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的反思和重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曾做客文汇讲堂主讲《仁的反思：面向 2018 年的儒家哲学》。今天，我们看看他所讲的 ” 四书 ” 中的 ” 大学 “。
全球视野中，现代大学该具备哪些传统？
在这个视野上，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传统。这个 ” 大学 ” 不仅是文本，也有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 这个 ” 大学 ” 的理念。中国传统的大学指从早期的政府发展出来的官学，有太学、国子监，一直到元代时的成均馆（韩国现在仍有）；而在西方现代大学出现后，也一直在探究大学理念。所以今天的讨论以中国传统为主，并配合着德国英国各种大学的传统。
大学是什么？特别是 21 世纪，没有人质疑的是大学首先必须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含义很广，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各种组织。如果起不到服务社会的作用，那这个大学不应该存在。从国家来讲，何必花纳税人的钱来支持大学？这个无可争议。但同时又非常现实而且非常不正常。
导读：本文是杜维明先生于2013年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次日所作的一次访谈，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但访谈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对谈双方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会通从而超越启蒙哲学谈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与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根本关切则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和未来道路。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
王 杰：今天是2013 年4 月8 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庆日，也是我们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进行的第二天，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论坛开始谈起吧。据说当年唐文治校长将4 月8日定为校庆日，是取“四通八达”之意，今天关于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论坛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您昨天的演讲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去对话、去形成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我想先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杜维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安德森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中，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现在变成那么重要的观点。在以前，从解构学来看，不管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德里达，基本上都是在批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之前萨特曾经用过人文主义，但有一度，萨特作为一个革命论的学者，对人道主义似乎不再关注了，可是萨特到了晚年，特别对“Brotherhood”，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东西加以重视。另外，他还突出了“The Man”，大写的人，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类的基础上还有个“人”的观念。我觉得就像儒家“仁爱”的“仁”一样，“仁”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社会性，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天道的关系，所以说是一种宽广整合而且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觉得现在来谈这种人文主义，具体地说是落实孟子“本体”、陆象山“本心”和王阳明“良知”的心学的时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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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杜维明先生开创了儒学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等论域。启蒙反思是对诸多现代理念进行系统回顾和评判的智识努力，它本身也具有紧迫而现实的意义。这正是因为，20世纪以来，启蒙理念一方面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地的胜利，成为某种大众心态和多数国家奉行的金科玉律，另一方面，它也经受着或来自精英或来自民粹的猛烈抨击。承认启蒙的局限，并试图通过寻找多种传统或现代的精神资源来矫正启蒙的内在缺陷，是杜先生一以贯之的态度。在他的思考中，儒家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工具理性和个人利益至上、极端自我主义泛滥的世界，能够为社群、为国家、乃至为地球做出有益的思想贡献。
本篇文章节选自《超越启蒙心态》，原载于《哲学动态》2001年第2期，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启蒙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启蒙心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启蒙心态密不可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我们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济而言，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中的，不同意以下这些观点：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是众所渴望的，个人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潜力，实现了人类渴望成为万物尺度，做万物主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的毋庸置疑的假定，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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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的推送是上一期的延续。在上篇中，我们了解了儒家对天的客观认识和基本态度，下篇则将要集中讨论，我们如何能够摆脱 神人同形同性说和人类中心说的视角，正确理解天之创造力的特征和本质，以及如何认识天对人事的影响、人对天道的发挥。
天的创造除了生生，还有毁灭。杜先生提出，天的创造力和人的创造力都有一种内在的平衡。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系统的内在稳定和平衡，人类社会的组织也模仿天的这一特性，努力保持稳定、有弹性和平衡，以适应新的挑战。
本篇文章选自《一阳来复——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人能弘道”
人性，像所有其他形态的存在一样，是天所赋予的。然而，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就在于有一种内在能力可以学着去顺乎道。我们能够教化我们自己成为宇宙过程中更有价值的伙伴。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自知来知天。如孟子所承认的，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的确，就存在而言，我们无法尽其心，实际上也不可能知其性，推而言之，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地知天。然而，在理论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实际上可以与天道相协调；特别是通过我们持续的自身修养达到与宇宙过程产生同感共鸣（“大化流行”）。这不仅仅包括头脑的感知认识，而且包括心的经验体现。
儒家自我实现的最高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暗含人的心灵（heart-and-mind）与天道之间相互感应的真正可能性。承认天人关系上的不对称极其重要。天就是创造力本身，而人通过自身努力从而习得创造力。天的真实性自然而然地光辉夺目，但是人必须通过他们自身的知识与智慧，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才能真实地面对自身。然而，作为进化过程的协同创造者，人类能够在世界上推行天道。的确，就其本性而言，他们在生命世界里实现天道上负有责任。由此，道就不再是外在的、超越的，而与此时此地的人类存在没有密切关系了。相反，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普通经验之中，它使得普通人也可以直接与天相接，而不必然要意识到其深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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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前期一系列推送中，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儒家的“天人观”以及从中延伸而出的生态观念。“天人”的视角除了引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命题，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人心如何能与天道相成相合，培养自身之德行，发挥自身的创造力，积极参与到宇宙过程之中。
