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30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一)

导读:本期推送摘选自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如何面对当代的危机与挑战,不仅是儒学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所有“人”学的聚焦点。孔孟儒学揭示出人既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也是共同创造者。如何以儒学纠正西方本质主义的误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扩充”四端“,建构心灵秩序与伦理,本文对此给出了提示。

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一)
何为人:儒家视域下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儒家的思路,这与西方文化是很不同的。西方哲学走的是“归约主义”的路子,“定义”是找出本质特色是什么,这样才能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一种简单的现象学的描述,或人的日常生活的感受都不是哲学,而要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后来马克思提出人是可以利用工具的动物,现在更重视人是能够用象征符号,或者说能运用语言的动物。但儒家不是这样的,不是定义型的。现在反对本质主义,一谈到本质主义就等于运思的基本方法受到质疑,但是我还是主张要考虑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就是“人是怎么样”。但不走“归约主义”,而是全面地了解各种不同的面向,都是人之可以成人的条件,这样就不是“定义型”,就好比射箭以直接中的为目标。一般的印象是中国的思想有综合性、模糊性,“黑箱作业”,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主流不走归约主义的路线,但我认为是一个主动自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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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5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儒家的普世价值

导读:杜维明先生在这次演讲中,探讨了儒家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特殊的文化传统,如何走向世界,而不淡化其精神价值。儒学创立之初,便以士的精神挺立诸子学林,而后逐渐成为东亚知识人共享的宇宙论与人生观传统。儒家思想在今天依然有其一阳来复的生机,以”精神人文主义“为枢纽,发挥儒学的普世价值,可以为人类的生活世界注入新的精神力量。

儒家的普世价值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的主题演讲
2017年8月13日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杜维明

各位学术先进,诸位同仁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有关儒家普世价值的观点是探讨一个特殊的文化传统,如何走向世界,而不淡化其精神价值。张世英先生刚刚所提出来的,在超越西方主客对立中重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对我很有启发。

儒家传统是深含地方色彩而又不断地走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它源于曲阜,历经数代人的努力,成为中原的主要思想学派,深刻而全面地影响政治,经济,家庭与社会,为中国建立了礼仪制度,培养了知识精英。它还影响世风民俗,监督执政者的行为,在延续中华民族历史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也是至今中国人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一群本来既没有政治权势,也没有经济资本的书生,主要通过教育,从理念的实践培养自我,转化世界,在“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开辟出崭新的体现人文价值的天地。这一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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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4日,商业伦理工作坊——“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新商业文明”

2018年4月14日上午九点,由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办,长江商学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信義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新商业文明”商业伦理工作坊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4号楼203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先生首先致辞,热烈欢迎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这是在2015、2016、2017年连续举办多届商业伦理工作坊之后,儒与商在博雅塔下进行的又一次递进升级的思想盛宴。

第一场的讨论以“精神人文主义与新商业文明”为主题展开,由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EMBA13期校友王建宝博士主持。

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中心(CCT)副主任宁洲明(Niedenfuehr)教授首先为与会嘉宾分享了他近期的研究项目——“儒商企业的管理创新“案例的初步成果。他通过回顾儒商的历史尤其是“士农工商”四民关系的演变和儒商互动历程、当代儒商理论的发展以及当代儒商的内涵诠释,进而解析儒商研究的方法和初步发现。他以浙江和江苏的两家典型儒商企业为例详细展示了儒家文化管理创新模式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短期和长期绩效的影响,颇有开创性的启发意义。深圳吉之礼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春雨从个人的亲身经历探讨”幸福企业与幸福人生“的主题。他强调为商者应该关注生命教育,重视道德伦理、生命意义和幸福追求,倡导以文化为媒让商业回归到人与人互助的本质。南昌同创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宏从”义利本身的统一性“、”企业要以价值为中心“、”中国企业以传统文化作为企业根基的必要性“、”正心诚意对于修齐治平的基础性作用“、”企业文化实施要大道至简“等五个方面介绍了个人的商业伦理洞见,并分享了两个实践经验。他认为企业应该以价值为中心,无论做什么,都考虑到企业是通过服务还是通过生产来提供给大家有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发展得越快越好,挣的钱越多越好,不会产生义与利的矛盾。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博士以精神人文主义的视角探析”儒家公益伦理“。他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义、公益与慈善的关系、取与有道、亲亲而仁民、公益与资源、行公益与个人修身、推恩与受恩——公益主体之间的互动等多个维度详细阐释了该主题,开启了精神人文主义在儒家公益伦理论域的创造性应用。

