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ay 2017

导读：现代学术分科细琐，学者往往皓首穷经、毕力终生以求成为学院式的专家。陈荣捷与杜维明两位先生值逢特殊的历史际会，将儒学阐释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为中国哲学在西方学界开辟疆土，又返归儒学发端之地，为儒学在本土的“灵根再植”汲汲努力。他们在治学与人生的取舍上都选择了一条面向公众、参与社会的道路，这是一条将全副生命投注其中的“做哲学”之路。 （接上期推送）1981年移教哈佛，我写定的两章在旧电脑中变成了乱码无法取出。当时很沮丧，事后感到长篇大论写朱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如果勉强为之，不仅不能成说，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并无深远的价值，反而会增长傲心。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种攻坚的学术工程了。其实，我放弃写大部头的专著不是因为力不从心，也未必是开会太多，演讲的频率太高，根本的理由是我主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自以为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 记得1980年的初夏，我和陈荣捷老先生在意大利的科莫湖（Lake Como）畅谈。他劝我放弃英文写作，减少开会、讲学和国际交流，投入三年时间，用中文写一本以考据为基础的学术专书。然后每年发表两篇论文，五年出版一本专著。他说，如此奋斗二十年，必然成为学问大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自况：如果他重回四十不惑之年来选择学术路线的话，他不会为数以千计的美国学生用英文写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而会用中文写一本只有三五位哲学同道才会欣赏的讨论朱熹思想的专著，因为这才是学术。 他坦率陈词：六十多年在美国传道、授业、解惑，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演讲上千次，但心灵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满足感。最近到台湾，特别是“中研院”，和同行论学时才真正感受到从事有知音回应的学术研究是多么幸运，多么愉悦。他的忠告对我的触动极大，我感谢他的爱护和关怀。我觉得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深的忧虑，他所指点的道路是学术界的正途。我既然已经走上了学术之旅，在世界顶级的学府任职，从事教研当然是我的本业。陈老先生的建议合情合理而且的确可行。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2NkGn7iYSpa1U0M9r52VKA

导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1971-1981在伯克利执教期间的心路历程，内容节选自《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序言与《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序。在杜先生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其思想在与时代精神的碰撞摩荡中，对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构想逐渐清晰，对于开创一种区别于凡俗个人主义的精神性人文主义的意识逐步酝酿，对于“公众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议题、发挥社会影响的责任感日益坚定。 北加州的海湾区天气宜人，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轻松愉快。和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凝重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说美国大陆向西倾斜，无根之人都滑倒在加州，伯克利的纽约客人数不少，好像都是异化感极强的东部人。面向太平洋的加州以高科技、好莱坞、葡萄酒、军工企业傲视美利坚共和国。放弃哈佛正教授职位移任伯克利社会学讲座教授职位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因对里根和尼克松政权的不满分析了东西两岸既得利益者的差别：东岸的贵族代表老传统责任伦理还起作用，加州的权贵受暴发户心理的作祟，唯利是图、唯钱是问，充分显现贪婪的凡俗的个人主义。或者正因为西岸没有传统，不受习俗和宗教的约束，创业拼搏的气焰特盛，常常出花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学术界亦复如此。在伯克利从事教研就不能没有创意。按部就班的为学态度好象和伯克利的学风很不相称。 在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是西化思潮转向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大放异彩，现代性的标准不再是广义的西方而是美国现实的复制。伯克利大学生批判的对象即是美国“军工学复合体”所暴露的无知、傲慢和残酷。(本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是“military industrial academic complex”，因为大学教授的激烈反对才改为“军工复合体”)。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国外的穷兵黩武显示了政治文化中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 (WASP) 的白人优越感、大男人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欺外的情绪已刺伤了开国元勋乃至林肯总统极力提倡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灵魂。伯克利大学生所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虽然源于校园，但它指向的目标是华盛顿，触及的面相是整个社会，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抗议也是文化自觉。在伯克利校园，我感受到一种清新、温润而情意绵绵的关怀荡漾在摇旗呐喊的声浪中。这也许就是抗议精神的热火和“嘻皮”(Hippi)的柔媚并存乃至融合的理由。不过，美丽的“鲜花男女”(Flower Children)在旧金山市的风景线上只存活了几个月便被毒品、色情、暴力种种黄黑恶势力所污染了。毕竟，由美国精英卷入的越南战争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可耻的、彻底罪恶的国家行为。在腐化的后期资本社会中，文化的矛盾已升级到从口头争吵到肢体冲突的阶段。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可以说是1968年的全国学潮，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的街头动乱，乃至美国政治的“保守”转向的先兆。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e-X8UORxlGuhhVvzKei9xg

导读：最近三期将推送杜维明先生对自己1962-1980年间学术历程的回顾，收录于2013版“杜维明作品系列”《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序言。这份自传性质的回顾十分珍贵，通过杜先生对自己求学以及执教经历的回忆，可以看到哲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发挥知识分子的“士之自觉”精神；亦可看到思想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人的四度超升“、”公共知识分子“、”儒学习明纳“等观点的提出都与杜先生的个人经历密切关联。 回想我1962年到哈佛留学，整整四年（包括寒暑假）都在美国的剑桥学习，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一千四百六十天，在人生旅途中不算长，但这使我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义理专业到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博士候选的转型，触动了我身心灵神中每一个部位，调动了我每个细胞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一转型使我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而进人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值得强调的是，宽广的时空视野，并没有迫使我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正好相反，我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提高了。我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 1966年通过博士口试后，我获得了研究院“哈佛旅游学者”(Harvard Traveling Fellow)的奖学金。虽然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金资助留学美国的，但我攻读博士四年的大半费用却来自条件更优厚的研究院。1966年夏天我选择了绕道欧洲回归台湾并访问香港、汉城和京都的路线。我仔细参观了伦敦、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柏林的汉学中心，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回到母校（台湾东海大学），我在通才教育的计划中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这一专门探索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复兴的课，选修的十三位同学中至少三位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的路。我还指导了高承恕以“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历史分析”为主题的学士论文。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rp2n6ibT38dFi4xQ2sGe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