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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合影 研讨会现场 2017年10月21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国孟子研究院、邹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选择理性、责任伦理和实践：孟学与中国和东亚传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王中江，中国孟子研究院书记赵永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倪培民，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李瑞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孙宝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任蜜林、匡钊，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谢晓东，以及来自各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王中江教授主持，杜维明先生、赵永和书记先后致辞。杜先生在致辞中表示，研究探讨孟子思想对整个儒学的发展意味深长，如何理解孟子学说中的理性、伦理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对孟子学说的诠释不应仅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伦理出发，还应注意其中与正在西方兴起的关怀伦理的契合之处。杜先生说他现在较为关注孟子心性之学的主体性问题，希望能通过大丈夫精神体现出的个人内在意志自由，打通人和天、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相参之路，发展具有孟学特色的主体关怀。 赵书记简要介绍了孟子研究院在孟子思想的传承弘扬与普及应用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本次研讨会中，各位学者围绕孟子的工夫论与本体的关系、孟子的伦理选择论、宋明理学家及现代新儒家对孟子人性论的发展、东亚儒学对孟子人性论的诠释、孟子的人性论与西方道德哲学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发言。 讨论环节专家学者踊跃提问、畅所欲言，围绕发言内容积极探讨、交流。研讨会的举办为孟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对将孟子研究院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孟学研究交流平台、世界孟学研究高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从思孟心学开出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本体的世界伦理如何可能？ 上周五（9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儒学大讲堂”首期和文汇讲堂第113-1期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首期双讲座开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杜维明主讲《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民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简称“接着讲”五讲）由复旦大学和文汇报社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23日已刊发互动精要《儒家伦理能让世界更美好吗？杜维明倪培民吴震答评》，25日刊发了《倪培民对话杜维明：“如何做人”使儒家与其他文明具有相通性》详见链接。今日与您继续分享：主讲嘉宾杜维明的演讲精华版。 主讲部分 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渊源流长、且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对于当下人类遭遇的困境，究竟有无可应对的方案？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学，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学开展出精神人文主义，使之能与目前人类棘手的伦理学危难相关联？这是个集体课题。在此，想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并不很乐观的思考并以此抛砖引玉。 问题的迭变 高中至大学在台湾学习儒学，赴美留学并无宣传之心，重在交流 我第一次接触儒家传统是在高一，那时学校里研究民族精神教育的周文杰老师为我们讲授四书，讲到《大学》，心中有些感触，但并不强烈。可当他讲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时，我突然感觉开窍了：修齐治平的思想如此宽宏、伟大，是其他课程中未曾接触过的。因为喜欢，所以就跟着这位周老师去台湾师范大学旁听牟宗三先生讲授中国哲学课。听后有很大触动，所以就决定改报台湾大学为东海大学中文系，跟随牟宗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 1962年我来到美国学习，同时开始交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有两个误区，首先，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美国才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并非如此，事实上，我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始接触、学习儒家思想，在大学里就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其次，我并非是去美国宣传儒家价值，让别人来认同这个学说。当时我做了一个对自己影响巨大的决定——以一种开放的心情与其他文化交流。如果在哈佛，发现了一些与儒家文化存在较大冲突的价值、理念或学术思想，且事实上它们更具说服力，我也会改变主张。 在西方各类对话中，重新理解、肯定、挖掘了儒家心性之学 在美国念书期间，我最想修哲学，但当时由奎因(Quine)主持的哈佛哲学系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本体论，并不开设我最关心最想学的伦理学、美学与宗教哲学，所以我经常在其他院系学习神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化、世界宗教等课程。 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及其著作《从逻辑的观点看》 但我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其实始于东海大学大四时期。那时，一批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精英高校的助教来东海大学，我们跟随其中一位学习英文，越来越多的学术交流随之不断展开。赴美留学，我感到自己与五四时代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不同。我并非完全拜师，自认为还带有一些使命——同他们交流儒家学说。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的信息相当开放，很多学者愿意认真聆听我的观点。这使得我能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发掘儒家心性之学。 列文森认为儒家传统已是历史现象，1962年起，我就想证明这是误判 来到美国，我发现一个普遍观点：学术界多半都怀疑儒家是否能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侧面，或者成为世界学术主流中的一部分。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the Modern Fate）影响颇大，该书直截了当地说，“儒家的传统已经逐渐地成为历史现象、历史事实，不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他还举例说“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还是回忆着中国的过去，但在理智上已经决定认同西方文化”，在西方的主流学者确实都抛弃了儒家学说。 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及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从1962年开始，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就是证明列文森教授误判了儒家传统。他代表了很多海外学者的认知，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批评儒家的人更多。