“宇宙过程”这个说法，或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斯宾塞或赫胥黎对天演自然的看法。在纯粹的自然主义视角中，宇宙过程完全独立于人类与人类社会，而在神学的和人类中心的视角中，或是神圣天意对人的绝对主宰，或是人对宇宙的绝对主宰。儒学则是既肯定天的自然性和独立性，又肯定人心与天道合德的可能性。
本篇文章选自《一阳来复——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在关于中国思想基础的启发性研究中，牟复礼断言：
毋论古代或当代的中国人，亦毋论淳朴的还是时尚的中国人，他们皆未有创世神话之观念，这一相当显著的特质于外人来讲却是颇难察觉的；此意味着他们不把世界与人视为格外创造出来的，而是将之当做构成一个自发自生之宇宙的核心特征，于此一宇宙中绝无外在的创造者、神、终极原因或者意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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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之前几篇推送中，我们着重介绍了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天地群己“的框架中”地“这个维度即自然与生态这一层内涵。今天这篇推送的主题则是有关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观，这也是”天地群己“框架得以建立的诸多理论元素之一部分。
杜先生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即存有的连续、有机的整体和辩证的发展。西方哲学确立了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凡俗与神圣等诸多概念范畴，以此绳之，中国哲学常常显得混沌模糊。但毋宁说中国哲学实现了一种更高明的中庸，它既没有陷入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从而也常常是傲慢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中，也没有成为一种超脱世间的宗教神话。同时，中国哲学的精神也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态观念提供了思想资源：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生命与孕育了生命的天地是何种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善待万物、善待自然。故本篇命名为”天地之大德曰生“。
本文节选自《灵根再植——八十年代儒学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中国哲学这条源远流长的思想大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潮流荡漾的春天，有巨浪滔滔的夏季，有月印万川的秋夜，也有冰封两岸的冬日。
早在新石器的河姆渡及仰韶文化时代，也就是目前考古实物可以溯源到的中国地区最早的原始社会，中华民族的袓先好像已具有反映特殊意识形态的艺术风格。商周以降，不仅礼乐制度灿然文备，而且继续向人文精神发展的趋势大体完成。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万壑竞流、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古代哲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经秦、汉帝国，大一统的专制政体略具规模，由儒、道、法、阴阳等流派交互影响所汇集而成的政治文化也渐臻稳定。
继而合久必分，魏晋玄风一扫东汉的经学名教，开辟出一条幽深秀丽的清淡思潮。接着，因受南亚宗教长期的滋润，把隋唐盛世灌溉成宏扬佛法的沃土。宋元时代，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激荡之下，承接孔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身心性命之教，为东亚儒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局面，使得洙泗源逐渐成为中国的明清、朝鲜的李朝和日本的德川三大文明的主流。近百余年来，饱经欧风美雨的冲击，这条气魄雄伟的思想长江，更展现了大开大合的新形势。
导读：2007年4月，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在它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和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一道，给杜先生颁发了“人文主义杰出成就奖”。曾获得此奖的还有阿玛蒂亚•森、爱德华•威尔逊等来自不同学科的人文主义者。本期的推送是杜先生在颁奖会上的演讲后所接受的访谈，在访谈中，他澄清了自己所理解之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儒学如何能为此种人文主义作出应有之贡献。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人文主义的重要补充，是由近代以来启蒙思潮的基本特征以及作为与世俗的启蒙主义对立的基督教世界观之内在困境决定的。旧人文与旧启蒙一方面持续制造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持续制造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杜先生则指出，“新人文”或“新启蒙”要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理解日常生活和超越性追求，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Q：我们对于西方启蒙思潮以来的人文主义也比较熟悉。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宗教社会，在美国讨论人文主义是比较容易的，而宣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而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则有些“非同寻常”。目前为止，在美国的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从另一方面来看，获得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和哈佛人文主义者牧师会所奖励的，都是美国本土知识界、文化界、和政界的精英以及其他宗教和文化背景中的代表性人物。根据您的观察，在美国本土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其背景是什么？
杜维明：18世纪以来，很多重要的西方思想家都在讨论《旧约》之中亚伯拉罕把独生子献祭的案例。当然，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基督新教占主导的，如你所言，依旧是一个宗教社会。但是，美国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新英格兰地区，很早就有人文主义的思潮。以哈佛为例，1838年，爱默生在神学院发表了著名的“神学院演讲”，他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并非神，人应该按照道德律令而不是宗教教条生活。在他演讲的中间，有一半的神学家和牧师退场抗议。在他发表演讲的礼堂，我曾经和著名的神学家考夫曼（Gordon Kaufman）有一次关于创造性的耶儒对话。最近几年，可以说美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一直是在成长中，一方面它已经成了美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文主义者的组织也在不断增多。在思想界，比较彻底否定宗教的思想倾向也出现了，比如爱德华•威尔逊在美国科学界和思想界都有很大影响，他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希望科学人文主义可以取代宗教，被称为“新达尔文”。在基督教内部，一直有一派和“三位一体”思想相对立的Unitarian，好像一般翻译为“唯一神教”，这个译名还有问题。唯一神教和马萨诸塞州的渊源很深。比如，哈佛园（Harvard Yard）对面的第一教堂（First Church）是1636年就建立的唯一神教教堂，和哈佛大学的历史一样悠久。唯一神教的教义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现在差不多是最幵明的宗教流派，以至于被认为不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但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影响很大。我几次演讲的时候，都有唯一神教的人士说儒家思想和他们的理念非常接近，我也希望能和他们有进一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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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11, New Horizons in Eastern Humanism: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Peace
Author: TU Weiming, 池田が大きくする （池田大作）
Press：I.B. Tauris & Co. Ltd
