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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9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之“如何行”

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孔子的“学”,不仅是德性伦理,还是关怀伦理。“学”不仅要“成己”,还要“成人”、“成物”。同时,儒家伦理还是一种对话的伦理。孔门以师友夹持、共同进学的形式,形成了一个求学的共同体,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儒者在日常世界之中追寻“道”,在“礼”构建的伦常生活之中参证“仁”。  下面再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行,是伦理学问题;一个是有什么希望,是关于神学或者说宗教学的问题。现在汉学的主流是把儒家所代表的德性伦理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发展出来的德性伦理来互相比较。基本的观点是:德性伦理与习惯一样,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条路线比较接近荀子,但站在孟子的立场也可以接受。 01学习与关怀 首先,要有一个学的过程。学做人的学问是永恒的、无法停止的过程,而且绝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孔子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学不厌,教不倦”。“好学”这两个字在《论语》里有特别的用法。在《论语》里只有两个人能称之为“好学”,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孔子自己。他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的自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短的“精神”自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一个学的过程。我的评断是: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德性伦理,也是一个关怀的伦理(care ethics)。阳明所讲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所希望的不是了别、认知,而是一种关怀。他所关怀的不仅是人,还包括物。如果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对人和地球的关系有一个新的了解,就是要重新考虑人和地球的关系,即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这问题现在讨论的很多。地球宪章(The Earth Charter)提出“所有生命都是相互依存的”,要“尊重和关心生命共同体”。你要把它当作活物,不要把它当作死的物质世界。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Xj9V2GbAchqF2rxr47IP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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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6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之“如何知”

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人作为思维的动物,如何思、如何知不仅主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杜先生在本文中探讨了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中的发展、应用与片面性,揭示出身、心、灵、神相统一的“体知”才是整全的“知”。进而梳理了理学传统中“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二分,到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的救正,最后提出一条融摄科学理性与道德实践之“知”的可能道路。 中国现在最强的意识形态,大概就是科学主义,但我们上面说了科学在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它本身有一个精神的转向,这个转向不是神秘主义,而是科学理性内部的新的发展,是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的一种新转向。这个新发展和新认识使得21世纪的科学或者说是20世纪下半期的科学,与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中期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实证科学有极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看。 01理性的复杂 理性有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当然还有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英文中理性是rationality ,还有一个词reasonableness,就是合理性,如果用中文讲的话不只合理还要合情,reason和凡俗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有关。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哲学有密切联系,它有两个关键阶段,一是希腊哲学,包括数学,它是理性的发展,另一个就是从培根以来的实证科学、实验科学。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带有启蒙的心态,假如不能量化,假如不能客观,假如没有透明度,假如没有普遍性,就不是科学。后来复杂体系的出现,比如模糊数学,把这个问题弄得很复杂。在物理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量子论出现,这点爱因斯坦是不能接受的,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上帝不会掷骰子。量子论讨论可能性,就是说两套不兼容的理论在解释时都有道理,是A又是B。比如光是波粒二相性,玻尔提出来以后,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也就是说,现象的出现是完全不能预期的(totally unpredictable),虽然不能预期,但还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不是乱七八糟,只是不能很明显的发现。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CTlNDYUM4fm6GHX4KlSnEA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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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9日,首届“精神人文主义”工作坊

