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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9-20日,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隆重举行。此次会议邀请到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知名学者出席,分为“精神人文主义”、“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文明对话”和“儒商论域”六个分论题。 开幕式 10月19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姚新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式,他指出精神人文主义对于我们理解世界轴心文明、当下中国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姚新中教授对于出席本次会议的杜维明先生的八十岁生日表示了祝贺,对杜维明先生为提炼中国优秀思想、彰显儒家思想价值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了感谢。 杜维明先生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各位学者对于精神人文主义的探索,让他感到所做的工作不仅是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同时是在大家的共鸣当中逐渐发展的群体贡献。杜维明先生认为,“精神人文主义”以人为核心,但又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思潮,它以超越各种宗教诉求为基本要求,同时也使得各种精神文明更加充实。他指出,“精神人文主义”是开放的,它意味着在坚持个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关爱他者。因此,他邀请大家共同对话,互惠互利,互相丰富,共同搭建“精神人文主义”的多元架构。 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发表题为“精神哲学与人文主义”的报告。陈来教授以徐梵澄对儒家心性哲学的理解为主题,阐释了精神哲学与精神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徐梵澄先生的精神哲学以心的知觉性为基础,不仅注重个人的心,也注重宇宙的心,是超越个人的思想,对于接续和发展精神人文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之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发表“杜维明先生精神人文主义的新贡献”的主旨演讲。郭齐勇教授分享了杜维明先生与自己的思想交流,指出杜维明先生主张回归到轴心文明,体现天人合一的精神,肯定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和超越意识,这是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区别。全面的人应该在人和人之间建立持久互动、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长期和谐。郭齐勇教授也肯定了杜维明先生对精神人文主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挖掘,以及精神人文主义对我国和世界的可能贡献的探索。最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教授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Herta NAGL-DOCEKAL)发表题为“精神哲学与人文主义”的主旨演讲。多斯卡尔教授分析了西方启蒙时代康德等哲学家对于人类精神理性的探讨,以及其与杜维明先生探究的中国儒家哲学之间的联系,肯定了杜维明先生所强调的重建儒家哲学对现代理性、政治、宗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杜维明先生对于儒家哲学的重新整合和阐发,将在未来产生持续的影响。 “精神人文主义”专题研讨 开幕式结束后,精神人文主义论题的讨论在斯坦福中心中庭、M11和G11三个会议室同时举行。在精神人文主义A组研讨会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路德维希·纳格尔(Ludwig NAGL)的演讲以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质为关注点,分析了理查德·罗蒂对于“内在人文主义”、查尔斯·泰勒对“宗教信仰的选择”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杜维明先生对“精神人文主义”的阐释。他指出,杜先生的探索是对儒家学说的创造性的重新解读,精神人文主义蕴含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多样性的和谐关系,为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姚新中教授围绕杜维明先生对于“体知”这一重要概念的阐发,提出这一论域一方面回应了灵与肉、主与客、德性与知识二元对立的窠臼,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儒家的认识论和精神性提供资源。姚新中具体考察了孟子如何将精神运用在对性、命、天道的体知之中,认为对孟子来说,体知是将只关注人类福祉和德性的人类中心理论转化为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所必需的,这一长久的传统,将由当代的儒家学者们以精神人文主义的方式承续。美国卫斯理安大学的安靖如(Stephen ANGLE)教授回应了杜维明教授所引领的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号召,考察了传统儒学的性别和等级观念。安靖如教授认为,对于具有学习和成长空间的良性社会来说,等级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一部分等级制必须受到批判,从而创造出非等级制政治关系所需要的空间。来自浙江科技学院的孔祥来老师就“天人合一”的儒学阐释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从“天命之性”的展开、“天命之性”的现世持续实践、对“学而知之”的内在要求、合一之“天”的精神性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家人心和天道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李存山教授考察了 “精神人文主义”与西方启蒙心态的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反思。进一步他指出,中国文化自西周以来就形成了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思想,这是不同于启蒙心态的另一种人文精神。