama
Olivier Nomellini Senior Fellow, Center on Democracy

Tu Weiming 杜维明
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Video.tudou.com
https://video.tudou.com/v/XODI1NzcxMTE2.html?spm=a2h0k.8191414.0.0&from=s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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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Februa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Reviewed Work(s): Governance of Life in Chinese Moral Experience: The Quest foe an Adequate Life by Tu Weiming

JOURNAL ARTICLE
Review

Governance of Life in Chinese Moral Experience: The Quest for an Adequate Life by Everett Zhang, Arthur Kleinman, Tu Weiming

Review by: Stephen C. Ang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1, No. 1 (FEBRUARY 2012), pp. 243-245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www.jstor.org/action/doAdvancedSearch?searchType=facetSearch&sd=&ed=&f2=all&c1=AND&c5=AND&acc=on&f4=all&f1=all&f3=all&c6=AND&f0=au&pagemark=cGFnZU1hcms9Ng%3D%3D&f5=all&c2=AND&q0=weiming&c3=AND&f6=all&group=none&c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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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杜维明:中国大陆该向台湾学什么?

儒家学者杜维明说,台湾社会的软件值得中国大陆学习,例如公车、捷运上的“博爱座”,人们讲话温和,没有暴戾之气,服务业水准高,富而好礼。多元的公民社会也是民主的土壤。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引发中国大陆民众广泛关注。学台湾经验是一种共识,但该学什么,却众说纷纭。从北京来香港讲学的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周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尚没有台湾那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民间社会),这或许是大陆目前最需要的,公民社会要多元化,没有多元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民主。他从宗教、文化认同谈到公民社会,认 为公民社会离不开群体和批判的自我意识,当然必须落实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实习生毛莹、姚舜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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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5日,杜维明教授受邀参加第八届新儒学国际会议

2011年12月5-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哲学研究所、儒学研究中心,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鹅湖月刊社,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来自祖国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和美国、韩国、新加坡等海外学者共七十余人,围绕着“当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的会议主题,分别从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探讨了当代儒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共发表中英文论文77 篇,其中有不少青年学者。当代新儒家第三代著名代表人物蔡仁厚、刘述先、杜维明分别发表了题为“当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面向2018 的儒家哲学”的主题讲演。高研院文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囯翔教授在会议中发表了“牟宗三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的论文。

附 杜维明教授的讲稿,此稿为未修改的草稿,有相关意见敬请联系我们,讨论修正。

二十一世纪新儒家的愿景
杜维明·北京大学

面对由现代西方启蒙心态导引的西化,现代化,及全球化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人类困境,“何谓人”的重新反思zho“新轴心文明时代”是在这一氛围中出现的。其实,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有先见之明的神学家如Raimon Panikkar和Ewert Cousins就已经提出了这一理念。按照Cousins所编写的《世界精神性》巨作的原定计划,最后一卷“未来的新方向”由Panikkar担任主编就准备集中探讨第二个轴新时代的精神世界。