会议合影会议现场 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首届“精神人文主义”工作坊于5月19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对“精神人文主义”论域的定位与解读、“精神”的深层意涵与开展等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何为“精神人文主义”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在2014年5月19日庆祝基辛格博士九十寿辰的演讲中正式提出“精神人文主义”论域。治学50余年来,杜维明先生始终关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在开展“文明对话”、与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对话的过程中,印度学者巴拉苏布若门尼(R.Balasubramanian)向杜先生建议应该把儒学当作一种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以区别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受此启发,杜先生以儒家仁学、尤其是思孟心学的精神价值为核心,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枢纽、“自我”为核心,将“人”展现为四个维度:自我(己)、社群(群)、自然(地)、天道(天)。自我绝不是封闭的,人作为世界的参与者、欣赏者与共同创造者,通过对社群、自然、天道的“体知”,塑造整全人性。“精神人文主义”旨在以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个人为基础,发展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价值。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认为,“精神人文主义”是杜维明新仁学、新心学思想的总结。论域充分肯定了启蒙运动的正向价值,同时对现代性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指出,第一次人文主义以反对宗教压制为核心,发展至今,流弊为工具理性对人的宰治。“精神人文主义”重新理解“人”,能够纠正工具理性的弊端。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也提出,通过全面理解“人”来理解世界文明与文化,可以看到“精神人文主义”对人类面临的危机有着深切关怀。 “精神人文主义”对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对未来具有开放性,同时也是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教授考察了从唐君毅到杜维明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创新、继承的历程。唐君毅的“心灵九境”说注重推扩心灵向上与向下两个维度,对道德、宗教、哲学都提出重建的思路。“精神人文主义”对此有所继承,并致力于重建当代的人文精神。中山大学陈立胜教授指出,唐君毅、牟宗三等学者对宗教性的理解基本上参照西方基督教,“精神人文主义”则设想了一种非宗教的精神性,扎根于存有的连续性之中,以“体知”、“亲证”的方式开显主体性。 二、自我、人伦与天道 在“精神人文主义”开展的己、群、地、天四个维度中,自我与人伦、天道的关系是学者讨论的焦点。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指出,“精神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具体性,这是一条从自我到人伦的建构进路。然而在儒教传统中,自我是在人伦中呈现的,应如何看待自我与人伦的关系?陈立胜认为自我和人伦共生共存。从工夫论层面来看,有了自我的觉醒,才可能形成人伦;就存在论层面而言,则自我是在人伦之中觉醒的。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以儒家“慎独”概念为出发点,“独体”呈现出从关系中摆脱出来的自我意识,此意识塑造了对外在的批判精神。同时,孝亲之情是以自我不容已的内在意识为基础,因此应当由“己”出发理解人伦。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则认为,自我在面对不同对象时有不同的意义,必须在关系网络之中才能凸显“己”的不同向度和价值。郑宗义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指出,康德在有限性中思考自我,在对人的超越性、理想性和无限性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对人的有限性有着深邃洞察。这种思想集中呈现在中国传统的“敬畏”观念中。人的有限与无限两面,对于构建“精神人文主义”都十分重要。 人伦之维塑造了社会性的人,也限制了自我的呈现方式,人的天道维度则彰显了自我的超越本性。如何理解自我与天道的关系?中山大学张卫红教授将王阳明对心物关系的讨论作为思想资源,指出“己”与“天”作为人的根本性维度是一体的,“己”展现心体的内核,“天”展现心体的高度,因此“精神人文主义”是即内在而超越的人文精神。郭齐勇教授也指出,儒家的终极性和宗教性在现代被消解,“精神人文主义”重新建立天人的相关性,使传统的灵性与神性得以继续发展。杜维明教授总结道,天与人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天”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并非无所不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并非人的自傲,而是具有强烈宗教意味的责任感之体现。 三、建构有“精神”的人文主义 如何理解“精神”的内涵、在学术研究和现实语境下落实“精神人文主义”,是学者共同的关切。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考察了现代汉语中的“精神”,认为“精神”指与物质相对的、由人建立的抽象价值符号。“精神”牵涉的空间非常广阔,“精神人文主义”追求的是更具有包容性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从意识与经验的角度,指出“精神”涵摄空间和时间,必须由人的意识体现。人可以通过记忆与想象突破当前的限制,从而使“精神”超越具体时空。在超越经验的限制、可以界定为“精神”层面的意识与想象方面,人们的个体意识差异非常大。因此,“精神人文主义”需要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如何通过教化与修养来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姚新中教授指出,在基督教传统中,精神与物质相对立。“精神人文主义”是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重视心灵培养,不仅关注人与外界的关系,也关注人与自身的深层关系。 “精神人文主义”论域的提出得益于印度学者的启发,“精神”或“灵性”正是印度哲学的核心思想。北京大学郑开教授通过阐论全秉薰和徐梵澄对“精神”的探讨,挖掘“精神”的深层意涵。全秉薰从内丹学出发,讨论心与身的复杂互动所展现的精神性。徐梵澄认为“精神”就是彻上彻下的知觉性,他融合中国哲学的思想推进对精神哲学的理解,开显了“精神”的广度。天津社科院李卓副研究员指出,徐梵澄主要由阿罗宾多的哲学阐发“精神”。就个人而言,“精神”主要指心灵、性灵,就宇宙而言主要指超越性。 “精神”不仅存在于印度哲学中,唐文明指出,“精神性”就是“灵性”,中国古代有很强的灵性传统。中国社科院陈霞教授以道家信仰的精神性为切入点,认为道家对“道”的信仰基于人心对世界的感悟,削弱了信仰对象的人格性。“道”把过程和变化接纳在“无”之中,从而使人的个体性与自我精神得到成全。中国社科院王正副编审提出,中国传统的工夫论是对“精神人文主义”的开显与落实。先秦没有明确的“本体”概念,但“天道”论说蕴含了“本体”义,修身既是“天道”的下贯,也是“学以成人”的无限过程。中山大学李兰芬教授从汤用彤对儒家精神的理解出发,探讨“学”何以“成人”。中山大学赖区平副研究员以经学与子学的心灵观念为关注点,考察了从封建到郡县的制度变革对不同知识范式中“心灵”理论的影响。北京大学白宗让博士从“体知”的角度探讨了修身、情感与艺术共同具有的“身体感”。 “精神人文主义”有很强的现实关怀。随着技术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深化,传统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受到技术主义的重塑。吴根友教授指出,“精神人文主义”不仅要思考后工业社会的新技术浪潮,在未来还要思考“学以成神”的问题。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从现代性与自由主义的视角,认为社会儒学能够进一步发展“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教授在总结中说道,身心灵神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能够形成既有群体性、又有自主性的共同意识。最内在的核心价值绝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而是掘井及泉的普世价值。“精神人文主义”走的是一条通向普遍的人、通向普世价值的道路。 攥稿:邱楚媛(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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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9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二)

