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来,学界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气氛十分活跃。我们特开辟“现场”这个栏目，专门刊登各地 学者的学术演讲。我们希望这个栏目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非常荣幸能够到闻名全球的中山大学，又恰逢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不久的蜜月时刻，来和大家探讨近年来、尤其是 9·11 事件以后我特别关注的议题：全球化和文明对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和现实重要意义的课题，值得严肃对待。中山大学的校训是从《中庸》中来、由孙中山先生于 1924 年手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正是讨论全球化和文明对话应该有的心态。
今年，也就是 2001 年，是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year of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1998 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向联合国建议公元 2001 年为“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来专门探讨文明对话的议题，此小组共有 18 个成员，包括南非的纳第格德玛，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阿马蒂亚·森，前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德国神学家孔汉斯，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若利夫，华裔有徐东磊，曾是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和美国大使，中国是宋健先生，中国工程院院长，政协副主席。我们在维也纳、都柏林、卡塔尔召开会议，那是在 9 月初，离 9·11 事件有一星期左右。在 9 月 11 日到 9 月 12 日的最关键的时刻，我在北京参加由宋健先生响应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而组织的文明对话会议，会议主要邀请了驻中国的各国大使和联合国的一些代表。9·11 事件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卡塔尔的多哈讨论文明对话时，刚才提到的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的激动发言。他说现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是美国的单向主义（American Unilaterism）。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常常不通过联合国、甚至不通过北约，就独断专行；不进行协调，只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要改变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同意的关于全球温化问题的京都环保协约；因表现傲慢而被法国、瑞典等国赶出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要脱离 1972 年与前苏联的核战裁军协议；对异文化、西方以外的文化既无了解也无了解的意愿，既无知又傲慢——从世界和平文明的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9·11 暴力事件发生后，我正好在北京。我到北大附近的网吧看网页，发现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幸灾乐祸的情绪。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不一定受到很大尊重，反而激起了很多仇视，这是值得美籍华人深思的。另外我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服务过，如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同时又是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更要做深刻反思。面向未来，如果要发展人类的和平文化，必须处理好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这也是我考虑这一问题的基本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