第二场的讨论以“世界公民与商业伦理”为主题展开,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刘高升主持。

他在简要介绍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东西方皆有的世界公民思想传统之后,引出本场讨论四位嘉宾的具体议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刘金才以“阳明学与日本的商业道德建构”尤其是日本“商人道”的内涵为视角探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元化问题。他指出王阳明心学的“亲民性”和“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思想对于日本的梅岩心学和当代商业伦理研判的指导性作用;商企伦理应重视主人公意识和道德主体意识;同时他强调日本的梅岩心学以“利乃义”、”营利为善”、“正直营利”为理念的商业伦理思想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日本学者细沼蔼芳副教授接着围绕“儒学文化与日本商业伦理”和“日本江户时期商业精神的形成”做主题分享。她首先谈到日本的长寿企业众多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在江户时期形成的商人道精神和伦理有关。而后她回顾了儒家文化传入日本的历程、江户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町人社会、町人阶层的形成历史。她强调出身商人阶层、浸润町人阶层文化的石田梅岩的商人之道和经济合理主义思想对于日本商业伦理的重要影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专家邢丽菊教授从韩国儒教的文化传统和家庭主义两个方面分享了她的研究。她指出“儒教”中的思想观念在历史上对朝鲜王朝影响巨大,尤其在1392-1910年的五百多年间。而几经对“儒教”的反思,韩国社会对儒家的商业伦理、生态伦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重塑。此外,邢教授还分享了韩国社会的家族主义文化,并讲解了韩国家族企业的儒家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北京大学郗希博士以“良知梯度与世界公民企业家的亲仁层次”为题,审视了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的梯度和伦理应用问题。他首先分析了当下的学界与商界的“良知热”的问题,然后指出正确认识“良知”离不开对良知的哲学定位与层次的厘清。继而在“一体之仁与自然的家国文化亲厚次序”、“世界公民是‘兼爱’ 还是‘亲仁’”的辨析”、“跨国公司企业家的良知梯度伦理”三方面具体阐释主题,其对良知梯度的深度思辨和伦理应用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共鸣。

第三场的讨论以“新技术、新商业、新时代”为主题展开。中央党校督学组督学乔清举教授主持讨论。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蔡恒进分享了当下的技术热点“区块链”的伦理价值。他指出,区块链技术数据有不可篡改的特性,这样一个追溯的过程,是对人性的一种对冲,因而有可能对我们的伦理价值产生影响。在未来,区块链本身可能进化成一个智能体,综合了人的智能、能力道德和机器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他反思了“未来机器与人如何相处?”、“人是否能被物理还原?”和“机器能否获得超过人的这种特殊性和超越性?”等命题,并指出人和机器共同进化的发展趋势。长江商学院EMBA 14期校友、独立学者杨宪萍从信息社会即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和马克思主义资本观的视角思考人类正在形成的治理秩序问题。西方近500年以来产生的以资本为核心的以法治为外在强制性规范的治理机制必然会被东方产生的以人为核心的以共同认可的礼治为规范的治理机制所代替。信息时代的以区块链为特征的新技术使得在农耕时代通过血缘关系、地域同乡关系等为信用基础的礼治秩序重新成为可能。他认为儒家传统中的礼治会经历一个“复古更化”的过程,在未来经过文明融合而产生的唯一的新的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传统会占到相当大的比重,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接下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吴庆前博士的分享主题是《整合式创新:中华传统整体思维在创新管理中的应用》。他从管理学发展的两个基本趋即“从重视组织运营到越来越重视组织创新”和“管理的人本化、伦理化”谈起,通过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和对比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的创新范式,指出中国特色的“整合式创新”范式的特点以及对于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水涣博士分享了他对于晚明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的著作《齐家西学》的研究。他着重辨析了《齐家西学》的教育主旨、伦理原则和晚明手工业商业繁荣对旧伦理原则的冲击,以通古今、中西之辨,阐释中欧商业伦理“对面交臂、各奔东西”后的发展及启示。

