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文化中国”这一议题也是精神人文主义的群道的一部分。一方面，以文化构建认同，是对地域、族群、语言、政治、宗教的狭隘性的超越；另一方面，“文化中国”要求对中国多元的精神资源和文化传统进行整合。惟其如此，才能在当下建立新传统，实现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现代性转化。本文是杜维明先生与刘梦溪教授1992年的一次对话，不仅谈及了“文化中国”这一议题的成立与内涵，还对儒学在文化传统中的位置、新儒学三期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下内容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杜维明访谈集（20 世纪卷）》（2016年第一版）整理，原文题为《文化中国的内涵和定义》，部分内容有删节。
“文化中国”的内涵
刘梦溪：我这次来哈佛参加“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启程之前就有一个心愿，希望在会议期间有机会与杜先生就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问题作一次访谈。1980 年和1985 年您两次在大陆较长时间的讲学活动产生了影响，我当时因为有另外的课题未获听讲，但您的关于第三期儒学发展前景的文章，我大都拜读过。80 年代中期大陆兴起的文化热，您实际上起了助波引流的作用。现在文化中国的概念在海外流行起来，可否请杜先生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定义作些说明，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下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以及第三期儒学的发展问题。
杜维明：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所以能为人们所接受，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文学者的学术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建设一个现代的文化中国；另一方面，这个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具有超越性，站在不同位置的人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文化中国的内涵是与地域、族群、语言等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可以分成三个世界，一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这是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二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为第二意义世界；三是各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不妨看做第三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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