1989年我出任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积极推动的两大研究计划,其中之一即是“轴心文明的宗教对话”(另一计划是“文化中国”)。曾参加这一计划的学者还包括Steve Katz, H. Nasr, Wilfred Cantwell Smith和Huston Smith。除了探讨犹太,基督,伊斯兰,印度,佛,道,儒之间的对话之外,大家建议把原住民的宗教(如神道,夏威夷,也列入研究的范围。因此人类的精神传统都成为反思“启蒙心态”的资源。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早在1960年代Robert Bellah出版“宗教进化”以来“韦伯命题”和雅士柏斯在1949年提出的轴心文明的关系在欧美思想界从比较文明审视现代化的学者都已耳熟能详。如何理解轴心文明也是论辩的焦点。S. N. Eisenstadt 是开展这一论域的核心人物。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季刊Daedalus曾出版“超越的突破”的专号集中讨论这一议题。哈佛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是特邀编辑。表面上极有说服力的共识是轴心时代出现了上帝,梵天,罗格斯,天的理念。意味着“存有的断裂”和凡俗世界绝然不同的神圣世界成为人类的“终极关怀。”我坚决反对这种诠释的策略。因为这条思路过分凸现了一神教的特色。入世的儒家便成为“轴心性”不彰显的例外。以色列学者Alkana的策略是从“第二序思考”(second-order thinking)来定义轴心文明。  我比较同意这一提法。终极关怀的对象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人自身。神学,数学是第二序思考,反思自我的修身当然也是第二序思考。可是我觉得仅从认识论切入似乎单薄些。对“轴心性”的理解应有“厚实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我积极参加这一为期多年的论域,和欧美学术高人(不少是师友之间的同事)对话,讨论,辩难,重点是阐释儒家在世界宗教,哲学,及历史中的定位,发展,和可以为世界其他文明提供参照的价值。当然,我深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可以为文化中国,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提供一条存活和繁荣的道路。犹太,希腊,印度和中国文明同是轴心文明的典范。都可以为新轴心时代做出贡献。根据“宗教演化”的思路,儒家第一期是从原始与远古走进历史(先秦两汉);第二期是从中世纪(the Middle Period)进入前现代 (宋元明清);第三期则是从现代步向未来。不过,Bellah 的新书,《人类演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到轴心时代,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则以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超越轴心时代。我们应该尽力解决生态环保,世界秩序,和持续发展等巨大问题,才有条件畅谈“新”轴心文明。而且,“温故知新”是必经之途。我接受这一观点。对儒学来说,这意味着第三期是以对第一二期的“慎思明辩”为前提的。只有通过古典和宋明儒家,“新”儒家才有丰富的精神资源重新反思当今人类的命运。

我希望第三期的儒家能够继承“孔思孟荀董,朱陆王李(退溪)刘(宗周)”的绝学, 但更大的考验是在全球融会贯通而又矛盾冲突的转化过程中发扬开万世太平的人文精神。这固然是理想,但并非空想。当五四(1919)最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坚信只有西方的“启蒙,”如科学民主,才能救亡.  可是,我认为在思想上这是比”救亡压倒启蒙“更深刻的提法。 近来研究中西显示中国批判启蒙心态的知识分子从未断绝,的确大有人在。严格地说,凡是有反思能力的知识人 (余英时认为“知识分子”的“分子”一词不能表现儒家传统中“士”的人格形象),当然也包括公共知识分子, 都不会真正接受极端西化派的论点。他们对西方的理解基本上是理性的。 康有为就是很好的例子。至于梁启超那就更是努力使东西融通的知识界的高人和学术界的泰斗了。应该指出,五四时代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如“学衡”的领军人物陈寅恪和汤用彤也不会清率地反传统或宣染西方的优越性。贝拉曾感叹地说严复在英国不久但他选择翻译的几本经典,从1967年的视野回顾,好像直觉悟到19世纪英国绅士结合法治,自由,及理性和追求富强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的全貌。  这在任何文明(包括欧美)都是难得,西化最成功的日本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如此开阔而深邃的人物。因此,林毓生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彻底反传统”(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潮流只是特例。即使胡适后来也用“充分现代化”取代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至于鲁迅,他究心于传统的小说,俗文学,艺术,哲理,欣赏魏晋人物的潇洒,扎根民间社会,又是章太炎的学生。虽然狠批儒家,突现打倒孔家店的情绪,但他的传统情结确实既深又厚。其实,他被称誉为国学大师的老师认同道家和佛教,对儒家的核心价值则不甚了了。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批儒而扬佛老的国学大师。如果我们把国学定义为利用类似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来整理国故的学问,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便成为正统。果然如此,那么傅斯年为建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旨趣的宣言至今仍有说服力。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否则中研院不可能成立中国文学与哲学研究所。假如把文学和哲学勉强统合在一起的决议不是根据学术导向而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在文哲所设立经学组则的确是包括戴琏章,刘述先,饶宗颐,余英时,和王叔铭在内的咨询委员会主动提出的要求。

