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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是“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也是中国青年的节日。百年前的知识精英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寻求更新传统的力量，今日之国人面对无信仰、无根柢的心灵危机，自然地又转向了传统。可以说民族性始终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而文化又是由经年累月的传统塑造而成。在本文中，杜维明先生回应了黄克剑在《“文化认同”和儒学的现代命运——评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批评，并对儒学“一阳来复”的生机作出了审慎客观而又饱含深情的探讨，时至今日，这些探讨仍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原载于《读书》1989年第6期 。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虽然是近年来在海内外知识界争议性很大的课题，但环绕着“儒学的现代命运”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进行反思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各大流派的共同关切。其实，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为文化志业的努力在台港新马和北美各地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进行了三、四十年之久。一般的理解，“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一九八二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可是，五四以来儒学虽然经过三代学人的重建，目前所争取到的，只不过是“一阳来复”的生存权利而已，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仍旧是个大家争议不休的问题。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w0opt1ksyAN3NA_qSSCIpg

导读：本期推送摘选自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如何面对当代的危机与挑战，不仅是儒学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所有“人”学的聚焦点。孔孟儒学揭示出人既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也是共同创造者。如何以儒学纠正西方本质主义的误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扩充”四端“，建构心灵秩序与伦理，本文对此给出了提示。 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一） 何为人：儒家视域下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儒家的思路，这与西方文化是很不同的。西方哲学走的是“归约主义”的路子，“定义”是找出本质特色是什么，这样才能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一种简单的现象学的描述，或人的日常生活的感受都不是哲学，而要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后来马克思提出人是可以利用工具的动物，现在更重视人是能够用象征符号，或者说能运用语言的动物。但儒家不是这样的，不是定义型的。现在反对本质主义，一谈到本质主义就等于运思的基本方法受到质疑，但是我还是主张要考虑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就是“人是怎么样”。但不走“归约主义”，而是全面地了解各种不同的面向，都是人之可以成人的条件，这样就不是“定义型”，就好比射箭以直接中的为目标。一般的印象是中国的思想有综合性、模糊性，“黑箱作业”，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主流不走归约主义的路线，但我认为是一个主动自觉的选择。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jlbWDv3hiZ-NaQ9kNzDmTA

导读：“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杜维明先生在本文中指出，儒家的道德要求绝非一味轻视经济活动的价值，而是强调财富积累要与内在价值相配套，企业家“为富以仁”、担负起社会责任，就是对“仁”的践履。“仁”作为通德，在政治、商业、宗教对话等领域都能发挥其价值。 多向度的“仁”：现代儒商的文化认同 在现代，我们讲儒商和企业家的文化认同的意义何在？我的说法非常简单，但如果要进行论证或实践，有一定的困难度。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这个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富强以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它如果要转型——我们认为必须转型——儒家的基本价值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是儒学在现代必须提出思考的问题。另外，企业家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特别在文化中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澳门，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东亚文明，应该在转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HkkcNjvbNSv-dapZu_ytzA

本期【儒家与商业伦理】推送2005年杜维明先生在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上的讲话，该届论坛在山东潍坊召开，主题为“儒家文化与世界级企业”。对于儒商精神，杜先生不是从历史学或经济史的角度来谈，因而不是韦伯问题的简单比附，他强调儒家思想资源对现代商业社会的启示作用，是要挖掘儒家本有的源头活水。这次发言也是八十年代讨论亚洲四小龙崛起、东亚工业化问题的延续，为以后儒商论域的开启着了先鞭，乃企业儒学、商业儒学研究之孤明先发。儒商研究是杜先生践履文明对话学术理想的一部分，是构建对话文明的具体落实。 新浪财经登载了这篇演讲词，原题为《杜维明：儒家思想是中国与东亚文明的代表》，小编对文中错漏之处进行了修订。 杜维明：儒家如何塑造现代企业精神？ 我感到很容幸能够在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世界风筝之都——潍坊，来参加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能够参加儒家文化和世界级企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论坛，又能够面临全球性的前瞻的议题，我提出的一些浅见主要是向各位请教，诸位都是中国文化和各地企业界的成功者，可以为后人提供非常多的成功的经验。 在美国的企业界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你们各位企业家都是极为成功的，再往前看不仅使你的生命更成功，而且使你的生命更有价值，如果在你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能够发挥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文化中国”的重现应该可以作出更积极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长河当中，有很多文明是有古无今，比如说埃及、巴比伦，数千年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只有在纽约博物馆或者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也有很多的文明是有今无古，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的大概只有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历史又特别长，文化传统的观念非常强。从新石器时代以后，到周、又到隋唐、宋等等又一直到今，不管从语言、文学、从制度的建立、文化的兴衰乃至文化的趋向，因袭和传承的痕迹非常非常明显，儒家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中国，还有越南、韩国、日本。有的学者说儒家实际上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都发展到日本、韩国、越南，他们基本的文明观都受到中国儒家的影响。《大学》里面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都是东亚国家所共享的。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GjtSCSvM0VXJn5S1EDNAoA

