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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论域首日，与会嘉宾大合影 【导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1月25-26日，杜维明、项兵、华生、赵东成、郭少棠、樊和平、克里斯托弗·司徒克伯格、苏勇、胡葆森、周立、张志宏等数百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与企业家代表等同道齐聚北大斯坦福中心，参与由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与长江商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儒商论域《学以成人与儒商精神》。而“学以成人”这个话题亦是明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在天地群已的框架之下，论坛期望把学以成人的教导与儒商精神的建立和认同联系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商业伦理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在2016年，儒家圈的八个经济主体的GDP已经分别超过美国和欧盟，稳居世界第一，儒商精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会起到什么作用？“学做人”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所有职业精神的根本所在，如何在做人经商的过程中实践儒商精神并成就自己？一系列的疑问和讨论浓缩在了两天的密集交流中，主题演讲、对话、圆桌研讨等多重形式的交锋尽显“君子和而不同”。 儒家精神在企业实践中的体悟：择善固执、仁者爱人 胡葆森：我的国学启蒙是在1972年上高一的时候拿到了手抄本的朱子治家格言。虽然开始对国学没有太深的学习，但是记住了一些我认为是经商必须要记住的东西，如量力而行、厚德载物、择善固执。在制定企业战略时只要记住这些就可以心不躁、人不乱。当下社会变化越来越快，但人性没有变。在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讲究知行合一。 张志宏：对于用哪种精神来引领企业并贯彻它的行为和规范，我认为儒家精神流淌在每个学派里，在企业中是最容易得到共同认可和认知的思想。当然，学问要求精深而广，企业要求简单直白。所以在企业里我们要用简单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去贯彻，比如说仁者爱人，以人为中心。从观念上来讲，企业不能以营利为中心，要以价值为中心。企业始终在谈生意，生意就是生活的意义。企业的产品就是为他人的生活创造美好的意义。所以说仁者爱人及企业的价值观在儒家上是非常统一的。 儒商既扎根本土，又面向全球 杜维明：儒家传统本身如果有变化、有发展，它应该有很多自我调节的机制。我们这一代人主要讨论儒家和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中国文化从前并没有“世界公民”的观念，但现在的精英，特别是企业界的精英，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国际视野。而儒家从各方面来看因为根源性特别强，所以有其局限性。如何能够突破儒家的根源限制，但不淡化根源性的厚度，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企业界能够发挥的重大作用就是它的全球性和国际化，可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发言权、有影响力，但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根源历史，企业也在发展本土性和地方性。 我们要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无论如何不能只是局限在中国的特殊层面，应该具备开放、包容、多元的精神，是一种一直在学习的过程。 蒋英华：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儒商精神带到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中。我认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其利润、增长点也会因此而来。文化在精不在多，比如《老子》的五千字，不多但是很实用，相信儒商精神里的核心和精髓也能带领企业家走向世界。 刘志伟：山西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晋商最大的经商理念就是儒家的思想，他们从来都是“儒”与“商”的有机结合体，而儒商结合早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走出去”了，比如茶叶、盐的贸易最初都是由山西商人进行的国际化贸易，这些都是我们以往优秀的历史。在国际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很多企业去国外并购，这是很好的国际化步骤，但是无论企业做多大，总要“回家”，最终都要追寻人与内心的统一。山西晋商之所以是儒商的代表，他们赚的钱很大一部分用来回馈教育，所有大的家族都有自己的私塾，为的就是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山西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把商业做好，把人做好”是对儒商精神最好的诠释。 “知行合一”是企业家精神的特点，创新是其本质 华生：并非文化水平高的企业家就是儒商，文化水平低的就不能成为儒商，企业家的特点在于知行合一，他们考虑的东西每天都有实践在检验，所以这个恐怕也是企业家在商业世界进步比较快的原因。而企业家精神本质则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开创的精神。 张志宏：常规讲的俗话，比如说“人无我有”。“有”就是一种价值。对企业家而言则是“人有我新”。尽管大家都有，但是我能做得更好一点，更新一点，就创造了价值。“人新我廉”，我的产品与别人的产品相比成本更低也同样是价值，其中也有技术创新等等。 