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 Weiming (杜维明)

导读：现代学术分科细琐，学者往往皓首穷经、毕力终生以求成为学院式的专家。陈荣捷与杜维明两位先生值逢特殊的历史际会，将儒学阐释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为中国哲学在西方学界开辟疆土，又返归儒学发端之地，为儒学在本土的“灵根再植”汲汲努力。他们在治学与人生的取舍上都选择了一条面向公众、参与社会的道路，这是一条将全副生命投注其中的“做哲学”之路。

（接上期推送）1981年移教哈佛，我写定的两章在旧电脑中变成了乱码无法取出。当时很沮丧，事后感到长篇大论写朱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如果勉强为之，不仅不能成说，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并无深远的价值，反而会增长傲心。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种攻坚的学术工程了。其实，我放弃写大部头的专著不是因为力不从心，也未必是开会太多，演讲的频率太高，根本的理由是我主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自以为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

记得1980年的初夏，我和陈荣捷老先生在意大利的科莫湖（Lake Como）畅谈。他劝我放弃英文写作，减少开会、讲学和国际交流，投入三年时间，用中文写一本以考据为基础的学术专书。然后每年发表两篇论文，五年出版一本专著。他说，如此奋斗二十年，必然成为学问大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自况：如果他重回四十不惑之年来选择学术路线的话，他不会为数以千计的美国学生用英文写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而会用中文写一本只有三五位哲学同道才会欣赏的讨论朱熹思想的专著，因为这才是学术。

他坦率陈词：六十多年在美国传道、授业、解惑，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演讲上千次，但心灵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满足感。最近到台湾，特别是“中研院”，和同行论学时才真正感受到从事有知音回应的学术研究是多么幸运，多么愉悦。他的忠告对我的触动极大，我感谢他的爱护和关怀。我觉得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深的忧虑，他所指点的道路是学术界的正途。我既然已经走上了学术之旅，在世界顶级的学府任职，从事教研当然是我的本业。陈老先生的建议合情合理而且的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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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1971-1981在伯克利执教期间的心路历程，内容节选自《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序言与《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序。在杜先生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其思想在与时代精神的碰撞摩荡中，对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构想逐渐清晰，对于开创一种区别于凡俗个人主义的精神性人文主义的意识逐步酝酿，对于“公众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议题、发挥社会影响的责任感日益坚定。

北加州的海湾区天气宜人，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轻松愉快。和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凝重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说美国大陆向西倾斜，无根之人都滑倒在加州，伯克利的纽约客人数不少，好像都是异化感极强的东部人。面向太平洋的加州以高科技、好莱坞、葡萄酒、军工企业傲视美利坚共和国。放弃哈佛正教授职位移任伯克利社会学讲座教授职位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因对里根和尼克松政权的不满分析了东西两岸既得利益者的差别：东岸的贵族代表老传统责任伦理还起作用，加州的权贵受暴发户心理的作祟，唯利是图、唯钱是问，充分显现贪婪的凡俗的个人主义。或者正因为西岸没有传统，不受习俗和宗教的约束，创业拼搏的气焰特盛，常常出花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学术界亦复如此。在伯克利从事教研就不能没有创意。按部就班的为学态度好象和伯克利的学风很不相称。

在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是西化思潮转向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大放异彩，现代性的标准不再是广义的西方而是美国现实的复制。伯克利大学生批判的对象即是美国“军工学复合体”所暴露的无知、傲慢和残酷。(本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是“military industrial academic complex”，因为大学教授的激烈反对才改为“军工复合体”)。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国外的穷兵黩武显示了政治文化中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 (WASP) 的白人优越感、大男人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欺外的情绪已刺伤了开国元勋乃至林肯总统极力提倡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灵魂。伯克利大学生所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虽然源于校园，但它指向的目标是华盛顿，触及的面相是整个社会，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抗议也是文化自觉。在伯克利校园，我感受到一种清新、温润而情意绵绵的关怀荡漾在摇旗呐喊的声浪中。这也许就是抗议精神的热火和“嘻皮”(Hippi)的柔媚并存乃至融合的理由。不过，美丽的“鲜花男女”(Flower Children)在旧金山市的风景线上只存活了几个月便被毒品、色情、暴力种种黄黑恶势力所污染了。毕竟，由美国精英卷入的越南战争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可耻的、彻底罪恶的国家行为。在腐化的后期资本社会中，文化的矛盾已升级到从口头争吵到肢体冲突的阶段。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可以说是1968年的全国学潮，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的街头动乱，乃至美国政治的“保守”转向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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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最近三期将推送杜维明先生对自己1962-1980年间学术历程的回顾，收录于2013版“杜维明作品系列”《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序言。这份自传性质的回顾十分珍贵，通过杜先生对自己求学以及执教经历的回忆，可以看到哲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发挥知识分子的“士之自觉”精神；亦可看到思想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人的四度超升“、”公共知识分子“、”儒学习明纳“等观点的提出都与杜先生的个人经历密切关联。

