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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概念，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推广“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等，倡导各文明之间互为学习、互为参照，达到和谐。 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 新京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杜维明：近代以来，儒学受到过极大打压，“五四”、“文革”时，儒学都被视为腐朽思想。北大从1923年到1985年的62年间，没人教授儒家哲学。我1985年首次到北大讲授儒家哲学，有先生告诉我，上次来讲(儒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进入21世纪，政府开始重视儒学，民间也兴起儒学热潮，让我很感慨。 新京报：去年，习近平专程去曲阜祭孔，政府主导推行儒学？ 杜维明：这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较长的时间来解读，我希望政府对儒学的推动是顺势而为，儒学在社会各界及民间兴起，政府也接受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但我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要民众自愿去学。如果只从上而下强迫民众学习，怕很难起到好的效果。儒学植根民生，生成民间，政府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 新京报：曲阜推行儒学时，会用金钱奖励，有村民为5元钱奖励去听儒学，这样推行儒学会有效吗？ 杜维明：儒学最好由民间推行，效果肯定比行政命令好。如果政府提供一个宽松的生活氛围，让儒学在民间自然而然地发展。商人、学者、政府都不能把儒学当成手段与工具，传承发展儒学，需要真诚与坚持。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民间儒师？ 杜维明：儒学是生活伦理、生活方式，是生活哲学。儒学生长在民间，民间不能自然传承，儒学就死了。我佩服一些在民间默默推行儒学的人，他们让儒学走出学术殿堂，走出博物馆，成为一门生活哲学。当然，象牙塔里也能创造出伟大的哲学思想。 新京报：21世纪，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国家为什么要推行儒学？ 杜维明：国家、民族，要有文化之根，思想之源。儒家哲学思想是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之一。21世纪，中华文明能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人类面对两大重要问题：一是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是谁；二，怎样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 新京报：“我们是谁”的问题还没解决？ 杜维明：我看还没有解决。非常麻烦。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大陆与港台之间，存在某种认同上的隔阂。如果价值走向混乱，认同问题不理清楚，族群之间张力大，统一、共识很难顺利。 新京报：儒学对我们处理“认同”问题有何帮助？ 杜维明：儒学处理问题的基本理念，突出和为贵，突出互为尊重。56个民族的和谐，包含藏胞、维吾尔族，要让他们在大家庭中感到被尊重，而不只是给他们钱和优惠政策。我在香港一次演讲中，提出了21世纪具有文化意义的“我们”如何可能，“文化中国”的概念也可以用儒学思想贯穿起来。 儒家思想具有公共性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第二个问题是“适应”问题？ 杜维明：适应问题是指适应现代化。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西化的道路，鸦片战争后，我们觉得传统道路走不通，只有走西方道路才能发展。西方道路在他们内部社会也出现了问题，西方道路不能解决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包含解决当今人类所遇到的问题。 新京报：儒学能解决这些问题？ 杜维明：每一个传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塑造它的现代性。美国的现代化与美国传统分不开，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的传统分不开，中国的现代化也与中国的传统分不开。 新京报：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对塑造传统的现代性有什么作用？ 杜维明：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学术、媒体、企业、宗教等领域的权威，相对独立，与政治权威可以平行对话、也可以抗衡，甚至批评，而后达成共识，以形成政策。这样的社会就弄活了。 新京报：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缺少现代性因素。怎样让儒学与现代性对接？ 杜维明：即使接受现代性的儒学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和实践不尽相同。但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儒学和现代性对接的连接点是儒学的公共性。梁启超曾经批判儒学，认为儒学只有私德，没有公德。我并不赞同。儒家的思想有公共性，儒家希望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群，互为教化，为自己和他人，乃至天下人的发展和生活保障创造条件。 新京报：这一届领导集体强调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是依法治国，儒学在其中能发挥作用吗？ 杜维明：儒学的礼教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并不矛盾，儒学在汉朝以来，成为政治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大经大法。