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的推送是杜维明先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1999年7月举办的“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杜先生同时也是中研院中央文哲所学术召集人），后发表于2002年《文史哲》第六期，延续前次的主题，继续探讨精神人文主义在社群层面的展开。
孔汉思的普世伦理宣言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尝试，但是都未能正确地看待儒家伦理。后者将儒家置于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前者则直接忽略了儒家伦理的世界意义。以普世伦理为目标的文明对话必须实现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整合，而根源性和普世性在儒家对于群己关系的思考当中相辅相成，这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本质属性使得儒家伦理对跨文明对话有着独特的价值。
以下内容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杜维明著作系列：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2016年第1版）整理，一级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1993 年在芝加哥举行了大规模的世界宗教集会，并以孔汉思（Hans Kueng）起草的文本为基础发表普世伦理宣言，引起精神领域中各家各派的关注。同年夏天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廷顿在《外交季刊》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在全球各地掀起广泛的讨论。儒家在世界宗教集会中缺席，而在“文明冲突”论域中却扮演了毫无先见之明的重要角色。不该缺席的竟缺席了，而不应出场的又出场了。在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议题中，这种坐失良机的沉默和身不由己的曝光，值得我们深思。
由孔汉思主导的普世伦理所得出的两项基本原则，和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如出一辙。而且宣言中明确指出，孔子思想是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当然，这种对先秦儒学的认可其来有自。18 世纪的伏尔泰、莱布尼兹及重农学派的魁奈即突出儒家人文理性的启蒙价值。二战以后，雅斯贝尔斯在《伟大哲人》一书中特别凸显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的历史意义在欧美学坛已成公论。儒家居然在这样一个友善的环境中缺席是一大遗憾。特别是 1893 年第一次世界宗教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时，还有代表儒家的清朝官员参加，而百年之后竟完全沉默更令人扼腕长叹！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hhjDfu5TshQvxTn9WDzpJ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