回想我1962年到哈佛留学，整整四年（包括寒暑假）都在美国的剑桥学习，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一千四百六十天，在人生旅途中不算长，但这使我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义理专业到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博士候选的转型，触动了我身心灵神中每一个部位，调动了我每个细胞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一转型使我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而进人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值得强调的是，宽广的时空视野，并没有迫使我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正好相反，我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提高了。我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

1966年通过博士口试后，我获得了研究院“哈佛旅游学者”(Harvard Traveling Fellow)的奖学金。虽然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金资助留学美国的，但我攻读博士四年的大半费用却来自条件更优厚的研究院。1966年夏天我选择了绕道欧洲回归台湾并访问香港、汉城和京都的路线。我仔细参观了伦敦、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柏林的汉学中心，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回到母校（台湾东海大学），我在通才教育的计划中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这一专门探索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复兴的课，选修的十三位同学中至少三位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的路。我还指导了高承恕以“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历史分析”为主题的学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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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我们推送的内容是杜维明先生《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索》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内容集中于对熊十力思想内在理路的探索。

熊十力对本体论问题的重视使他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哲学家。在当时围绕“中体西用”展开的诸多讨论和攻讦中，熊十力并未陷入对西方传统和现代知识的实用主义崇拜，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建基于高层次的自我认识，亦即对“体”、对本体论问题的深邃求索。熊十力认为本体论问题不仅仅是空泛的形上玄思，更是要彰显人类文化和宇宙中创造性转化的终极根源。同时，本体论不仅是思想领域的回归与更新，还能够接引现实，从而在实质上影响人的生活。

熊十力的思维方式深受唯识宗的影响，但是思想内容又不离儒宗。一方面认可心识的根源性作用，另一方面并不随境由识生的理路否认世界的真实性，而是借由《易》的宇宙框架和“大化”概念强调终极实在及其显用之间的统一性与不可分性。因此，在熊十力处，“心”巨大的变现作用造就了人的使命和担当，探索本体继而改造现实，成了人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避免的责任。

4  作为思想家的熊十力

确实，大多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未感到，中国西方化的能力实际上有赖于自愿去抛弃它全部文化包袱。即使最热心的西学支持者也了解到，需要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紧迫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因为他们都感到中国的生存处于危急之中，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绝对相信，增强国力必须优先于任何其他的考虑，而像寻求精神价值这类具有意义的问题就被有意地延后进行了。几乎没有人发觉伦理宗教思想对于国家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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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我们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的《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索》一文，这部分内容简要述及了熊十力的生命轨迹，但仍主要集中于对其思想实质的探讨。

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不同，熊十力不曾盲目追随或拿来主义地使用西学或任何时兴的学说及其提供的思想资源，在与胡适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他认为对西学的碎片化研究并无益处，并且，中国文化的出路必须从内部加以探索。

熊十力的“不合时宜”同样体现在他对根本哲学问题和“真”的终极意义的探寻上，他与他的思想并不受限于他的时代，即便那个时代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正如他认为的那样，“个人的现世存在与超越直接历史此刻之意义结构是密切联系的”。

2  熊十力亦师亦学的生涯

在研究熊十力的个人生平时，我们会看到从他为师生涯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似乎矛盾的形象。1968年初夏，他以八十四岁高龄谢世。消息传抵香港后，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国学者莫不一致认为他是20世纪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孤独的去世看来对中国大陆的思想界没有产生什么冲击。据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 他曾一直是北京大学最有生气的教师之一。但根据记栽，由于身体不好，他每学期只能教一门课，而且，他从未获得教授头衔。虽然他被认为是对共产主义最为贯彻始终与坚定不移的批判者之一，但是他可能是自1949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惟一从未经受自我批评和公开检査之类羞辱滋味的杰出唯心主义者。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他教书的整个生涯中，他过着相当退隐的生活。他直到四十岁才开始和学术界发生联系。然而，在香港和台湾，他的弟子比冯友兰和梁漱溟的弟子要多。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强不息在思想上孤行己见，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不妥协的性格，因而熊十力在他一生中从未声名远扬；然而，他的见解在一批极受尊敬的学者之中受到尊崇，这些人包括逻辑学家沈有鼎、形而上学家张东荪、历史学家贺昌群、佛学家任继愈和儒家大师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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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索（上）