在第三场的主题分享之后,与会嘉宾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热烈讨论。

杜维明先生在讨论中启发与会嘉宾思考在新的互联网和高科技时代,“儒家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改造,才可以再持续发展”的命题。他从孔汉思先生的“最薄的伦理”的探索的经验教训出发,指出儒学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能不能在和非儒学的很多传统进行对话的过程之中,建立起以儒家自身的以仁为本的根源意识为支撑的普世伦理,而不是抽象的“最薄的伦理”。在此基础上,杜先生分享了“精神人文主义”和2018年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的提出背景和哲学意涵。最后,杜先生为会议做了总结,指出:儒学现在需要一种超越启蒙反思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尤其是从儒学自身内部发展出这样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以灵根再植的志量,应对目前和未来的困境和挑战;我们要谦虚,因为人类需要共同发展,中国发展的道路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因为从未来来看,指向了一个人类共同可以接受的方向的道路才是一个中国的道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来自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张师嘉小姐出色地完成了会议过程中的中、英、日三种语言的部分交传翻译工作。

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Anja Bihler女士、德国KSG(习理德) 基金会项目专员乔纳森• 凯尔博士(Keir)、图宾根大学伊莉莎·琼斯博士(Jones)、中国社科院邰谧侠博士(Tadd)等学者和企业界嘉宾也参与了讨论。

攥稿:刘高升(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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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4日,纪录片《中国通史》第10集《周公摄政》之杜维明篇

杜维明: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仁。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被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祀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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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3日,杜维明:儒学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9月20日上午,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在曲阜辟雍广场开幕。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个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600多位专家学者及嘉宾,围绕“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展开交流。《儒风大家》现场参与报道。杜维明先生在开幕式致辞如下: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仁们,朋友们: 

  我感觉到非常荣幸能够在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开幕式发表一点感想。儒学现在根据对学术界的了解进入了第三期的发展,而这个第三期的发展经过了三代思想家的努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大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五四时期的哲学家面对西方启蒙心态的冲击,试图重建儒家传统的理论体系,吸收了一些西方的思想,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转化为现代精神的体现。 

  在过去几十年来,北美和台港所谓的新儒家在巨大变革的文化氛围中洞察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深思人文精神的前景,为儒学开辟了哲学的领域。他们回顾人类精神文明的大传统,探索世界各大传统包括西方传统一些哲人的思考方式,表现出深具忧患意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那段时间儒学受到了很多冲击。 

  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大陆儒学展现了新的气象。不论从身心性命、从经世致用、从训诂考证或者整理国故,刚刚山东大学都是很好的例子,都有欣欣向荣的趋势。值得称道的是不少原来专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决定奉献毕生之力,致力于儒学的教研事业。他们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比如关于身体的问题、心灵的问题、伦理的问题、美学的问题、政治制度或者一般所谓生活实践,都为儒学开辟了新的话语。所以从五四的哲人,通过北美和台港新儒家和现在中国大陆的儒者,一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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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6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多向度的“仁”:现代儒商的文化认同

导读:“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杜维明先生在本文中指出,儒家的道德要求绝非一味轻视经济活动的价值,而是强调财富积累要与内在价值相配套,企业家“为富以仁”、担负起社会责任,就是对“仁”的践履。“仁”作为通德,在政治、商业、宗教对话等领域都能发挥其价值。

多向度的:现代儒商的文化认同

在现代,我们讲儒商和企业家的文化认同的意义何在?我的说法非常简单,但如果要进行论证或实践,有一定的困难度。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这个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富强以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它如果要转型——我们认为必须转型——儒家的基本价值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是儒学在现代必须提出思考的问题。另外,企业家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特别在文化中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澳门,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东亚文明,应该在转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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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1日,“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为主题的“致敬玄奘——2017大公国学年度盛典”,杜维明获玄奘奖感言

2018年1月31日
“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为主题的“致敬玄奘——2017大公国学年度盛典”
杜维明获玄奘奖感言

玄奘所代表的精神,也就说面向未来,中华民族要能够壮大,除了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还要对生态,精神世界做更深入的理解。能够向印度学习,能够把玄奘带来的为了一种最高的精神需求,不计一切,经过千辛万苦,能够把佛教的精益带来而进行大部分的翻译,使得自己的学说能够站在一个世界文明的高度,发展它的价值。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不可或缺的一种人类文明交流的前景。所以我们向大师致敬,也是我们为自己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土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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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儒家如何塑造现代企业精神

