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16

[:en]On September 16, 2015, 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institute conference (2015) was held in Beijing university[:zh]2015年9月16-19日,“国际哲学学院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en] At 10 a.m., September 16, 2015, Conference of Academicians 2015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IIP) opened in Yingjie Overseas Exchange Center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Congress was organized jointly by IAH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Songyang Academy of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Activities, Conferences & Workshops, IAHS Update | Comments Off on [:en]On September 16, 2015, 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institute conference (2015) was held in Beijing university[:zh]2015年9月16-19日,“国际哲学学院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zh]2015年9月27日,杜先生参加孟子学会、孟子书院揭牌仪式[:]

[:zh]   9月27日下午,中国孟子学会、孟子书院揭牌仪式在邹城市孟子研究院举行,杜先生与相关学者、地方政府官员等100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中国孟子学会、孟子书院揭牌仪式在孟子研究院举行。杜先生和陈来老师为中国孟子学会揭牌。仪式由邹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胜明主持。2013年4月28日孟子研究院成立,杜维明先生担任名誉院长,此次成立孟子学会,仍由杜先生担任会长。杜先生在致辞中说,孟子思想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孟学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孟子学会和孟子书院的揭牌将能进一步发挥孟子故里的文化优势,对整合孟子研究院孟学研究资源,推进孟学研究传播具有重要的地方意义、中国意义、全球意义,将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孟学发展新篇章。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来指出,孟子学会和孟子书院的揭牌,为促进孟学研究又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为孟子研究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希望孟子研究院的全体同仁以此为契机,积极汲取孟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更好地推动孟学的繁荣发展。同时,诚挚期望参加此次仪式的青年学者走近孟子,感受孟子思想的魅力与精彩,共同推进孟子思想的研究与传承。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孟子研究院院长、孟子学会副会长王志民代表孟子研究院,济宁市政协副主席曹景群代表济宁市委、市政府也分别致辞。随后,杜先生、陈来、王志民、赵树国共同为中国孟子学会、孟子书院进行了揭牌。孟子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就以“坚持高端学术研究,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为宗旨,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弘扬工作。孟子学会、孟子书院的成立,可以更好的将孟子研究院打造成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儒家修学游目的地、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示范基地和国内外文化学者精神家园,为孟子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提供交流平台和智力支持。 (原文来源:大众网济宁频道,原作者:高杨 朱仙娉 赵瑞军 张长青。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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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5年8月28-30日,“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圆满召开[:]