这种法和英美的习惯法比较接近。儒家强调道德观念，社会秩序稳定，只靠法是不行，道德教化是根本，是保证祥和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你对儒学发展和儒生有何期待？ 杜维明：儒学价值中的仁爱和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为超越后世俗人文主义，包括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提供思想源泉，最终创造一条路，一元神信仰者，无神论者都能接受道路——精神人文主义。 我希望儒学朝着开放、多元、自省的健康方向发展。 对于儒生，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怎样才能成为有良知、理性、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儒生应该参与公共事务，重视文化，尊重宗教，关爱地球，走知行合一的道路，将知往深层次拓展，将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宋立林他们在民间推广儒学，无私奉献，很令我感动。你们的投入是非常有价值的。——杜维明 [:]

[:zh]  编者按：一提起杜维明的名字，很多人习惯性地给他贴上“新儒家”的标签。对此，杜维明本人却并不认同，在访谈中他不断提醒说：“我不是新儒家代表，我提的是儒学的第三期，也就是作为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 　　杜维明先生已过了古稀之年，常年身体力行，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转化。在他看来，人类进入21世纪，物质财富已获得极大满足，同时精神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他倡导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理念，呼吁在西方普世价值和儒家的核心价值之间进行沟通与对话，期待儒学在21世纪为人类安身立命发挥积极重大的作用。 　　不过，他并不回避儒学在当下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他希望更多“心术正”、“有权势”、“有力量”的人投入到儒学的复兴工作中，大力开发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   9月9日杜维明先生在他的北大寓所接受了搜狐文化的专访 　　“精神性问题在21世纪非常突出” 搜狐文化：您最近出版了新的学术著作《21世纪的儒学》，提出了“精神性人文主义”的概念，能谈一谈它的指向吗？ 杜维明：其实这只是一个提法，根据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探索，希望通过文明的对话，使得不同文明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甚至互相合作。因为中国的老传统中，讲和谐，讲融会贯通，所以儒释道三教之间，有丰富的互相交流和对话历史。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它没有很强烈的排斥性，而是比较开放，注重多元的。因为这个原因，21世纪的儒学，以及21世纪的儒家在人类文明对话中，可以起积极的作用。 　　另外，21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艾森斯达和我都曾提出“多元现代性”。现代化的发展一定跟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可能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和中国传统有密切关系，如果中国现代化将来能够开拓出来的中国文化形式，应该是属于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最低的要求可能是在文明对话中找到大家都能够分享的价值。我想，越来越明显的就是关爱地球，地球是我们人类能否存活最重要的因素。空气污染、水源土壤乃至食品安全，这些都涉及我们和地球的关系，我们和传统的关系，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这里面也牵扯到儒家传统好几个侧面：一个是人的自我问题，“自我”包括人的身心，人和他人、人和社会，包括家庭，一直到世界，再有就是人类和自然，人心和天道。 　　在21世纪，物质发展非常突出，但是对精神需求的饥渴也非常明显，精神性的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把儒学只理解成一种世俗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它的社会性，而没有理解到它是一个更高明的，比如“天人合一”的观念、“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核心价值，那儒学就会显得比较狭隘，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会减杀。 　　儒家的多样性中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她有非常强烈的不离开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转化世界的思想。希望在世俗世界里面能够改进人的基本生活，儒家讲生命的哲学，是一种关于做人的学问，如何能够成仁。这种内心的学问一方面接受了现实，同时不是认同这个现实，它有一种批判的精神，也希望能够转化甚至彻底扬弃现实的情况。 　　搜狐文化：谈到文化的多样性，想起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大“燕京学堂”提出了“中国学”的说法，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维明：燕京学堂在北大的发展，我事先完全没有介入，也没有参与协商讨论；而在大家都开始讨论的时候，我又正好在美国。燕京学堂作为北大正在发展的一个研究计划或教学计划，我因为不了解情况，自然没有发言权。当然，我很关注这个事情。 　　这里面提出中国学、国学和汉学，现在可以算都是很热门的，但也会引起很多争议。