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21世纪儒学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人”,对此杜先生提出将人作为世界的“共同参与者”,透过在日用伦常中践行“天命”体会到自身的超越本性。本期推出第二个问题:人生的意义何在?杜先生从天、人两个维度勾勒了“大化流行,与天地参”的人的维度。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良知坎陷说”的缺失和康德哲学的盲点都作出了探讨。 人生的意义:超越的天与人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也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人必须有一个超越的向度,才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我们可以不接受“没死过就不了解生”的说法,但如果不超越自我、社群、存在的世界,对人生的意义就会理解不够——当然,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种预设。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引进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儒家的“天”的问题,否则对人生意义问题就很难切入。儒家的天,在比较宗教学里看,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同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可以了解,但无所不能有很大的问题,无所不能的话,那么人间怎会有那么多残酷的现象出现?上帝不是爱世人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儒家的天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不是无所不能,这是重要的不同。 01天与人的创造性 俗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是超越的,地就是地球,这样的天地人的关系很值得注意。天不是“无所不能”,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人的出现,荀子讲“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成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静态的结构。生的观念就是创造,天是创造性的自我,当然,天也可能破坏。人所了解的天的本质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是最原初的创造力,是任何东西最初的源泉。天最突出的是“大化流行”,可以说天就是上帝、祖先,天命,甚至说天是有意志的——唐君毅先生对天有很多解释。儒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但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而是把天作为创造性自我,天的特色是创造性。这里面就牵扯到人,首先人是一个观察者,这在《易经》里讲得很清楚,《观》这一卦就是例证;另外,人也是欣赏者,如果用基督教的《创世记》的比喻,上帝创造万物之后,也许很寂寞,于是创造了人来欣赏它所创造的天地万物。但在基督教神学里这不是主流,因为上帝与人存在距离,人永远不知道上帝要干什么。作为欣赏者不是把天看成研究对象来分析它,当你从艺术的角度将之在你的生命中重新展现,这是一个对话关系,没有工具理性的含义,也没利益、实用,就把它当作它自己的伙伴,也就是马丁·布伯在I and Thou(《我与你》)中所说的“我与你”的关怀,他者是我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这种欣赏预设了人是大化流行的参与者。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Pc_4ghdrKemDCT0eCFM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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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4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导读:今天是“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也是中国青年的节日。百年前的知识精英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寻求更新传统的力量,今日之国人面对无信仰、无根柢的心灵危机,自然地又转向了传统。可以说民族性始终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而文化又是由经年累月的传统塑造而成。在本文中,杜维明先生回应了黄克剑在《“文化认同”和儒学的现代命运——评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批评,并对儒学“一阳来复”的生机作出了审慎客观而又饱含深情的探讨,时至今日,这些探讨仍有其现实意义。本文原载于《读书》1989年第6期 。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虽然是近年来在海内外知识界争议性很大的课题,但环绕着“儒学的现代命运”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进行反思却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各大流派的共同关切。其实,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为文化志业的努力在台港新马和北美各地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进行了三、四十年之久。一般的理解,“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一九八二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可是,五四以来儒学虽然经过三代学人的重建,目前所争取到的,只不过是“一阳来复”的生存权利而已,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仍旧是个大家争议不休的问题。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w0opt1ksyAN3NA_qSSCI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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