[:zh]  2015年8月28至30日,“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张昭炜策划召集并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检查督促《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启动以来的工作进展,详细讲解《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的体例规范,协调如何进一步推进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编纂整理工作。    阳明后学文献整理是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第三编之前,已有两次大规模的出版,一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出版发行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共7种10册:《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邹守益集》(上、下册)、《欧阳德集》、《王畿集》、《聂豹集》、《罗洪先集》(上、下册)、《罗汝芳集》(上、下册),总计550万字。二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至2015年陆续出版的《薛侃集》、《黄绾集》、《刘元卿集》(上、下册)、《胡直集》(上、下册)4种6册,以及将要推出的《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北方王门集》三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的初步规划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阳明后学文献丛书》选题确定并开始编纂时。考量其列入计划的《黄绾集》、《刘元卿集》等,课题组成员普遍感觉到,即使这一批文献能够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按期出版,阳明后学文献仍有巨大的整理与研究空间。同时,又有新的从事阳明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申请加入本课题,他们希望在完成以阳明后学(人物个案、地域学派)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将其博士论文所涉阳明学者的文献资料尽快编校出版,以便嘉惠学林。2012年11月在宁波杨简会议之余,张昭炜、钱明策划《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在杜维明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筹划新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选题。    通过前期选题征集,2013年1月,课题组成员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工作的筹备启动会,由北京大学杜维明教授、张祥龙教授、张学智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童力军主任、浙江大学古籍所关长龙教授等专家亲临指导,课题主要成员讨论并通过了丛书编校体例,制定了工作细则及工作计划。总体上确定了文集的具体选题,一致决定选题人物满足以下标准: 第一,在阳明后学中具有一定影响;第二,良知学思想有深度,有特色;第三,必须是列入黄宗羲《明儒学案》的重要学者。经详细调研,多次论证,专家指导,目前选入的文集名单如下: 1.《泰州王门集》,本集将以王艮、王栋、王襞、王东堧、王东隅、王东日、王天真,以及林春等人的文献史料为主。200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简体版《王心斋全集》,既缺收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人文献,又缺收泰州王门弟子录,同时也没有参考明代的刻本作为互校本,导致出现的错误比较多。本次整理,将在收集海内外诸种版本的基础上,选择最佳本子,进行互校,并补入《王心斋全集》未收之文献。 2.《李材集》,李材为止修学派代表,止修学派在阳明后学中风格迥异,《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主要介绍《中丞李见罗先生材》,故予以列入; 3.《陈九川集》,陈九川在阳明弟子中受学时间较长,与阳明对话非常有深度,良知学思想有一定特色,《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王门学案四》,其中有《郎中陈明水先生九川》,故予以列入; 4.《邹元标集》,邹元标为阳明三传弟子,在吉安地区几乎家喻户晓,良知学极具特色,《明儒学案》卷二十三《江右王门学案八》,其中有《忠介邹南皋先生元标》,故予以列入; 5.《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集》,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为邹守益之孙,上承邹守益,下开王夫之,《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一》,介绍邹守益时附录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故予以列入; 6.《周汝登集》,为王门二溪(王畿与罗汝芳)的弟子,为泰州学派、浙中王门后学的重要代表,《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其中有《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故予以列入; 7.《陶望龄、陶奭龄集》,为周汝登重要学友、学术传人,并与刘宗周关系密切,受其尊崇,《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其中有《文简陶石篑先生望龄》,故予以列入; 8.《耿定向集》,耿定向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加之与张居正、李贽等特殊关系,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首列《恭简耿天台先生定向》,故予以列入; 9.《唐枢集》,唐枢摇摆于甘泉与阳明门下,下开许孚远、刘宗周、冯从吾,《明儒学案》卷四十《甘泉学案三》,首列《主政唐一庵先生枢》,故予以列入; 10.《季本集》,季本为阳明在浙中的重要弟子,《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二》,首列《知府季彭山先生本》,故予以列入; 11.《杨起元集》,杨起元为罗汝芳的重要弟子,《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于罗汝芳后列《侍郎杨复所先生起元》,故予以列入。    吸取以前阳明后学文集整理的经验,具体文集编校者的遴选标准如下:    第一,所选子课题之承担者,皆为对该人物有专门研究,且大都是以该人物为选题作博士论文者。故此可以说,课题承担者对所选人物文献资料的掌握都是目前学术界最为全面的,都具有前期的资料积累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第二,课题承担者皆为取得博士学位后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学者,手上所承担的课题还不多,可以很快进入角色,全力以赴地投入此课题。    第三,课题承担者皆为名牌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古文献基础和专业训练,并且出版或发表过有关阳明后学方面的前期研究成果。    第四,课题成员最好参与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如《刘元卿集》、《胡直集》、《薛侃集》等。    第五,课题成员手头上最好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科研项目中与阳明学相关的课题,并有已出版的、具有较高声誉的阳明学研究专著成果作为支撑。    2014年12月,《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四编课题项目得到了浙江省社科院专项课题经费的支持,钱明负责的《泰州王门集》、陈椰负责的《杨起元集》转入第四编;除此之外,第四编还包括张宏敏负责的《王宗沐集》、李旭负责的《杨东明集》、陈畅负责的《管志道集》。目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两编同时进行,钱明研究员全部负责第四编的编纂;张昭炜主要负责第三编。两个团队相互合作,共同推进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按体例、按计划编校整理,目前输录工作多已过半,大多数整理的文集已初步完成。由于在实际整理过程中,整理者遇到了一些体例方面的新问题,亟待统一。有鉴于此,特地召开本次推进会,检查编校说明的编纂情况,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统一编校说明的体例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细则,解决整理方面的问题,同时明确样稿要求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在本次会议前,共收到五百多万字的初步整理文稿。本次会议主要是各整理者就第三编各子项目的“编校说明”汇报与点评,以及研究心得交流。    2015年8月29日,在大会开幕式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致欢迎词。杜先生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欢迎大家参会,他着重强调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及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事业,需要我们对“阳明学”这一课题投入极大的关注与兴趣。杜先生也注意到目前国内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机构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大气魄”、“大格局”,在一种“学术健康”的情况下,开展相互合作。希望阳明学研究者利用好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嵩阳书院的学术平台,在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进行学术合作与深层次对话、交流。 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四点感想:第一,“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选题,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已经入围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选题研究方向”。这对于我们与会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大家要互相合作,精诚团结,把“阳明后学文献整理”这项工作做好。第二,文献学基础扎实能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在阳明后学文献搜集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家谱”、“族谱”、“地方志”文献中所涉佚文。第三,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薛侃集》、《刘元卿集》、《黄绾集》、《胡直集》(《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年内即出),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我们作为编校者,要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进行充分的沟通,《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是一项传世工程,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第四,能召开这次会议,实属不易,对于张昭炜在这次会议筹备工作中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会议研讨具体内容如下:    钱明研究员主要就《张元忭集》的编校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介绍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四编中《泰州王门集》的总体情况。南昌大学哲学系杨柱才教授汇报了《陈九川集》的文献著作馆藏情况及整理进度,该集内容主要是在重新复印江西省图书馆藏清抄本《明水陈先生文集》的基础上,与杨教授的学生徐泉海一起合作,输录、点校、整理,同时收录《陈九川年谱》等内容,目前上述内容30万字,《陈九川集》已初步整理完成。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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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5年7月20-21日,“气候良知峰会”在巴黎召开,国际儒家生态联盟主席杜维明应邀参加[:]