另外，或许我也可以谈一下“燕京”这个名字，“燕京”当然和燕京大学有关系…… 　　搜狐文化：您曾经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 杜维明：1996年到2008年我做燕京学社社长，燕京学社在1928年成立，在发展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当时最主要的项目，就是在燕京大学编纂了中国经典的“引得”（INDEX）系列，视野非常长远，作为扎实的学术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燕京学社也支持了成百上千位——不仅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在新加坡、在日本、韩国、越南乃至世界各地——从事中国研究的汉学家，比如费正清就拿过燕京学社的资助。这个历史很值得追忆。现在就在北大的高等人文研究院里面，还有一个燕京中心，和北京的燕大校友会合作，研究和整理有关燕京大学的校史资料。我们想把燕京的“博雅”传统——这种人文学、全人发展的理念、观点和传统融入北大精神之中，这是我们非常愿意讨论的问题。 　　“中国学”，在美国也很盛行，就是研究中国，Chinese Studies。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有一个方面，我们叫区域研究。一般说来，研究分两种方向，一种是专业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研究。另一种是地域的研究，有东亚研究、南亚研究，东欧研究、非洲研究。“中国学”，一方面是地域名词，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学科名词。 　　“汉学”，Sinology，是以传统中国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中国文化内部非常细致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考古的、文献的，对某一个时代，人物，或问题进行研究的学问，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器物来了解中国，在传统学术分类，即是考据学。这个影响到后来。比如胡适他们的“整理国故”运动，就跟考据学和法国的汉学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大陆近年掀起“国学热”，此前就有“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说法，大家开始重新回顾传统。这个背后，我相信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知识界，乃至全国上下，都认为重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有的一份责任和兴趣。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五四“打倒孔家店”一直到文革彻底“破四旧”，整个儒家都被视为“封建糟粕”，被认为必须加以抛弃。国学的兴起，是对这个几十年来潮流做出的一种回应。做出回应以后，有各种不同的方向，一方面讲起来是多元多样；另一方面，极高明扎实的工作和极肤浅无聊的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工作，同时都出现了。因为以前她不是热门的，有兴趣的人也很少，所以能维持一定的学术规范和标准。现在开放了，有兴趣的人变多了，用古代人的话说就是成了“利禄之途”，既有利益又有地位。 　　“儒家基本上是肯定权力与财富的” 搜狐文化：2013年9月教育部建议把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国的教师节，这个事情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的？ 杜维明：我是很早就有这个创意，希望把9月28日作为“尊师日”。这个源头是这样的，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的时候，有一些专家就说现在教育在世界上不受重视，特别是小中学的教育，美国也一样。教师的地位问题很重要，应该有一个教师节，中国有教师节，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没有教师节。实际上在“文化中国”的很多地区，包括台湾地区、香港、新加坡、海外华人社会——比如说三藩市——都是以9月28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所以我建议说，如果世界上有些地方还没有教师节，那么就定9月28日为教师节。回到大陆后，发现9月10号是教师节，事实上是为了开学方便，选了一个时间。教师节要不要变，这个不是太重要。但是呢，能够在9月28日那一天，大家对那些在心智、道德、价值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力和塑造力的人表示尊重，这个很重要。 搜狐文化：这件事后来被媒体报道，引起一定的争议，您有没有想到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杜维明：这个很容易了解，因为媒体有它自己的运作机制，有一些问题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值得反省的是，虽然几十年来这个传统受了那么大的批判、讨论，但现在不管你属于哪一种思潮，自由主义也罢，新左派也罢，或者保守也罢，关注如何开发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这个问题，大家几乎没有争议，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统了解不够。 　　还有一点也没有争议——我们都知道我们糟糕的地方是什么，但是我们即使有那么多的缺陷，有那么多的问题，一个民族还是维持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家都有一种期待，希望这个民族不是用经济政治的力量走向世界，而是后面有一股比较强大的文化力量走入世界。 　　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中国要发展文化，首先不能从策略、从宣传去做，要好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怎么样来开发这些资源，怎么样建立比较坚实的价值基础。