View: China now attracts global attention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its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power. But for millennia, the philosophy which has shaped the soul of China is not modern Communism, or even new forms of capitalism, but rather Confucianism. And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henomena relating to China’s ascendancy on the world stage is a burgeoning interest, throughout Asia and beyond, in the humanistic culture and values that underlie Chinese politics and finance: particularly the thought of Confucius passed on in the Analects. In this stimulating conversation, two leading thinkers from the Confucian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discuss the timely relevance of a rejuvenated Confucian ethics to some of the most urgent issues in the modern world: Sino/Japanese/US rel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and dialogue; and the role of world religions in promoting human flourishing. Exploring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Confucian and Buddhist world-views, the interlocutors commit themselves to a view of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that, without blurring cultural difference, is focused above all on the “”universal heart””: on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that leads to peace and to a hopeful future for all humanity.[:]
December 2010, Governance of Life in Chinese Moral Experience—The quest for an adequate life
CO-Author: ZHANG Yuehong（张跃宏）, KAI Bowen（凯博文）, TU Weiming
Press：Routle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View: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tremendous turn-aroun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rom the ethos of sacrificing life to the emergent appeal for valuing life. This book takes an interdisciplinary look at China during these decades of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defining theme of governance of life. With an emphasis on how to achieve an adequate life, the contributors integrate a whole range of life-related domains including: the death of Sun Zhigang, the peril caused by rising tobacco consumption, the emerging suicide intervention, the turning points in the fight against AIDS, the intensely evolving birth policy, the emerging biological citizenship, and so on. In doing so, they explore how biological life has been governed differently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the population instead of promoting ideological goals. This change, dubbed “the deepening in governmenta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China’s rise, and will have huge bearings on how the Chinese will achieve an adequate life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book presents works by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 known scholars and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anthropolog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Chinese philosophy, law, and public health.[:]
April 2010,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oncrete Humanity——Essays on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in Cultural China
Author: TU Weiming
View: 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is at present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Tu Weiming’s intellectual pursuit fo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Part I offers an insight on the thoughtful and influential discourses h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developing: cultural China,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East Asia,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ucian cultural area in the modernizing process, the continuous presence of traditions in modernity, reflection on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of the modern west,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Part II give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unfolding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from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It is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pers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tial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critical analysis. Part III observ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humanism with a view toward the future. It is an illustration of Confucianism as a form of spiritual humanism which seeks integration of the mind and body, fruitful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 and community,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species and nature, and mutual responsiveness between the human heart and the way of heaven. Tu anticipates the flourishing of Confucianism in the 21st century. He believes that it will be a major spiritual resource for rethinking the human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