[:zh] 应法国总统保护地球特使尼古拉·于洛(Nicolas Hulot)的邀请,国际儒家生态联盟(ICEA)主席杜维明先生,于7月20日至21日赴巴黎参加“气候良知峰会”(Summit of Conscience for the Climate)。此次会议由法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CESE)、法国巴亚(Bayard)青年出版社、国际区域气候行动组织(R20)、世界宗教与 环境保护联盟 (ARC)共同主办。会议主题是“我为何关注气候变化”,希望通过不同宗教和伦理传统的代表的阐述,让地球上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应该为阻止气候变暖作出贡献。  尼古拉·于洛自从2012年12月被法国总统委任为保护地球特使后,通过两年多来的各种会晤,亲身体会到宗教界和伦理道德组织的代表在促进对自然、生命乃 至宇宙万物的保护方面的坚定承诺。因此,来自各方的宗教界和伦理道德组织的代表于7月21日在巴黎参加“气候良知峰会”,参会者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既有各个宗教的代表,也有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知名人士,从而让全世界尽可能多的人听到这些信息。  7月20日下午,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在爱丽舍宫会见了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7月21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法国总统奥朗德、爱尔兰总统希金斯(Michael Higgins)、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Albert Ⅱ)、法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委员会主席德拉沃瓦(Jean-Paul Delevoye)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发出号召,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会议共分为5场:1.我们为什么要关注?2.我为何关注?3.我如何表明我关注?4.我会怎么做?5.唤起世人关注。会议由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秘书长彭马田(Martin Palmer)和法国《十字架报》副主编Isabelle de Gaulmyn共同主持。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olomew 1st)、罗马天主教廷红衣大主教Turkson、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宗教的代表等,进行了主旨演讲。中国道教协会张高澄副会长也进行了精彩演讲,获得与会者赞 叹。  法国环境部部长塞戈莱纳·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扎诺斯·帕兹托(Janos Pasztor)、国际区域气候行动组织发起人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法国总统保护地球特使尼古位·于洛在闭幕式上致辞。会议最后播放了法国巴亚青年出版社制作的纪录片《孩子们讲述的故事》,并举行了向与会者赠送地球模型的仪式,以感谢他们对保护地球所作出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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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5年6月18 – 21日,杜維明教授出席“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研讨会[:]

