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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5日,杜维明:现代儒学核心乃是见利而思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引发文化思考,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及企业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他的思想广为学界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在中国呆的岁月远比他在美国呆的时间要多得多。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同时他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记者的采访就从亚洲经济与儒学关系开始,并由经济领域进入宗教、伦理的视野,进而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企业精神。   儒学文化是一个添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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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5日,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孟子曾说过,益友有三,直、谅、多闻是益友。那么,余秋雨很直率地表示如果搭不起第四座桥,缺乏有终极关怀的生命体悟,那么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意义就没有办法公诸于世;陈瑞献的慨切陈词,一定要通过顶峰经验,有开悟的心灵,才能够创发文化的生机,达到真正的东西对话;高希均则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考察传统文化价值的利弊,特别突出开放社会的重要性,不仅是要有储蓄,有危机意识,而且要特别重视教育,强调伦理价值和人文精神。他们的讲话使我获得很大的启发,因此我在考虑我的发言时,自觉颇有教益,也改动了一些我原要提出的观点。 公众智识分子须接受通识教育   去年,我曾到新加坡参加国立大学中文系所主办的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我的报告环绕着《从儒家的人文精神来看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课题而展开,并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众智识分子的观念。所谓公众智识分子,是指一群关切政治、参与社会,而且醉心文化,也就是对文化有兴趣,也有研究的读书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场的1200多位朋友,都是公众智识分子。我希望也相信公众智识分子能够为文化中国——就是广义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注入养分,使它从薄到厚,同时使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从稀少到多元。这要靠所有公众智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当然也要配合全社会,甚至散布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开展,才能够为“第四座桥”的建构创造条件。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即使没有“顶峰经验”,我们亦可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发展我们积极的作用。如果有“顶峰经验”,因有了宽广的价值基础,也不会走火入魔。 文章来源: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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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07年8月25日,文化中国的新视角

我很荣幸能够在庞朴和宋荣培两位主持下发言。另外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够在汤一介先生和高柏园先生的发言之后。因为我的发言是临时安排的。我觉得我应该对他们两位所提出的问题,把我的观点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可能与原来我为讨论设计的“中国文化的新视角”更切合。 文化中国提出是在80年代,也就是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单纯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现在把文化提到议程上,毫无疑问成为大家都关注的重大课题。中间牵扯到很明确界定的课题,也就是说儒家传统和文化中国的关系。 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之中极重要的文化资源,汤一介先生特别提出资源的重要性。但是,文化中国所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是儒、释、道,现在我们还有民间的传统,各种西方的思潮,这都是属于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资源是多元、多样非常丰富。另外我们不要忘了不管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宽、多广,没有办法涵盖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正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整个儒家传统对世界文化从多元、多样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它能作出的贡献不仅是文化中国的贡献,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从刚刚两位教授的发言作出一些回应。也是强调他们所提出观念中的重要性。可能我的切入点有所不同。可以这样说,面对人类文明现在碰到的困境。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它的特色,我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来谈它的特色,也就是说其他重要的精神文明,例如: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道家等等各种文明思潮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源。儒家的资源是各种不同资源中的一种,从伦理学上讲,它的特色从人生观和宇宙方面提出了所有的文明都必须重视,甚至必须认同的思路和方法。这个出自儒家传统原来从孔孟开始重要的方向。高柏园先生讲,我们除了了解“和”的问题,还要了解“中”的问题,这个方向性是什么?这个方向性就是说,必须在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中充分体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的“终极关怀”和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另外,在这个世界之外想象的精神世界,不管是未来的天国或者彼岸,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地球上所碰到的问题。精神性的选择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是一个特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表现形式,很多原住民的形式、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就和基督教不同。有了这个选择,面对现代人类文明所碰到的挑战,儒家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就是从经济人的观念,扩展到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生观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的观念,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神州大地,最年轻年轻的批的友,基本上接受经济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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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5日,杜维明认为:儒家文化推动东亚社会发展

2007-08-25 19:29:00  作者: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杭州10月28日电(记者姜瑞)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日前在杭州提出,目前在西方之外现代化发展唯一较为成功的例子是东亚社会,是儒家文化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杜维明是新儒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他25日在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上作上述表示。 杜维明说,东亚社会指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华人社会。东亚是目前除西方社会之外现代化发展最为成功的区域,这一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儒学和儒家传统文化对于推动该地区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从语言到思维方式,各方面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出现了源于西方的各种思潮。他希望在21世纪能出现一种新的对话,期待着一些扎根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理念、做法和经验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 作为刚刚成立的“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杜维明表示,儒学的面目现在已经更新,已不再是以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和权威政治为主要制度设置的思潮。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儒学已经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出现。这一中心的成立就是希望以儒商和东亚文明作为切入点,把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与浙大所需要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对东方文化和儒学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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