吕力：由于社会的客观因素，我们以往的儒商创新不足。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社会责任，我认为儒商如果把创新当作一种责任，一种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那么中国企业将焕发出更大的创新意识，把创新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会看到儒商对世界更大的贡献。 郭少棠：考虑伦理以及企业家精神中最关键的是责任感。过去三十年，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走向很多新的重要趋势。第一既是全球化同时又有本土的特点，第二是后现代的多元性或者多元现代性的特点，第三是过去几十年在数码化中间整个社会人的关系变成去中心、更碎片化的发展。建立重新出发的一个模式，即把所谓的伦理结合成一种全面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中间特别提到连贯性、结合性、分辨与超越，可以发现，所有的因素都在互相影响，融合了许多思想传统。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儒学的创新带来了机遇 克里斯托弗·司徒克伯格：第一，宗教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价值观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希望能够从儒商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谈网络或者虚拟世界的安全问题，因为这对于目前或者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科技发展方面已经非常领先，从儒家这个角度，尤其是在卫生保健这个领域，未来科技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是互利共赢的问题，反思一下如果别人对我们不好的话，我们是不是依然要对他们好呢？如果我们走向极端可能会引发战争，如果别人对我不好我仍然要对他们好。总之，从情感角度看，我们不一定非要做慈善，而是应当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 郭少棠：现在这个时代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时代，所以目前考虑未来儒家在世界文化以及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贡献。首先，用儒家角度看待未来科技的发展，一定需要世界公民的视野。其次，要用生态、动态的角度看待生态与处境的问题。通过一个世界的视野，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结合本土精神以及知识经验。 华生：儒学的优势在于它专注于人文伦理，基本上解决的是道德伦理的问题，是入世的学说，基本上不怎么考虑出世。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它用积极的方式解释造物主怎么安排世界、灵魂将来怎么安置。近代科学进步发展对传统宗教有冲击，但是人类对出世、对精神寄托的需求始终还在，这给哲学界、伦理界等人文科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果儒学能在这个时候有所创新，能够回答现在不断出现的新空白，我觉得就是现代中国人文科学者对中国及世界文明的贡献。 张志宏：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设定的，所以诸教都是人教，诸神都是一神，所有的问题还是应回到人的精神寄托及“和而不同”。而儒家优秀的“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利于大家的沟通。 工匠精神与心学对照：君子不器，不忘本心 杨儒宾：中国有很强的心学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自佛教引入之后，心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在大背景下谈工匠精神非常有意思，因为心学主要的光环是安身立命，基本是主体哲学。 中国传统的器和物的发展会增加人民的福祉，这种观点在儒家有很强的传统。朱子的格物穷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安身立命、道德与人格的完成，不能只是默坐澄心。物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被实践的。朱子的哲学里隐含对事和物的创造，但伦理负担比较强，研究物与主体之间的密切关联最好的题材是庄子，他继承了儒家的精神。庄子注重物的意义，更注重物的创造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人格的完成和事物的完成不可分。 《易经》根据儒家孔子精神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是指不可以把自己限定在琐碎的细节里，应该有超出专家的广阔胸怀。把物透过创造变成器，器会显示道的内涵。有了车马之器，就会有车马之道，有了衣服之器就会有衣服之道，因此，“盈天下者惟器而已矣。” 樊和平：第一，君子不器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陈述方式。君子不限于器，是指君子要超越之器，达到一种道。在孔子生活的轴心时代，人类最大的觉悟就是要认识有限性达到无限。 第二，心可以直通天，可以达到道——不器，两者息息相关。庄子曾用庖丁解牛解释其与心学、君子不器的联系。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中虚之道。中国民族特别推崇的庖丁解牛就是中虚之道，是一种自由的理念，顺乎天理即自然之理就是道。朱熹说“心统性情”，把庄子的道家、孟子的儒家结合在一起，只要扩充心就可以充实宇宙，达到天理。心就是突破局限，从而达到道的根本之路，可以诠释君子不器。因为有心学，所以君子“器”就是不器，可以达到道。 （转自文汇报，原文链接：http://wemedia.ifeng.com/41017465/wemedia.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