本期【儒家与商业伦理】推送2005年杜维明先生在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上的讲话,该届论坛在山东潍坊召开,主题为“儒家文化与世界级企业”。对于儒商精神,杜先生不是从历史学或经济史的角度来谈,因而不是韦伯问题的简单比附,他强调儒家思想资源对现代商业社会的启示作用,是要挖掘儒家本有的源头活水。这次发言也是八十年代讨论亚洲四小龙崛起、东亚工业化问题的延续,为以后儒商论域的开启着了先鞭,乃企业儒学、商业儒学研究之孤明先发。儒商研究是杜先生践履文明对话学术理想的一部分,是构建对话文明的具体落实。

新浪财经登载了这篇演讲词,原题为《杜维明:儒家思想是中国与东亚文明的代表》,小编对文中错漏之处进行了修订。

杜维明:儒家如何塑造现代企业精神?

我感到很容幸能够在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世界风筝之都——潍坊,来参加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能够参加儒家文化和世界级企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论坛,又能够面临全球性的前瞻的议题,我提出的一些浅见主要是向各位请教,诸位都是中国文化和各地企业界的成功者,可以为后人提供非常多的成功的经验。

在美国的企业界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你们各位企业家都是极为成功的,再往前看不仅使你的生命更成功,而且使你的生命更有价值,如果在你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能够发挥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文化中国”的重现应该可以作出更积极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长河当中,有很多文明是有古无今,比如说埃及、巴比伦,数千年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只有在纽约博物馆或者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也有很多的文明是有今无古,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的大概只有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历史又特别长,文化传统的观念非常强。从新石器时代以后,到周、又到隋唐、宋等等又一直到今,不管从语言、文学、从制度的建立、文化的兴衰乃至文化的趋向,因袭和传承的痕迹非常非常明显,儒家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中国,还有越南、韩国、日本。有的学者说儒家实际上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都发展到日本、韩国、越南,他们基本的文明观都受到中国儒家的影响。《大学》里面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都是东亚国家所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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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日,杨儒宾:朱子是否别子为宗?

2017年12月8日晚7时,著名学者、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座教授杨儒宾先生应邀在北大高研院举行学术讲座,讲座主题为“朱子是否别子为宗”。

讲座伊始,主持人杜维明先生介绍了杨儒宾教授的主要学术经历,对其著作《儒家身体观》、《1949礼赞》等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予以高度赞赏。对于本场讲座的主题,杜先生指出,杨儒宾教授的研究从朱子的工夫论、本体论、知识论入手,重新建构起一种对朱子学的理解,非常有说服力。

一、牟宗三对朱子的肯定与批判

杨儒宾教授首先从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判教谈起。牟先生自从在《心体与性体》中提出朱子是“别子为宗”之后,在海内外学界产生极大的反响。过去的常识是将朱子视作理学正宗,牟先生对朱子的判教意味着朱子并不能代表儒家的传统,不仅不能代表,还是背离了儒家传统的歧出。读者即使不赞成牟先生的结论,也很难完全反对他细致的剖判。

“朱子是否别子为宗”这个论题在杨教授心中已经酝酿很久,最近十年,他每年都带领学生重走朱子之路,这使他越发感到朱子深远的影响力。牟先生为何会对一位如此有影响力的儒者作出“歧出”的判断?杨教授指出,如果没有北宋儒者和朱子的努力,如今我们谈不上文化中国,今日的东亚或许只是另一个东南亚。理学因素对于东亚文化的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其中朱子的贡献又尤其显著。朱子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哲学的建构,他在重构家庭伦理和教育等方面也作出极大的贡献。这一点牟先生没有特别提到,不过他也不会反对朱子的这些贡献;同时牟先生也承认如果不从哲学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层面去看朱子的贡献,其影响力是无可厚非的;他也认同如果要谈中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道路,即是朱子的理气论。另一方面,虽然牟先生认为朱子的理气论体系在“向上一机”方面的理解有问题,但是他也充分肯定程朱一系思想中,人的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强烈的对照性,可以显现出天理的尊严,朱子哲学以这种方式显现出对超越性的追求。