导读：商业与资本是推动现代性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人文社科研究无法忽视的核心议题。在文化中国的现代发展中，酝酿商业蓬勃兴起的土壤有其独特的精神特质，以儒家伦理为主的传统精神资源参与到文化中国商业伦理的构建之中。探讨儒商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我们现在要寻找一条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明对话达到文化谅解，如何与地球形成可持续的关系，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路出现，这与新的商业文明所体现的一些基本价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本公众号将发布【儒家与商业伦理】系列推送，本期以杜先生2017年11月25日在第五届“儒商论域”上的演讲作为序篇，以飨读者。 杜维明：学以成人与儒商精神 ——第五届“儒商论域”开幕致辞 Confucian Entrepreneurs 欢迎诸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领袖，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同仁、同事，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我的所谓开场白事实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抛砖引玉，也就是讨论这次会议的主题。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在文化中国广义世界中有非常多的资源，有道家、墨家、法家、有玄学，当然还有佛教的资源。可是我们如果把文化中国范围扩大，它没有办法包罗整个儒家传统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为什么呢？儒家传统必须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也就是说这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的面向，而且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一直到现在，从精英一直到草根。可是又不完全是中国能够专属的，因为在越南，韩国、日本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儒商，儒家传统，不要忘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间，虽然是同根但是有不同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经验，同时可能也体现了不同的精神价值。因为这个原因，说到儒家传统我们今天讲可以包括八个地区，除了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海外华人社会之外，再有越南、日本、韩国，这些经验构成了儒家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在这方面谈到儒家文化，我们视野必须要拓展到中国的周边，甚至面向全球，是一个同根的、差异的、多元的文化范围，主张和而不同，但是在现代儒家传统的转化过程中碰到各种不同挑战，做出不同的规定。甚至可以说在儒家文化圈中，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日本事实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重要的日本企业家，都是儒家传统和儒商的代表，这也是从整个东亚文明发展来看必须理解接受的事实。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qQVPH1AECNoK7W4v7W-gBQ

导读：本推送是杜维明先生2005年到访日本时，同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谈录摘要，之前已经推送过两篇，分别是关于“宗教与文明对话”、“儒家思想与文明社会”主题的对谈摘录。本次摘录的主题是“仁学与修身”，这也将是“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系列的最后一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一、“同情”、“同感”与君子人格 池田：《论语》中描写了许多说明孔子为人和蔼可亲的逸事。一件有名的逸事中有这样的场面：一个盲人乐师来拜访孔子，孔子亲自出迎，领他进入室内。孔子郑重地一一告诉乐师说：“这儿有台阶！”“这儿是座位！”当大家一入座，孔子又仔细地给乐师说明：“某某坐在那儿，某某坐在这儿。”让他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情况。 杜维明：孔子之所以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弟子当然是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但这样的人性魅力，可以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孔子认为，个人是各种关系的中心。因此，对我们的周围乃至更远的他人有更深的理解和关怀，等于是更深地了解自己。 池田：您指出的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人都是有尊严的生命。知道他人的尊严，与知道自己的尊严是相通的。孔子从未因贵贱、贫富等来差别待人。 杜维明：孔子具体地掌握了每一个弟子的情况。他有敏锐的感受性，对人能洞察入微。所以对所有弟子的总体慈爱从不动摇。对于儒教来说，丰富的人本主义的精神，都是指导性的规范。这么说不是言过其实，儒教认为，“同情”、“同感”和“关怀”是健全的人际关系所不可欠缺的。仅凭理性不可能培养持久的友情和交友的精神，（还有）与其他的人们共有的现实人生中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始终是心灵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仅凭冷静的理性思考是无法充分理解的，当然，这绝不是轻视关于世界的学习。为了成为有教养的人，获得数据、信息和知识，确实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最大目的，在于人格的形成。人并不是仅仅具有理性的动物。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2z6edUyrrPCVQXRIvKmzsg