现在很明显，我们的社会虽然经济整个变好了，七亿人脱贫了，跟以前比，我们国家在物质方面欣欣向荣，但是代价很大。不仅是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生活品质下降……以前的生活比较单纯，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基本信赖，现在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了。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靠法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法律这方面有很大的缺失，法律自然跟诚信有密切的关系。调查发现，我们的诚信度远远没办法和日本、美国、德国相比，在很多地方我们的诚信度比非洲、中东这些国家还要低，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忧虑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发挥物质基础以外精神文明的作用。如何能够把传统文化基因里面一些优秀、重要的价值开发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事业。 　　搜狐文化：在开发传统文化的方面，很多人也付诸实践。比如很多企业家发展书院，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祭孔活动，也有推广“少儿读经”。我看您在新书《21世纪的儒学》的导论中提到“最近十年大陆儒学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气象”，从书院、祭孔等活动来看，儒学确实发展得很恢弘、很蓬勃。但与此同时，媒体对儒学的报道立场、以及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些与儒家相关新闻的评论，有时候又是持批判立场的。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儒学真的迎来黄金发展期了吗？ 杜维明：可以这样说，一个发展了两三千年的中国传统，它一定是错综复杂的。要看它的阶段性，我提“儒学第三期”的意思就是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也就是1840年以来，如果照五四时代对于儒学的批评，这个传统应该是完全被扬弃了，根本就没有存活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采取非常极端的策略，以儒学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来形成强烈的对比，希望大家向西方学习。我们的惰性太大了，一讲到儒学就是封建的，是小农经济的，是落伍的，是歧视妇女的，是不讲理性的，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讲得更露骨是蓄妾的，是抽鸦片烟的，是裹小脚的。一讲到西方就是德先生、赛先生、自由、人权、民主。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即便最没有知识的人也知道，非要把它扬弃掉。我们不能说儒家的代表人物是阿Q、是祥林嫂、是《儒林外史》里面这批人。另外，儒学是怎么从孔子、孟子、荀子乃至以后像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发展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在这方面现代儒学呈现出多样性，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很多西学研究者对儒学重新阐述，比如有人研究从海德格尔到孔夫子，有人研究现象学的，现在开始对儒家的精神现象学和儒家的心性之学特别关注。 　　书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成立了一个“全国书院联盟”。大概有四千家书院出现，这中间多数都是像私塾一样，但也有规模非常严整、影响很大的新型教研机构，这个我们要分开来看。你刚刚提到了，有些书院是由企业家创办，比如有很多叫做“社区书院”，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商建设了一个社区以后，在社区建一个有品位的书院。河南郑州、山东、福建厦门都有，有些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书院。当然也有鱼目混珠的，很多利用国学发展出过时而且有害的观念，没有经过批判的认识就随便让它来发扬，所以造成了人们极大的反感。这个现象我也了解到。再来，一个文化要发展得真正有影响力，不能在书斋和象牙塔，一定要遍布几个领域。一是政府，政府的介入一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推动力，另外一方面也会引起一定的怀疑。二是企业，我曾经参加过山东地区儒商和台商企业家对话，有些企业家认为儒学的发展将来要靠企业家，政府有意识形态的牵扯，学术界又资源不够，他们企业家有人有资源也有意愿。现在各种不同的国学班很多，都是企业家甚至企业高层领导利用周末来念经书，来学习中国文化。这在美国来看就非常奇特，不过也有例外，美国有个高端的企业家联盟，艾斯本人文中心，利用暑假对最精英的企业家来进行培训，培训专门讨论希腊的哲学，讨论美国的精神。中国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认为是健康的。企业家能够投资来办书院，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公益的，第二是学术的，第三是开放的。 　　搜狐文化：儒学的复兴必须依靠行政和资本的力量吗？ 杜维明：儒家对于权力、对于财富基本上是肯定的。一个人如果能够聚集很多的财，有很高的权，在儒家看来这是好事，问题是怎么样运用它。在一些精神文明中，财富本身就是罪恶的，比如佛教，基督教也有这样的，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通过一个针孔还要难，穷困本身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儒家不是这样，为什么孔子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跟当地有影响力、有权势的人交谈，对他们说教？