不过,在科学与人1生观论战的时代儒家追求意义的人文精神彻底被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的科学主义的巨浪所淹没。即使如此,张君劢1923年在清华大学强调的人生观不能从科学获得解答的论断在中国思想界越来越引起重视,到今天还有说服力。梁漱溟站在中西印三大文明的高度阐述多元价值取向的视野在轴心文明对话,贺麟判定儒学再生可以为中国哲学创造契机,冯友兰接着宋儒讲(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熊十力所“造”的《新唯识论》通过易经构建了儒家的本体哲学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具体知识。黄楠森最近指出,五四时代中国哲学界有四位系统缜密的思想大家,只有熊十力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所转化。另外三位是金岳霖,贺麟,和冯友兰。九十高龄的黄教授是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也是硕果仅存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他的含义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魅力。但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金岳霖的情况我不熟悉,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和张岱年不同,绝不是知、终身奉行唯物主义的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冯友兰晚年痛改前非,彻底扬弃斗争哲学,回归“横渠四句”,贺麟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虽然绝口不谈新儒家,他特别关注的课题还是儒家的现代转化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我曾接受五四时代西学大盛儒门淡薄的历史观点。  梁漱溟亲自对我说过,1923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家哲学,来了很多同学, 但是他非常不高兴, 因为大半是来看“怪物”的。 这使我想起辜鸿铭在北大的经验。 一位出生东南亚的华裔,曾亲炙苏格兰史学大师Thomas Cline,究心中国传统文化,执着“封建”习俗, 并且以隽美的英文书写批评西方现代社会的严重缺失的知识界高人,只因留辫子穿长袍马褂便受尽青年才俊的冷嘲热骂。当时他的即兴回应,传颂至今:你们心理有辫子!这种心理的辫子,影响巨大。鲁迅的情结是显例。他的刻薄在定义对他有恩而且以贵宾礼遇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时表露无余:“英籍土著孔教徒。”林文庆直到21世纪才平反固然主要的原因是抗战期间他和日本的关系,但鲁迅的“品题”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林文庆的负面形象竟持续了三十年。直到近年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才不顾风险建立了文庆亭。

一般的印象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成功,经济突飞猛进,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国就崛起了,像奇迹般整个改变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的心态,也彻底转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扬眉吐气的高傲已取代了屈辱悲愤的情绪,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上高呼的口号不仅成为现实而且使欧美笼罩在威胁的恐惧中。其实DDP或PPP完全不能反映生活世界的实际情况。目前中国的人均所得在184国中位居94, 比三个非洲国家还低,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要解决一亿赤贫人口这种国富民穷的窘境还会继续很多年。应该强调的是真正的经济起飞要到天安门悲剧(1989)五年之后。因此安定的时代只有17年而已。中国的领导人特别关注稳定,据说维稳的开支已经超出了国防预算。 在这氛围中,中共官方拨巨款强力推进“马工程”是可以理解的。

方克立的提法:“马魂,中体,西用”似乎比李泽厚的“中体西用”更向儒家倾斜。不过,新儒家虽然被余英时判为“游魂,”被Makem 讥为“失落的灵魂”(the Lost Soul,)” 它已从一阳来复进入否极泰来的新境。 在重塑中华民族认同的伟大事业中一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试问一个才不到百年的湍流如何抗拒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大河。只有融入才有前途。马克思的儒家化比儒家的马克思化较和情理。两年前在中央党校召开马克思和儒家对话时马哲寥寥无几的淡薄而儒门则气势如虹。应该一提的是,今年在北京大学举行中西马对话时,90岁的资深教授张世英和黄楠都有定稿而且声如洪钟,我则有气无力胡言乱语。

我以为毛泽东想取代儒家传统的妄想不到三年便消失了。但是儒家的复兴阻力极大。官方的政策失败了但在知识分子的心灵积习中反传统的情绪则根深蒂固。至少国学,读经,书院,不必提祭孔拜祖了,还是颇有争议的行为。大陆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是已过时的科学主义。把中医定性为伪科学,把国学贬为已过时的国故的公众在(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甚多,能扎根传统而又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人很少。即使学术界也是韦伯所说的专家经理的天下。政治和知识精英中以理科背景的为领导的居多。人文社科中则经济挂帅,管理专业鼎盛,文科(尤其是历史和哲学)则门可罗雀。一个以工程师和会计师主宰的国家,受到技术官僚的控制和市场经济的腐蚀,当然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国。Bellah 警告我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固然值得忧虑,根本不知文化为何物,还歧视人文的无知和傲慢才使人忧心如焚。

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可尊重一切宗教,提倡修身,重视家庭,推行仁政,建设一个文明礼貌的社会。