这些误判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现代化。西化被认为就是现代化，而中国当时尚处在前现代化社会，一旦进入由科学、工业革命代表的现代化社会，儒家等传统的力量就会被逐渐消除。许多人认为，列文森是隔岸观火，对儒家的没落显示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去世后，我和他的不少学生和同事交流，他们为其辩护：“杜维明，你不要忘记，列文森是在为儒家命运哭泣，他的内心满怀悲痛之情，在他看来，儒家的命运和他自己坚信不移的犹太教的命运,以及基督教的命运，抑或印度教的命运，所有精神文明的命运都是一样的，现代化、科学化的发展会将它们消除，儒家只是其中一个。” 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人类文明的境遇 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在研究儒家传统时，不能让人了解它的源头活水，让它与我们的身心性命有所关联，就无法证明儒家这一精神文明还可以在21世纪复活；也无法证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些传统的价值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批判、反省甚至有所反思。因此，我认为，从事儒家研究或者认同儒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一个人类文明遇到的大困境。最大的追问在于人类应当走向何处？人类应当依靠何种力量和平共处？应当如何了解我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曾经提出的天下观念、万物一体的观念是否已慢慢成为一种空想？或者说，那些价值、观念如何体现出更深层次的要求？ 当时，西方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重新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是否真如列文森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消亡。1960年代末，列文森还未去世，他突然发现孔子及他的“克己复礼”成为中国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让他十分震惊——一个学说真正的消亡在于它被遗忘，尚在被批判足以证明其生命力和现实的关怀与意义。 1978年，我跟随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短暂回国一个月，我意识到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大陆的儒家文化，虽然我曾在中国台湾地区学习儒家，也接触到越南、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儒家。我深深感到，如果中国大陆的情况并未变化，或者多是反对儒家传统的声音，那么儒家的命运就会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所以，1980年我受邀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讲课8个月，边讲课边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儒家这个学术传统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否存在光辉灿烂的一面？二是在中国大陆是否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相对独立的意思是能独立判断学术标准、学术发展方向的意义和价值。 1980年代，杜维明参加北大学术讨论会二排左三张申府先生，一排右三梁漱溟先生，一排左二杜维明先生 在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困境的探索 孟子心性之学超越了同时代的轴心文明思想，指归现实的终极意义 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学，在不同时代中具有不同的特殊价值，都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强调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其实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人在整个人类生物转化中的出现存在何种意义与何种价值？我们如何去认识它们？个人是否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发展这种资源，还是必须受外在影响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人，我是否能通过自觉与反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之所以能够发挥更大价值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环境还是其它原因？ 孟子“性善”的观念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恻隐之情，即内心对外部环境的健康反映，发挥自己做人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00至500年的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同时出现。当时只有中国文明未曾出现在被学术界中称作“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终极的价值关怀必须超越到现实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个理想世界里，孔子选择的人生意义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因此，儒家传统是面对当时的存在对人类进行的反思，与亘古时代相比，是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人类开始探索抽象且永恒的大问题。 杜维明认为：孟子的“四端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简单问题。它是自我认同的“立人之道” 由于这种外在超越的“缺失”，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过于关注现实，没有更高的意识与价值，没有到达“超越”这一层面。但孟子认为，一个人有很多向度，应当同时开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向度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它和人的四端密切相关。 四端是儒家称人应有的四种德行，包括仁、义、礼、智。其中，仁的这一端发自人的恻隐之情，包含着同情的意思，这种恻隐之情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充分发展人性最重要的资源。情的感受虽是个人且每人有所不同，但孟子认为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够将情推己及人，就逐渐可以将个人、家庭、邻里、社会甚至国家、天下都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向外推的精神世界。这种推己及人的情，发展到陆象山、王阳明时期，他们提出必须要优先树立我们作为人的大体，即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人就要做一个能够体现人性光辉的人，做一个像样的人。陆象山曾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做人，就应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立志是立自己的大志，可以推到家庭、他人即为大志。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 “仁”如康德的自由意志，具有主体性，其本体意义可与天地一体 对于四端之一的“仁”，目前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做出较大贡献。在马王堆出土的资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为仁，这与一般意义上说的“仁”字有所不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所以，人的价值既是内在的、自我的，也是涵摄在关系网络中的。 通过对孟子的了解，我认为，仁爱的“仁”是指个人的主体性，这类似于康德说的“自由意志”。每个人都要有自由意志，没有理性就不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道德人。而儒家仁爱的仁里包含的情，是为他人而生，生发到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体与其他所有人进行对话，而这种相互对话所形成的社群以仁爱为主。仁爱不仅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爱己，三者不能分离。这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