[:zh] 2015年是以《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发端一百周年。值此之际,如何调动海内外学术资源,跨越学科界限,综合研究和深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预设,重估百年以来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6月19-21日,“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大型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等单位共同主办。来自美国、瑞典、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等地区的专家学者约180余人出席会议。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儒学院院长王博教授以及上海交大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沈国明等先后代表主办方致辞。随后,杜维明教授发表了题为《“化现代”的价值创新》的主题演讲。 杜维明在主题演讲中回溯了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的升降,以及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心理基础,强调了现代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二者在士大夫意识和爱国精神等方面的相通之处。他认为,儒学精神与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并不冲突。儒学尽管在一百多年来遭受各种挑战和扭曲,经历了“打倒孔家店”和废除汉字等极端思潮的冲击,但在1990年代以后开始复兴,国人开始反思一个民族的核心资源是什么,以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为何。其中,反思“仁”的问题是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反思启蒙的中心命题。他认为这种反思是入世的,这里的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是“文化中国”的人。他继而从价值创新的角度论及对现代理性观念的反思,包括自由、法治、人权、个人尊严等近代价值的重估。最后,杜维明教授论述了人间社会的重组问题,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观念来重构身心合一的“仁”学,达到人类和自然,天地人我的和谐相处。 此外,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平原、罗志田教授,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多弼教授,以及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等,分别围绕五四记忆、东西文化论争等命题,各自发表了主题演讲。 主旨发言后,会议分为三个分会场分别讨论了激进主义的反思、儒学转型与新文化、文化保守主义、新文化与公共理性、新文学与启蒙现代性等十多个议题,并专门设立了青年学者专场和圆桌会议。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陆胤在“新文学与启蒙现代性”分会场发表了题为《从“无法”到“有法”?——清末民初的新文法与新文学》的专题论文。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通过大会发言和自由发言,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甚至学术观点大相异趣的学者,围绕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和反思,展开了全方位的交流和对话。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预设进行重估,发掘其多重面向的当下意义,对于今日的学术界、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创造性价值。 文字編輯:陸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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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5年5月2日,杜维明院长受聘为嵩阳书院院长[:]

[:zh]  嵩阳书院院长聘任仪式、嵩阳书院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暨嵩阳书院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2日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举行。书院理事会聘请杜维明教授担任院长,孙培新先生担任执行副院长。杜维明院长聘请陈来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郭齐勇、李存山、李景林、张学智、徐洪兴、姚新中、张曙光、倪梁康等教授担任学术委员。千年的嵩阳书院自即日起重启文化教育之功能,将秉持宋儒明体达用的精神,融通古今中西,创生当代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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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5年5月28日,杜维明院长将出席美国乔治敦大学“跨文化框架中的哲学史再思考”专题讨论会[:]

[:zh]  2015年5月28日晚6点(美东时间),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杜维明(TU Weiming)先生将出席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跨文化框架中的哲学史再思考”(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in an Intercultural Framework)专题讨论会,并将作为主讲人发表题为“精神人文主义与世界公民”(Spiritual Humanism and Global Citizenship)的学术演讲。  为了迎接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由乔治敦大学意大利研究所(Georgetown University Italian Research Institute)牵头,意大利驻美大使馆(Embassy of Italy)、乔治敦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意大利国家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Italy)共同参与举办此次专题讨论会。讨论将围绕当今多元文化和全球社会多样化中哲学的定位。参加专题讨论会的还有乔治敦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系主任、意大利国家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理查德·波佐(Richard Pozzo)教授、乔治敦大学哲学系教授威廉·布莱特纳(William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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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2015年1月30日,杜维明教授接受中国日报题为Embracing humanism is China’s right path(拥抱人文主义是中国的恰当道路)的采访[:]