牟先生对程朱一系的否定主要在于认为其所主张的是他律道德。“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的区分来自于康德,他律道德指人将决定自己行为的动力交付给外在的标准,朱子的“错误”在于,道德不是从良心自我判断、自我扩充而来,而是通过向外求取的“格物穷理”模式获得。在这种判断的前提之下,牟先生一一去检证朱子的思想何以是“别子为宗”。

二、具有活动义、创生义的“理”

然而,牟先生所认为朱子哲学中浮泛、不确定的语词是否应当按照牟先生的解读去理解?这些语词是否隐藏了其他的理解可能?“格物穷理”有伦理的、宗教的目的,但牟先生认为从所以然到所当然的进路是错误的,在这方面他接受休谟的观点,认为实然和应然不能通约。最终极的实体都是即存有即活动的,然而朱子的“太极”是存有而不活动的。牟先生认为这样的终极实体不能够投射到当下的现实活动之中,由此朱子学所建立的道德缺乏力量。良知流行是气,而朱子所说的“性即理”也是事实,问题在于朱子如何推论从形到形而上。牟先生的解释是这是程朱的思考方式:从“然”推到“所以然”。太极透过本心显现,所以良知的活动就是太极的实体化,因此良知/本心的内涵就不能仅仅从形而下的气去理解,而应该把它当做理气一如。据此,牟先生认为朱子的“理”是一个孤悬的、与形而下断裂的理,朱子以一种知识论导向的方式去通往“太极”,这条道路走不通。

那牟先生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按照牟先生的理解,朱子从“然”向上推出“所以然”的思考方式建立“格物穷理”的工夫论,从“然”推向“所以然”,“然”是动态的,“所以然”是静态的。而朱子明明把理当做真实的实体,朱子固然强调从“然”推向“所以然”的格物穷理向度,他同时也强调从太极往下流行、从本体层面思考,这一点从朱子对周敦颐的推重可以看出。事实上周敦颐被奉为北宋五子之首、理学的奠基者是由朱子和湖湘学派的推动而获得的,朱子推崇周子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太极图说》。朱子对《太极图说》格外重视,《近思录》第一卷第一条即是《太极图说》。朱子绝对不是仅仅把太极当做一个超越的依据,而是把它当做可以发挥作用的实体来看待的。“天理流行”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而这正是朱子的语言,在《四书章句集注》这部朱子思想成熟代表的著作中,朱子有许多描述”活动义的理“的语言,朱子确实说过只要活动就是气,就是形而下,但同时朱子也强调理的生生之意。这个问题在韩国李朝时期造成了困扰,李栗谷和李退溪的最大争议恰好就在于此。李退溪认为朱子的理是活动的,因此他有理发、理动、理道的提法,以说明理有主动的能力;而李栗谷不这么认为,不过他的理解与牟先生不同,他赋予“理”神秘主义的功能。

三、朱子心学与“豁然贯通”

牟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是无限心,而朱子只把心当做“气之灵”,由此朱子不可能建立自律的道德。确实朱子不太可能接受一种纯粹的本心概念,当学生问朱子“心即太极”还是“心为太极”,朱子回答“极难讲”。“心即太极”意味着心与理还有距离,而“心为太极”表示心与太极为一。朱子的语言中不会认为心是“乾坤万有基”,但同时朱子也不会认为心就是一个“有限心”。朱子所说的“豁然贯通”即是一种类似于佛教、阳明学所说的悟道体验,所不同的是朱子达致这种悟道体验的方式不同于佛教。朱子并不是认为“悟”不好,而是认为悟之中一定要包含经验的内容,“豁然贯通”与累积的经验之间没有断层。

朱子所说的“心具众理”如何理解?牟先生把朱子的“心即众理”看作果位,而不是本体论上的原初概念。杨教授反对这种理解,确实朱子在“格致补传”中说明了“心具众理”的果位意义,但同时朱子也强调其“初心”、本心的意涵。“心具众理”既是工夫的终点站,也是本体论的起点,心具众理之心是豁然贯通的终极境界所呈现的现量意识,但也是本体论意义的“原初之心”,这两个向度在朱子而言是同时成立的。如果仅仅把朱子的心当做气或有限心,是不够完整的。在朱子学中,性必须透过心来显现,他与心学的差别在于:心学会把形体的意识看作本体的显现原则,心就是性的具体和现实化;而在朱子学中,心既是呈现原则,也是限制原则,心既是太极的朗现,同时也必须在个体之中呈现,因此无论如何转化,仍然有个体的几微的差异性,这种差别性是气质之性造成的。朱子将无限心放在气质之性的基质中予以解释,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很难反驳的。