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重叠的共识很多。徐复观的政治取向即是自由主义。他的自我定义是“自由主义的儒家。”我以为能够充分体现儒家为己之学,身心性命之教,乃是修齐治平之道的社会,不是贵族社会,不是传统的封建社会,也不是威权社会而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因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个人的尊严才能有法律的保障,尊重差异鼓励多元多样的和谐社会才能实现。当然,目前的北美,西欧,乃至北欧,严格地说,离自由民主的理想还隔了几 重公案。不仅如此,它们具体推行的制度只是一种可能。我接受丘吉尔的说法:民主很坏但其他`更糟,但我不接受现实的西方民主是民主的唯一形式。

熊彼德 的民主理念“选举多党”和森(A。Sen)的

“公共论理”(public reasoning) 就是俩条不同的思路。

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并实践“儒家的民主。”

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时代,儒家的使命是发展具有儒教文化圈特色的现代文明。我们究心于以人文精神转

世而不为世转的知识人应可为地球村提供开放多元的文化认同。个人自身的身心整合,人与人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的持久和谐,以及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是我们的共业。

(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发言稿,12月7日,2011,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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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ed a commemorative lecture at Soka University杜教授在创价大学女子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News from Soka University, Japan:

On Saturday, October 8, 2011, the 41st Soka University and 27th Soka Women’s College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Ikeda Auditorium.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ir guardians, faculty members, administration staff, and donors attended the event. The ceremony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March this year, but was delayed due to the giant earthquake and tsunami that struck northeastern Japan on March 11, 2011.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Soka University present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to Tu Weiming, Research Professor and Senior Fellow of Harvard University’s Asia Center and Lifetim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founding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Tu then delivered a commemorative lecture on Confucian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Source: http://www.soka.ac.jp/en/newstopics/2011_1008.html日本创价大学报道:

2011年10月8日星期六,日本创价大学和创价女子学院在池田礼堂举行毕业典礼。学生代表、他们的家人、教师、管理人员以及捐助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仪式原定在今年三月举行,但因2011年3月11日于日本东北部发生的巨大的地震和海啸袭击而改期。

在举行毕业典礼的同时,创价大学隆重授予杜维明教授名誉博士学位。杜维明先生是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终身哲学教授,并任北京大学的高级人文研究学院的创始院长。杜教授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纪念演讲, 探讨儒学以及身为人类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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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9-20日,“儒学与儒学史研究之前景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19-20日,北国初冬清寒,不过,国内外、两岸三地的学者仍以极大的热忱会聚北京大学临湖轩,开展了主题为“儒学与儒学史研究之前景与展望——环绕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所作的反思”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于年初就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陈荣开先生的组织下开始筹办,全面完成准备工作后,于19日开始举行,为期两天。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三联书店资深编辑孙晓林女士及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台湾和内陆的知名学者,如包弼德、蔡涵墨、田中秀树、金春峰、张元、李明辉、杨儒宾、陈来、彭国翔等。

会议由杜维明先生做开幕致辞,杜先生热情欢迎到会的学者和嘉宾,并对陈荣开教授的细致工作表示感谢。他提到《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出版是“文化中国”学术界的大事,关于该书有30多篇学术评论,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一位文化学者必须了解政治、经济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对时代有敏感,这也是开展朱熹哲学研究和以后儒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随后,孙晓林女士概述了三联书店关于余英时著作的出版历史,并通过余先生著作的销售状况,生动说明了国内读者对余先生的重视与支持。余先生著作的出版热忱在国内从未间断,他的历史文化情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积极回应。

会议围绕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形成四种态度,有些学者高度肯定余先生的研究范式,并将其积极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如金春峰先生认为余先生方法论的示范意义将对整个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与知识阶层史的研究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影响,并表示其个人在这一方法的示范下,立刻展开了朱熹研究的一些新领域;有些学者客观肯定了余先生著作的价值,并认为其研究范式对儒学研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如杜维明先生;针对这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余先生的研究思路不是对儒学的挑战,而是一种补充,如彭国翔先生;也有一些学者对余先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质疑,如包弼德教授认为“内在逻辑”一说是信仰问题,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此外,会上也有一些年轻学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表达了对宋代理学的理解,如田中秀树先生、任峰先生等。