导读：2005年3月到5月，由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关西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及第十九届世界宗教大会主旨演讲）联合邀请杜维明先生赴日进行学术访问。杜维明先生在日期间，在以上学校以“儒家的宗教性及文明对话”为主题，同日本著名汉学大师沟口雄三先生、尾崎文昭先生、小岛毅先生、吾妻重二先生等进行了多场深刻而重要的学术对话，池田大作先生主办的创价大学是其中之一。2011年，创价大学授予杜维明先生荣誉博士学位，在校园小道旁栽植了一棵以杜维明命名的樱花树作为纪念。本次推文是杜维明先生访问创价大学时，同池田大作先生对谈中关于“儒家思想与文明社会”的摘录部分。 池田：儒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彻底的排挤。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的进展，已逐渐深入地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悠久的历史中培育起来的、形成人们精神的思想，即使会由于政治的变动而从公开的舞台上暂时消失，但是，历史的地下水脉仍会滔滔不断地流动。现在，在中国儒教复兴的背景中，恐怕也有着人们精神上的渴望吧。 杜维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作为其背景，还有来自学术界、大众媒体、企业、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等广大领域的要求；希望发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学生们的热情；调查、报道这些情况的媒体的活动；采纳儒教思想的企业经营；以及通过儒教来进行职业道德的启蒙等现象，都表明了儒教的复兴具有多么广泛的基础。 池田：伏尔泰景仰孔子，称孔子是“天下无双的模范”；康德赞扬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我也认为，孔子之所以伟大。其中的一点就在于他作为教育家的卓越能力和人性。受他训育的弟子们记录下孔子思想的《论语》，至今仍在全世界被广泛阅读，并教导着人们。确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孔子可以说是一个“人类的导师”。 杜维明：我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规定一个全世界的“教师节”的日子。我个人认为，可以把9月28日定为这样的“教师节”。在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怀念教师。对恩师表示尊敬的行为，会给青年们的人格形成带来莫大的影响。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PPyr_1oCLQJggQ-z-gf1Dw

导读：杜维明先生2005年到访日本，其间曾拜访池田大作先生。池田大作先生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曾获得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国际创价协会，简称SGI，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区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的组织。杜维明先生在东京其间，围绕“文明对话”的主题，同池田先生进行了深入的对谈和交流，涉及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今天的推送辑录了他们对话中关于“宗教与文明对话”内容的部分，以飨读者。 杜维明： 1989年7月至1990年9月的14个月期间，我担00任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中心的“文化交流研究所”的所长，主要任务是推进“文明之间的对话”，特别是探究“宗教之间的对话”，以此作为在世界构筑“和平文化”的出发点。在把这项研究计划概念化时，我曾同研究轴心时代文明颇有建树的主要学者和实践家们进行了商讨。于是立足于伊瓦特·卡曾斯先生进行过20多年探究的、包括各种人的宗教性的“世界精神性”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把“将来的方向性”作为主要关心的对象，将其选定为研究题目。 池 田：所谓“世界精神性”，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任何高级宗教，归根结底都是在谋求“人的幸福”和“世界和平”。如果站在这个共同的大地上，应该是可以共同协作以建设希望的未来的。 杜维明：我们认为，不仅要探究历史的各种宗教之间的对话，还要探究具备本土形态的精神性、一切轴心时代的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不能忽视差异及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性，采取一种超宗派的、全体性的、容纳一切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计划的制订，主要不是出于想要预言什么的热切希望，而是为全人类面临的严重的危机感所驱使。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PD815qD6sz6YatDsl8DG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