朱子的说法有没有合理性?如果没有心与太极的差异性,那么人要如何从万物一体、天地与我为一的悟道境界中回归现实的凡俗世界?因此朱子的心既是朗现原则,也是限制原则,这一点应当高度重视。埃克哈特认为,无论人如何与上帝合而为一,上帝与人之间仍然保留“一小点”(one little point)的举例,这距离使得彻底的同一不可能,也使得有限的人在无限的体验里仍可找到回归此一世界的途径。放在基督教神学的系统下考虑,这样的“一小点”是本体论断裂的差距,它是绝对无法逾越的一点。朱子的思想与之有相似性。朱子刻意保留太极与人的几微的分别性,他对于“心”的说法可以代表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解类型。

四、朱子的“逆觉”之路

王阳明即有对朱子是“他律道德”的批评,认为朱子求理于外。但是检讨朱子的生平,可以看到朱子最反感别人误解自己求理于外。这正是程朱学与陆王学的根本差异所在。朱子并不认为格物穷理是求理于外,人生活在世界上,与万物本来就具有某种关系,“心具众理”是本心应该有的状态。同时朱子认为人要了解自己,不能仅仅在自己的意识之中寻求,一定要透过对外物的“格物穷理”过程了解外物之理,进而反观以了解自我,这个投射往返的过程不可省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思路与此几乎一致,杨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思想形态的共法。朱子与黑格尔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将这种往复过程视作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赋予工夫论的实践向度。因此朱子的“格物穷理”说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知识论,在朱子学的思想体系下,道德活动与对外在事物的理解、实践的活动是一体关联的。这种思考方式在今天还非常有意义。

牟先生批评朱子是“顺取”的进路,而儒家的真宗是“逆觉体证”的道路,杨教授对此提出了反驳。按照牟先生自己的定义,逆觉是心学一系的对本体的直接体证,然而如果将“逆觉”视作逆着感官知觉向内收敛、使心神收敛一处不走作,最终触及自我的本来性,这应当被视为工夫论的共法。从这个角度看朱子的为学工夫论,在格物穷理之后能够豁然贯通的重要发动机制即在于“主敬”,主敬就是一种动态的静坐工夫,同样要求心灵意识高度凝练、最终发生逆转。并且“主敬”相对于“格物穷理”是更根本的工夫,由敬见道、以悟证道同样在朱子的工夫论系统中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子的工夫论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逆觉”。

“本体”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主要也是由朱子提出的。杨教授认为朱子的“心”是“另类的无限心”,通过渐教的过程可以悟道,而悟道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主敬,“格物穷理”是辅佐。应该相信,朱子对于穷理过程中“捱来捱去,撞来撞去,将来自有撞着处”的描述是有自己的亲身体验的,身体的理性有自身突破的功能。朱子对“贯通”的理解,强调一与多、理与事的融合。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有一个独特的解释:知其性才能尽其心。这与他“性即理”的主张是相契合的,确实代表了一种“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类型,朱子基于对终极实体的认识而建构了这样的进路,同样有其意义。

提问总结环节

在提问环节,杜维明先生首先提问:朱子对“尽心知性知天”的解释与“心统性情”的原则是有一致性的, 然而在“心统性情”中,性由心统摄,意味着心是先决的条件。朱熹从认识论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把心学排斥的内容带入,很多人认为朱子的道路在很多方面接近荀子,怎么看待?孟子提出先立乎其大者,陆王皆循此进路,孟学本身的缺陷是否可以由朱子的选择中看出?

对此杨儒宾先生的回应是,如果要站在朱子的立场来看,陆王是别子为宗。然而不能如此武断地判断,因为陆王学的简易直截也在东亚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从朱子的视角来看,立乎其大、承体起用的进路难免产生“作用是性”的弊端。一个现实的例子是,张君劢、郭沫若等人都看到日本阳明学对于明治维新起到重要的作用,肯认阳明学的殊胜处。但同时我们可以从三岛由纪夫自杀等事件中看到,道德意志一方面给予人强烈的动力,但另一方面,道德的冲动也会带来弊端。公共生活需要理性的控驭和检证的标准,当涉及这些问题时,仅仅以本心良知作为依据可能会出问题。朱子对此有切身之痛,他之所以选择了不同于孟学、陆学的进路,有他自己的考量。

杜先生进一步提问了讲座中提到的埃克哈特关于one little point的观点,杜先生曾经听取一位印度的学者与基督教神学家辩论union与unity的问题。在印度的理解中,真我就像一滴水,当它滴入大海之后,就完全与大海融合为一。而基督教神学家强调union,人与上帝必然有无法合一的“几希”。杨教授对朱子太极说的理解更接近于union的观念,这是否是一种自觉选择?