[:zh]  “ 为了实现在全球舞台上的和平崛起,中国需要拥抱人文主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如是说。  杜先生也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他认为中国需要对意见差异更加宽容,并且去分享而非强加它的价值观,以使世界相信它的崛起并不是威胁。 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经受这样的考验,即“所谓的文化中国可以是和谐存在的典型。”“ 中国想要传达给世界的信息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实力和平崛起。(它正在传达)一个文化的信息。”杜维明说。  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他在年青时代发展出对儒家价值的兴趣。在台湾取得他的学士学位以后,杜维明在哈佛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杜维明成为了一个杰出的学者,并且由于他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以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概念而著称于世。 他曾在普林斯顿、哈佛和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2010年,他在北大建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  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因此,如果中国想要作为和平力量崛起的话,它需要促成一个能被新地缘政治环境的主要成员们接受的新世界秩序。 因此,中国的声音必须深深扎根于这样的事实,即中华文明并非仅有几十年历史,而是已经持续发展了5000年。为使中国展示同情和包容,杜维明建议国家采取孔夫子提出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还应当有一个“仁”的原则,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进程对中国来说并非是要去仰望更为发达的国家以求鼓励并以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而是要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并赢得它们的赞同。  杜维明说,中国迄今为止尚未获得具有全球性实力的信心,并且人文主义仍要求可持续的发展,这可以追溯至中国在鸦片战争之耻的集体回忆。这次耻辱的影响促使中国现代化并优先考虑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对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起,如果你想要找出一个当务之急,那便是对力量的追寻。中国是那样的边缘化,那样地被西方力量羞辱,这导致中国相信,西化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这种思想在最近几十年助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近来西式发展的可持续性已遭到质疑,原因是社会的和环境的问题渐渐严重,以至于人类物种是否能生存下去都需要讨论。对西方发展模型的广泛讨论导致中国对其自身经济模型的重新思考,比如在2013年,国家已不再将GDP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注意发展的其他方面。  “在2013年,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想要理解现代化,(现在)必须包括政治意识的体制改革、社会和谐、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在内作为会谈的新的组成部分。”杜维明说。杜维明相信,民族主义理念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从西方发展模式学来的尤其危险的概念,因为它导向片面主义并且可能会成为冲突的来源。  杜维明说,人文主义的出现,作为文艺复兴期间启蒙思潮的一个部分,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式发展。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的价值,已导致社会的世俗化。这一世俗化进程大体上也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特征,不过杜维明认为,为了以一种稳定和和平的方式成长,中国需要发展某种宗教敬畏感。杜维明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需要追随某个特定的宗教,但是他们的确必须要尊重所有宗教传统共同的那些价值。“人文主义在各大宗教传统中再次浮现——包括关爱地球,关怀普通民生疾苦,关注世界秩序的破坏、国际战争和暴力等等。”杜维明说。  他说所有的精神传统都深深地关心地球、土地、身体和人民。实际上,他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追随正确的实践而不是正确的教条。这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要关心他人。杜维明说这些价值被孔子所拥护。它们体现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和平崛起,也体现于以这位哲学家命名的中国海外教育机构。  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珍视做一个仁慈的和正直的人的价值。“我认为一种具体的(在中国发展精神性人文主义)的途径是去培养一种崇敬和敬畏的感觉,去赞赏对上帝、对佛陀、对我们的社群以及对中国的自然之美的敬畏。”杜维明说,并补充道,这样的敬畏通往生命意义的实现。  他说中国可以给世界带来和谐印象的一个方式是去讨论中国文化,它是生活在中国以及国外的人们的共同纽带。杜维明说,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分享其文化和价值的例证,不过他相信现有模式还有待提高,要增加商业的和社群的参与,以使这些机构不被简单地看作中国的政府部门。 孔子学院 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创建以在国外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的非盈利性机构,已经与许多西方学术机构包括高等院校和大学建立联系。他说中国与世界分享的价值一定不能完全集中于中国的价值,而应当是普世的价值,如同儒家思想所教授的那样。  杜维明说他相信中国会拥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并与世界分享这些价值观。他说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它必须追寻自己的独特路径,这条路不能仅仅是局限于中国的。“中国承受不起民族主义,中国应当无愧于它的世界性的和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文化理想。”杜维明说。 [:]

Posted in Home | Comments Off on [:zh]2015年1月30日,杜维明教授接受中国日报题为Embracing humanism is China’s right path(拥抱人文主义是中国的恰当道路)的采访[:]

[:zh]2014年11月13,日新京报采访儒学大家杜维明:儒学要开放、多元、自省[:]

