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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期以来，世界主流思想习惯于把现代化和传统、西方和非西方、区域性和全球性 对立起来。我们超越这种两极对立观的努力有深远意义，为全球社会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创 造了条件。人们长期认为，近代西方是世界取得有意义进步的唯一舞台。儒家东亚、伊斯兰 中东、印度教的印度和佛教东南亚只是被动地接收这个西方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最后会终止 文化的多样性。儒家或任何非西方精神传统会有助于实现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想象的。从传统 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但是，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化之中。实际上，现代 化过程身一直受到扎根于古老传统的多样文化形态的制约。 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治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人际 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因此，毫不令人惊奇，李光耀、 马哈迪(Mahatir)等政治领袖弘扬的亚洲价值常常在西方引起冷嘲热讽。但是，从家庭到国家， 所有层次上社会解体的危机显然证明社会正义、心灵沟通、相互理解、承担责任和休戚与共 意识的需要。就像亨金(Louise Henkin) 强调指出的那样，所谓亚洲或儒家价值，正如启蒙 价值一样，也是 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探求、商人道德、家庭 价值或抗议精神，儒家教导从六十年代起在工业东亚，八十年代起在社会主义东亚得以复兴。 这是许多因素的结合。确实，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知识分子热诚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 常常无意之中求助于当地形态来重新整合他们向西方学到的东西。这种创造性吸收利用的模 式有助于他们缔造一种启蒙理性和儒家人文主义的新的综合。儒家传统一直在其大一统体制 性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在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家长式政体 方面根深蒂固。不用说，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所有这些方面都在一种新的架构中脱胎换 骨。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为日本和四小龙(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建国提供了丰富的象征 符号资源。在东亚和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文化、家庭价值和商业道德也以儒 家语汇加以表达。像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团队精神和协商政治这些在东亚经济、 政治和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观念全都说明，儒家传统在东亚现代化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有缘和衣俊卿教授进行有关西方现代启蒙的对话,我感到有意义也有启发。说“有意义”并 不表示我们的观点相同,其实我们对启蒙的认识和期待颇有分歧,但对话的气氛极好,双方都 遵循“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原则,不是一味各自表态,也没有尴尬的争论。说“启发”,我觉得这 次对话激发了几个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衣教授的问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并且形成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书写文字。 我应该建议采取笔谈的方式,先拜读衣教授严谨的推论,再作出回应。不过当时我们都有面对 面沟通的意愿,我也就即兴而谈,没有任何事前的准备,因此谈话的随意性落实到文字上便显 得松散、零乱,与衣教授严谨的书面文字一起发表,有些不协调。能获得《求是学刊》编辑的 同意,为这一对话写篇后序,我很感激。我本应潜心修整自己部分的内容,将谈话的记录转换为 书写文字, 但无奈我抽不出时间,只好向读者及同人致歉了。 多年来我对启蒙进行的反思都集中在“启蒙心态”上。现在就简单地介绍我目前对此议题 的思考及思路。我提出讨论“启蒙心态”,既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文化运动,也不是哈贝马斯坚持 的“尚未完成的计划”。从 1923 年“科玄论战”以来,启蒙心态的影响如日中天,已成为中国思想 界不言而喻的共识。当今在文化中国广为流行的科学主义即是启蒙心态的突出表现。科学理 性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为全球各地的知识人所认可的核心价值。在中国,过去的“科学救国” 和今天的“科技兴国”都是响亮的口号。理性是感性和知性的提升,科学理性又是最严谨的理性 形式。这是科学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的背景。 可是,我认为科学主义是由偏激的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铸造而成的意识形态,它与科学 精神大不相同。科学精神是严格的、执著的、专一的,但也是开放的、谦虚的、多元多样的。 科学主义则是闭塞的、专断的和傲慢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1 世纪前沿的科学家所 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譬如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的科学传统,特别是中医(或韩国所谓的汉医), 都是他们所关注的科研课题。他们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虚心好学的。他们知道得越多 越认识到应该知道而不知道乃至永远无法知道的更多;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限制:理 性的光芒所能显现的远非无知之幕所隐蔽的那么多。

摘要：通过对儒家“天、地、万物一体”理念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宇宙论之鲜明特征并不在于其缺少对宇宙进化论的关注，而在于他们笃信在宇宙持续创造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诸存在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关联性。 关键词：创造力；儒家；神人同形同性论 作者简介：杜维明，前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燕京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国际著名“第三代新儒家”学者，从事新儒学研究。 译者简介：杨浩（1981—），男，陕西绥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6-0013-06 收稿日期：2008-06-16

2007 年 12 月 26 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美学术 研讨会在京召开。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以下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儒学思 想家杜维明的精彩演讲） 各位领导，诸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做简 短的报告，把我近来思考“和谐和民主”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对于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儒学创新得到的观点，事前没有和任何一位领导进行协调， 这中间我提的观点如果有不符政治论调，责任我一个人负责。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形态就是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只要用一 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它有一些特色，它 是西方学者烦俗的主义，特别突出理性，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不一定是沟通理性。它否认了 传统对现代除了阻碍以外，还有建构的可能。 另外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个科学主义。而且坚信文明发展的 铁律，也就是孔德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到形而上学到科学，到了科学，宗教不必顾及， 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以科学理性来解决社会大问题。这个思潮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 民主政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个发展势头后面所根据的理论和理论所预示的价值，这 些价值当然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是 西方的和东方的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因此它的结果主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它是比较 反宗教的。一方面来认识分析了解，同时控制征服自然。带着一个非常强势从达尔文主义发 展出来的进步论、演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