两天的会议里,学者们梳理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历史脉络,讨论了《朱熹的历史世界》给当代学者带来的启示,并展望了儒学研究的发展前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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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8日,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为高研院捐赠“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

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Turkish Women’s Cultural Association, TURKKAD, Istanbul)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协会主席哈利妲·卡玛丽努尔·萨尔古特(Halide Cemalnur Sargut)与杜维明院长签订了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The Ken’an Rif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hip of Islamic Studies)协议。

2011年11月7日,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了“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设立庆典暨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当代价值”大型学术活动。土耳其驻中国大使中国大使穆拉特·萨利姆·埃森利(Murat Salim Esenli)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致辞。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副校长李岩松等出席了此次仪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伊斯兰研究专家威廉·柴提克(William C. Chittick)发表了主题演讲。 当天下午举办了“儒家-伊斯兰对话”研讨会,为中外伊斯兰研究的发展与交流做出了贡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相关院系的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的设立加深了高等人文研究院在文明对话、普世伦理方面研究的进展。

2011年11月8日,北京大学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了隆重仪式,设立“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吴志攀常务副校长、土耳其驻中国大使埃森利先生、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会长萨尔古特女士、著名学者威廉·柴提克教授、村田幸子教授,土耳其代表团40余人和北大师生200多人出席。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主持了仪式。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代表北京大学向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先生和捐赠方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的全体代表表示了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吴校长指出,“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在北京大学设立,是杜维明先生领导的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为世界文明对话建立的一根重要支柱,不仅会推动北京大学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也使更多的学者有机会深入对话,增进了解,并提高国际学术界对“回儒对话”的文化热情。作为中国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一贯致力于推动人文领域的学术交流。为此于2010年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此次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向捐赠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将在人类和平文化进程中发挥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吴校长代表北京大学对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的捐赠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会长萨尔古特女士发表了讲话,她谈到在今天研究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意义,强调了苏菲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并且介绍了康安•理法和以她的名字命名此讲座教授的原因。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非常感谢这次捐助使高等人文研究院得以开始深入地研究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传统之一。康安·理法伊斯兰讲座教授的设立,既能让学生们在哲学、神学、宗教学、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接受到别开生面的深入教育,也将帮助学者们深入地研究伊斯兰世界中尚未被中国学术界探索过的研究领域。在未来十年中,每年至少会有一位杰出的伊斯兰学学者常驻北大,举办学术研讨会并讲授课程。在伊斯兰哲学方面深有造诣的威廉·柴提克教授和在中国穆斯林思想研究方面的专家村田幸子教授,已应邀成为第一批讲席学者,于2012年春季来北京大学做三个月的访学。这不是一次孤立的学术探险,而是在北京大学建立跨文明对话氛围的一次尝试。我们希望看到几大文明的研究学者能够接连不断地常驻燕园。如果能使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学者在自由而公开的论坛上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对于整个大学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希望康安·理法伊斯兰讲座教授的建立能够成为一个优秀范例,激发跨文明对话的进一步发展。

仪式结束之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著名学者威廉·柴提克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现代价值》的主题报告。

下午,在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了“回儒对话”工作坊。来自中国、美国和土耳其的多位教授就回儒问题展开了对话。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沙宗平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村田幸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周燮藩教授、土耳其法提赫大学经济学系ZehraVildanSerin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杨圣敏教授和美国Archery Capital首席执行官Enrich Ozada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之后所有参会者参加了圆桌讨论。


附: 吴志攀副校长发言稿

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设立仪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埃森利大使、尊敬的哈丽姐.佳玛丽努尔.莎古尔特女士、尊敬的土耳其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的设立仪式(Ken’an Rif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Islamic Studies)。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真诚地欢迎土耳其驻华大使( Murat Salim Esenli) 、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Turkish Women’s Cultural Association, TURKKAD, Istanbul)的全体代表莅临我校。

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是一个救助贫困儿童及弱势群体的慈善组织,你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为北京大学的高等人文研究院设立“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构建一个多种文明、多种社会政治形式、多种宗教信仰,以及与生灵万物和谐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梦想,但是,我们是人,是有良知的人,就会通过努力把梦想变成理想,变成可以实现的目标。