导读：与前几篇推送不同，杜维明先生这篇关于熊十力的文章是一篇研究论著。事实上，这不是一篇仅仅对熊十力其人其学进行一般性论述的思想史研究论文，杜先生在文中试图回应的是以列文森为代表的，在现代与前现代二分的线性进步史观下对中国思想传统一种误解。在这种误解之下，晚清民国学人对传统学术的反思被简单地看作情感性的，“他们在情感上依恋着他们的‘历史’，但在理智上则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杜先生认为，身处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语境下，熊十力为代表的众多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诚然有其民族主义面向，但他们的学术与生命绝不是简单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应激反应。“他的价值取向在性格上是儒家的，但是他着手研究的问题却在极为宽广的层面上，因为他所探究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问题。”

本文原文为英文，见于杜先生1979年出版的专著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本篇推送根据武汉出版社《杜维明文集（第四卷）》整理。由于文章较长，将分三次进行推送。

1  现代中国的儒家思想

在研究一般的儒家思想及其特殊的现代转型中，常常易犯的错误之一是过分简单化。这种错误所采取的形式，或是有意企图把一个先入为主的范畴强加于庞大的儒家典籍之上，或是毫无区别地使用“儒家”一词来涵盖中国文化史上许多尚未厘清的事物，这两种倾向都是扰乱思想的。前一种易于忽略与人类精神价值有关的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而后者则倾向于根据未经梳理的社会心理模式说明复杂的动因结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以世袭为原则的官僚制度和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密切联系。但是，如果把家庭观化约成一种土地均分主义、家庭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话，那就忽略了它的伦理宗教性格。

当然，作为过去数千年中国思想主流的懦家思想在传统中国有其深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根基。但是，即使那些根基彻底地被摧毁了，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儒家思想失去了它所有的人类相关性的结论。实际上，当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中找到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智慧，而是人文主义尝试的宝藏，而这些尝试对他们自己的存在具有深远意义，并与他们对现代世界之重要问题的认识有关，这些看来并非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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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的推送是杜维明先生1976年所作的一篇回忆冈田武彦先生（1909-2004）的文章。冈田先生是日本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是楠本正继教授的及门弟子，其学的主要特征是从体认的角度践行阳明学。在这篇文章里，杜先生回忆了与冈田先生从初识到深知的四次会面。

冈田先生已于2004年辞世。现在读起此文，尤其是联想到冈田先生在楠本先生的葬礼上朗读《中庸》首章的情境，不仅令人感念冈田先生的人格与学思，更让人——如杜先生所言——对冈田式的“从沉潜内敛的反省工夫所体察的东方体验之学”心向往之。

冈田先生曾经担任过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讲座，是楠本正继教授的及门弟子，当今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儒。在退休的几年中，他不但完成了《王阳明及明末儒学》的大著，而且会同数十位思想同好编写了为数13册的《阳明学》大系及15册的《朱子学》大系。目前，他正主持一项日本儒学研究的5年计划，准备以50册的篇幅把德川时代92位儒者作一番概括性的介绍。

我第一次和冈田先生晤面是1966年6月。那时他初度访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所召开的“明代思想会议”中发表了一篇以存在主义的思维途径解析泰州王学的论文。这篇论文在狄百瑞主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一专书中发表后,曾引起美国汉学界广泛的讨论。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尼文森（David Nivison）在1973年为纪念阳明诞辰500周年的《东西哲学报》专号中所刊载的专文，即是针对冈田先生这篇论文的观点而发。当时我也提出一篇有关阳明思想的文字，现在看来只是习作而已，但10年前刚刚修完研究院的课程并通过博士口试很有些“气魄承担”的狂傲，不把教授名流放在眼里。除了向哲学界的长者陈荣捷先生及在中学时代就已私淑的唐君毅先生讨教外，其他师友之间的人物只是问难而已。冈田先生又因为还有语言的隔阂，请教的意愿就更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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