因为儒家基本上认为有钱和有权的人，假如本身的心术很正，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一般人的力量不够大，但他们的力量会很大。 　　自由主义者往往认为权力是会腐化的，“最绝对的权力是最绝对的腐败”，我们怎么认识这种现象？我们开过“儒商会议”，在讨论财富问题时候，认为财富本身可以创造很多条件。世界上重要的图书馆、重要的音乐厅、重要的博物馆、乃至教堂，这些都是靠很多的资源建立起来。财富和权势用在正当的方面，在改变社会风气的过程当中确实可以起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 　　搜狐文化：如果离开这个权和势，儒家怎么去推行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儒家和权势结合起来的时候，怎样和我们当下要走上一条民主法制的道路相融合？ 杜维明：这是大问题。从儒家的发展看，孔子是没有权、没有钱的人，就靠他的道德理念、人生观、本体论、宇宙观。孟子更明显，相信人本身是有一种同情的恻隐之情，能够让这个情像水一样流下来，惠及其他人，而这个恻隐是每一个人内在所具有的资源，不是从外面弄来的。但是你如果不让它流，它就干掉了，一定要让它向外流。所以你一定要突破自私自利，儒家叫做推己及人。我们非常痛恨损人损己或者损人利己的人，必须绳之以法。有些利己不损人的，赚钱但是不贪污腐化的，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最好是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个是儒家要分别的。因为向外推要有一个过程，确实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念。所以儒家能够存活发展，不靠钱、权，是靠它的道德理想和生活实践。事实上，从孔子、荀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每一位都是这样，他们所提的价值有益于社会的安定繁荣，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希腊哲学的德性伦理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才会发挥历久不衰的影响力。 　　中国儒学自汉朝建立五经博士，儒家和权力有关系了，但是司马迁就讲得非常清楚，董仲舒就是大儒，他没有像公孙弘“曲学阿世”。把学问扭曲了来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这对儒家是一种摧残。类似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多，因为进入社会以后就会遭到腐化的可能。 　　在五四时代，梁漱溟、熊十力等儒家学者，孤军奋斗，他们提出儒家的重要性需要有一种精神气质。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曾说过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什么意思？五四那些强烈批判儒家的人，其实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绪，但是有些地方有很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却有“民族主义”在背后推动。五四一代虽然对儒家传统批评得那么厉害，但是对中国的命运，对中国人将来在世界上能够站起来，鲁迅、胡适这些人都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念的，这些信念来自什么地方？就是儒家讲的君子有独立人格，能够不畏强暴，靠自己堂堂正正做人转化。表面上他批评儒家，实际体现的正是儒家的那种精神。 　　搜狐文化：儒学在传统社会能够普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广方式，它是深入到了老百姓的家庭里面口传和心传，让儒学成为每个人的人生信仰，那么在现在要复兴儒学，是不是也得从青少年的儒学教育开始？ … Continue reading →

[:zh]   2014年5月19日晚7点，为庆祝亨利·基辛格博士的九十岁生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应罗斯柴尔德基金会罗斯柴尔德主席的邀请，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文明对话和多元文明的演讲。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演讲现场                             基辛格博士演讲 基辛格博士对中国有着广泛的了解与体验，他选择了一个探究中西方之间文化理解的课题，并在这个课题的深化过程中，对中西方文化理解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感谢技术交流与互动所带来的进步，我们在当前的时空之中，处于一种近乎和谐的状态。但是在文化方面，各国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依旧十分顽固，这种顽固甚至有可能强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实际上，对文化理解来说，认可彼此文化之间的不同、保证彼此都能互相尊重地坦诚对话，都是理解过程中的必需要素。”                     杜维明教授在皇家艺术学院演讲       杜维明院长在演讲中阐释了“精神性人文主义”的理念，并认为这一理念将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文化特色，成为全球精神文化的共享，甚至是人类和谐相处的最大公约数。“精神性人文主义”尊重文化差异、赞美宗教的多元性，并开放各个国家间对话。杜教授指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缺乏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就会导致错误的文化同一化假想，而这将造成文化误解乃至国家间冲突。       对杜维明院长的演讲，基辛格博士表示欣赏。200位各界精英人参与并聆听了杜院长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