[:zh]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概念,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推广“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等,倡导各文明之间互为学习、互为参照,达到和谐。 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 新京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杜维明:近代以来,儒学受到过极大打压,“五四”、“文革”时,儒学都被视为腐朽思想。北大从1923年到1985年的62年间,没人教授儒家哲学。我1985年首次到北大讲授儒家哲学,有先生告诉我,上次来讲(儒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进入21世纪,政府开始重视儒学,民间也兴起儒学热潮,让我很感慨。 新京报:去年,习近平专程去曲阜祭孔,政府主导推行儒学? 杜维明:这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较长的时间来解读,我希望政府对儒学的推动是顺势而为,儒学在社会各界及民间兴起,政府也接受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但我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要民众自愿去学。如果只从上而下强迫民众学习,怕很难起到好的效果。儒学植根民生,生成民间,政府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 新京报:曲阜推行儒学时,会用金钱奖励,有村民为5元钱奖励去听儒学,这样推行儒学会有效吗? 杜维明:儒学最好由民间推行,效果肯定比行政命令好。如果政府提供一个宽松的生活氛围,让儒学在民间自然而然地发展。商人、学者、政府都不能把儒学当成手段与工具,传承发展儒学,需要真诚与坚持。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民间儒师? 杜维明:儒学是生活伦理、生活方式,是生活哲学。儒学生长在民间,民间不能自然传承,儒学就死了。我佩服一些在民间默默推行儒学的人,他们让儒学走出学术殿堂,走出博物馆,成为一门生活哲学。当然,象牙塔里也能创造出伟大的哲学思想。 新京报:21世纪,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国家为什么要推行儒学? 杜维明:国家、民族,要有文化之根,思想之源。儒家哲学思想是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之一。21世纪,中华文明能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人类面对两大重要问题:一是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是谁;二,怎样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 新京报:“我们是谁”的问题还没解决? 杜维明:我看还没有解决。非常麻烦。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大陆与港台之间,存在某种认同上的隔阂。如果价值走向混乱,认同问题不理清楚,族群之间张力大,统一、共识很难顺利。 新京报:儒学对我们处理“认同”问题有何帮助? 杜维明:儒学处理问题的基本理念,突出和为贵,突出互为尊重。56个民族的和谐,包含藏胞、维吾尔族,要让他们在大家庭中感到被尊重,而不只是给他们钱和优惠政策。我在香港一次演讲中,提出了21世纪具有文化意义的“我们”如何可能,“文化中国”的概念也可以用儒学思想贯穿起来。 儒家思想具有公共性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第二个问题是“适应”问题? 杜维明:适应问题是指适应现代化。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西化的道路,鸦片战争后,我们觉得传统道路走不通,只有走西方道路才能发展。西方道路在他们内部社会也出现了问题,西方道路不能解决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包含解决当今人类所遇到的问题。 新京报:儒学能解决这些问题? 杜维明:每一个传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塑造它的现代性。美国的现代化与美国传统分不开,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的传统分不开,中国的现代化也与中国的传统分不开。 新京报: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对塑造传统的现代性有什么作用? 杜维明: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学术、媒体、企业、宗教等领域的权威,相对独立,与政治权威可以平行对话、也可以抗衡,甚至批评,而后达成共识,以形成政策。这样的社会就弄活了。 新京报: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缺少现代性因素。怎样让儒学与现代性对接? 杜维明:即使接受现代性的儒学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和实践不尽相同。但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儒学和现代性对接的连接点是儒学的公共性。梁启超曾经批判儒学,认为儒学只有私德,没有公德。我并不赞同。儒家的思想有公共性,儒家希望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群,互为教化,为自己和他人,乃至天下人的发展和生活保障创造条件。 新京报:这一届领导集体强调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是依法治国,儒学在其中能发挥作用吗? 杜维明:儒学的礼教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并不矛盾,儒学在汉朝以来,成为政治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大经大法。这种法和英美的习惯法比较接近。儒家强调道德观念,社会秩序稳定,只靠法是不行,道德教化是根本,是保证祥和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你对儒学发展和儒生有何期待? 杜维明:儒学价值中的仁爱和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为超越后世俗人文主义,包括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提供思想源泉,最终创造一条路,一元神信仰者,无神论者都能接受道路——精神人文主义。 我希望儒学朝着开放、多元、自省的健康方向发展。 对于儒生,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怎样才能成为有良知、理性、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儒生应该参与公共事务,重视文化,尊重宗教,关爱地球,走知行合一的道路,将知往深层次拓展,将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宋立林他们在民间推广儒学,无私奉献,很令我感动。你们的投入是非常有价值的。——杜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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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n October 14th, 2014, A Christian-Buddhist Dialogue on Spiritual Exercise and Practical Wisdom in the 21st Century[:zh]2014年10月14日,杜维明教授出席了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举办的“基督教与佛教对话——21世纪的精神修炼与实践智慧”活动[:]

[:en] On October 14th, 2014, “A Christian-Buddhist Dialogue on Spiritual Exercise and Practical Wisdom in the 21st Century”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Saint John Baptist College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by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Activities, Conferences & Workshops, Dialogues & Discussions, Other activities | Comments Off on [:en]On October 14th, 2014, A Christian-Buddhist Dialogue on Spiritual Exercise and Practical Wisdom in the 21st Century[:zh]2014年10月14日,杜维明教授出席了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举办的“基督教与佛教对话——21世纪的精神修炼与实践智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