“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在北京大学设立,是第一个,也是高等人文研究院搭建的文明对话场域的第一根支柱。它不仅推动北京大学的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研究,也将促进两国的学术界对“回儒对话”的文化热情。

设立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将把两个抽象的文化概念,尝试性地变成一个小小的文化实体。让双方学者相互走近对方,通过对话交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不再遥遥相望,不再把对方当成某种异国情调心理需求的对象,不再止于猎奇,不再止于互相礼貌的微笑。而是着着实实的进入互相理解和互相学习的进程。通过深入持久的“文明对话”,催生出一种“对话的文明”。

设立 “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的象征意义,将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功能。它的深刻价值,也将逐渐体现。

二十世纪,当“文明冲突” 成为一个时髦的单词时, “文明对话”也成为了必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现代化,日趋全球同质化,文化差异,文化多元,将被人类珍惜。

当文化变成了产业,变成“软实力”、“巧实力”的时,古老文明的多种核心价值将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信息化、网略化、数据化,我深刻地感觉到——地球突然变小,天涯海角不再遥不可及,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距离,被迅速地拉近变短。可是,人类的文化素质、政治修养、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远远没有跟上这种变化。这个世界还没有建立起多元的道德次序,人们还不适应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世界也还没有脱离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政治环境,强权政治、宗教偏见,信仰歧视、战争掠夺、以及金融危机,猖狂地肆虐人类自己。还有,人类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计算出地球的剩余资源,没有这么清楚地知道地球积攒了亿万年的石油即将被抽干、知道金银铜铁也会枯竭,知道北极的冰川消失的速度、知道沙漠每小时吞没多少万亩粮田,知道每年污染了多少山川河流,知道宇宙将充满了人类制造的垃圾。人类的危机意识越是急速增长,霸占贪欲就越是迫切。这种欲望远远超过了需求,超过了过去的道德准则。

我相信,要建构一种全球性的和平文化环境,培养宽容、理解、珍重、学习异己文明的习惯,文明对话不仅仅是手段,也应该是现代文明的一种特质。

有人说:土耳是个神话照进现实的地方。

也有人说:中国是个五千岁的孩子。中国是个田埂灶台都会飘书香。

土耳其跨越欧亚大陆,欧洲在她怀抱终止,亚洲从她的身旁伸向遥远的东方。亚细亚Asia这个词,本来就发端土耳其。穿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个文明国度连接在一起。一个世纪前,著名的中国诗人王国维写过这样的诗句——“黑海西头望大秦”,今天看来,这诗句仍然具深含着象征意义。两千年前,地中海人被中国人称为大秦,今天的土耳其语中,中国也被称为chin——秦。这丝路两端在两个伟大的文化体,互相以“chin”相称,也许这是一种惺惺相惜的佐证吧。

杜维明教授说过:中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是学习的文明、开放的文明和宽容的文明。

伊斯兰教自初唐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十多个民族中生根发芽,有着广泛地影响力。特别与儒家思想的互相影响,渗透,甚至曾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不仅有一批深谙儒学思想的学者将伊斯兰教经典译为汉文,还有很多学者对两种思想中的共通基础进行过研究探讨,为两种思想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奠定了初步基础。他们在周敦颐、朱熹的“太极说”和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真一说”之间建立联系,将儒家的“格物致知”与伊斯兰教的斋戒进行比较,将《古兰经》中对于“仁慈”和“爱”的价值追求与儒家思想中的“仁”关联起来,找出了两种思想中的共通性……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今天发轫的新一轮的对话,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土壤。

作为中国领先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是开放的精神家园平台,一贯致力于推动人文领域的学术交流。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与北京大学的历史一样深厚。北京大学于2010年正式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明确地以推动文明对话、深化跨文化理解为己任。我再次强调,此次土耳其妇女文化协会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捐赠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教授,将在人类和平文化进程中发挥着深远的文化意义。

最后,我代表北京大学,再次感谢各位为设立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感谢所有来宾的光临和参与,并衷心祝愿中土友谊源远流长!谢谢大家!

《中华读书报》的相关报道见: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1-11/16/nw.D110000zhdsb_20111116_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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