杨儒宾老师回应称,陆王、湖湘之学确实更像是unity的理解进路,朱子反对这种unity的理解方式,朱子强调以此“几希”保存了对性天的敬畏。刘蕺山介于朱子和阳明之间,他同样警惕性与天道之间的差别。

现场观众提出很多见地深刻的问题,比如朱子认为即使做到豁然贯通的境地,也与太极有一线之别,朱子保留这一线差别的理据何在?与他建立人伦秩序的构想之间是否有联系?如果确证豁然贯通是悟的境地,与荒木渐悟以渐教的方式豁然贯通是否有差别?做到悟的豁然贯通之后,格物的“物”的世界还存在吗?

杨老师一一作出回应。朱子一直强调格物穷理,由穷理以达成的贯通有其意义。另一方面,豁然贯通强调融通,朱子认为佛教的豁然没有“贯通”的一多相融的层次,朱子的豁然贯通可以在冥契主义找到相似的表达。朱子要保留这一线之别,是为了保留性天的绝对真实存在与敬畏感,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宗教祭祀是一个重要向度,他对于天的意志没有明说,但他保留了超越的尊严,这与朱子强烈的宗教情感和信念有关,在这一点上刘蕺山与朱子是很相近的。

讲座最后,杜维明先生进行了总结。牟宗三先生将《心体与性体》的手写稿托杜先生从香港带到台湾交给正中书局付印,到了台湾的第一天,杜先生就收到牟先生的电报,他说这本书比他的生命更重要。但在那个时候,杜先生即对“别子为宗”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儒宾教授对儒家浸润极深,从朱熹开展了对理学的新的检视,从知识论的角度重审,关注李退溪对敬的言说方式,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不仅有理论的贡献,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撰稿:邱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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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学以成人与儒商精神

导读:商业与资本是推动现代性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人文社科研究无法忽视的核心议题。在文化中国的现代发展中,酝酿商业蓬勃兴起的土壤有其独特的精神特质,以儒家伦理为主的传统精神资源参与到文化中国商业伦理的构建之中。探讨儒商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我们现在要寻找一条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明对话达到文化谅解,如何与地球形成可持续的关系,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路出现,这与新的商业文明所体现的一些基本价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本公众号将发布【儒家与商业伦理】系列推送,本期以杜先生2017年11月25日在第五届“儒商论域”上的演讲作为序篇,以飨读者。

杜维明:学以成人与儒商精神 ——第五届“儒商论域”开幕致辞
Confucian Entrepreneurs

欢迎诸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领袖,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同仁、同事,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我的所谓开场白事实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抛砖引玉,也就是讨论这次会议的主题。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在文化中国广义世界中有非常多的资源,有道家、墨家、法家、有玄学,当然还有佛教的资源。可是我们如果把文化中国范围扩大,它没有办法包罗整个儒家传统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为什么呢?儒家传统必须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也就是说这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的面向,而且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一直到现在,从精英一直到草根。可是又不完全是中国能够专属的,因为在越南,韩国、日本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儒商,儒家传统,不要忘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间,虽然是同根但是有不同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经验,同时可能也体现了不同的精神价值。因为这个原因,说到儒家传统我们今天讲可以包括八个地区,除了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海外华人社会之外,再有越南、日本、韩国,这些经验构成了儒家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在这方面谈到儒家文化,我们视野必须要拓展到中国的周边,甚至面向全球,是一个同根的、差异的、多元的文化范围,主张和而不同,但是在现代儒家传统的转化过程中碰到各种不同挑战,做出不同的规定。甚至可以说在儒家文化圈中,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日本事实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重要的日本企业家,都是儒家传统和儒商的代表,这也是从整个东亚文明发展来看必须理解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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