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对于行色匆匆的杜维明，意义深远。
这个最忙碌的儒家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在文明冲突无法避免的今天，文明的对话更加弥足珍贵，他坚信儒家文化能否在国际社群中通过对话来争取影响力是儒家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
在一个后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一名儒学思想家更多意味着对潮流的抗拒与矫正。长期以来，杜维明在国际上几乎是以一种孤独的姿态作为儒家文明重要代言人的。早在中学时候杜维明已经对儒学有兴趣，便考到东海大学师从正值壮年的徐复观和牟宗三，当时只有四十来岁的先生们如今早已被奉为大儒。
大学毕业后的杜维明拿到“哈佛-燕京奖学金”，当时远赴哈佛的他甚至抱着几许传道的信念，而哈佛学者对于东亚的兴趣与学养让杜维明印象深刻，同时与内地的文化疏离又让他觉得黯然神伤，“当时只能通过某些渠道来零星了解，我甚至觉得一生也不能深入了解内地的状况了”。但从1978年开始，杜维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内地了，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儒家回乡之旅。1981年，杜维明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