台湾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林月惠教授以“杜维明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为题发表演讲。认为杜维明先生以全球性的视野,比较哲学的视角,致力于儒学与跨文化的对话,对于新儒学的国际化有着重要意义。并且,她指出,杜维明先生对“创造性”的强调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杜先生对于儒家精神的探索,体现了深刻的“提问意识”,这种意识也将成为探究深化的动力。 在精神人文主义B组的讨论中,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立胜教授对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进行了反思,并对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提出的“儒家式人文主义”的设想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杜维明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是对前代学者“主体门”的深化和扩展,是通过重新挖掘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掘井及泉,回应当代世界性问题的系统论说,这也是精神人文主义的致思宗旨。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的郭沂教授的论述主题是“成人”。他认为“成人”是寻回现代社会人生意义的方案,而“尽性”则是通往“成人”的路径,“道”则是实现“尽性”的凭借。面对现代化给人带来的种种问题,杜维明现实提出的不同于世俗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具有启发意义,是儒家之“道”重放光辉的重要表现。美国耶鲁大学的约翰·格里姆(John GRIM)教授以“感觉、思想与创造”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感觉、思想与创造的相互协同是精神人文主义参与置身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三种方式是通扩展生命广度,穿过人生幽径,达到意义彼岸的重要方式。当然,这三者本身也可以提供一种批判的向度,从而使我们理解超越取向的宗教传统。他以此为基础,系统阐发了宗教和生态间互通的可能性、实现路径及现存的疑问。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任剑涛教授认为“儒家人文主义”是不少儒家研究者对儒家精神特质进行概括时使用的辞藻,这是一个在知识上需要严格审度的概念。这一词汇是在西方人文主义理念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解释的产物。因此,在知识上需要确立判断儒家思想是否是人文主义的坐标:神文、人文与物理,从儒家人文主义命题的自我生命力来讲,这一命题在中西学界获得的认可,已经具有底线上的公度保证。耶鲁大学的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教授的发言主题为“认识方式与评价自然的方式”,她认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对自然的认识,忽视了许多宗教中的古老智慧。神迹、美好和想象等认识方式被现代性的规约主义分析方法取代。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理解现实的方式不再是探索知识的边界,而是对创造性地融入宇宙的普遍运用。所以,多样认识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应该被进一步定义为“关注整全”,这要求我们对自然的伦理保持敏锐的感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晨阳教授注意到,近期杜维明教授强调儒学需要警惕儒学与政治权力的合流。在杜维明先生看来,儒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学派自有其价值和尊严,当代儒学被政治权力操控之时,它会逐渐受到腐蚀。在过去,儒学曾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而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李晨阳教授对杜维明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出,儒为儒家的价值和尊严考虑,儒家应保持在政治权力中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提出了儒家可能的应对之道。 精神人文主义C组的讨论探讨了学何以成人、道教道家思想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孟子“仁宅礼门义路”,以及精神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等“中国哲学”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元素。其中,中山大学的李兰芬教授从汤用彤对于“玄学”之“学”的理解出发,着重诠释了何种“学”才具有儒家期待的“成人”意义,对“学”与“成人”的关联问题做出了新的探讨。云南大学的郭武教授以道家道教的“己群地天”观念呼应杜维明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以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出发点,对当代人文精神的重构做出了新的思考。浙江大学的关长龙教授关注孟子“仁宅礼门义路”诠释在儒学体系中的结构意义,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霞研究员以精神人文主义为视角,深度挖掘了道家“道”的信仰维度对于当代人信仰重建的重要参考意义;个人生命安顿、人类秩序构建和天人合一理想的实现都能够从“道”中汲取资源。 “启蒙反思”专题研讨 19日下午的讨论以“启蒙反思”和“文化中国”为主题。“启蒙反思”分会场集中研探精神人文主义在伦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非哲学”领域的价值与意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加利亚·帕特—沙米尔教授(Galia PATT-SHAMIR)审视了“翻译”在中国哲学的世界理解中特殊的位置与意义,并以此为视角考察了杜维明的“学以成人”、“体知”、“自我超越”等概念。陕西师范大学的丁为祥教授重新思考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天人”与“体用”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儒家新的时代意义:不仅能够在科学研究与市场经济中扩展关怀,而且可以通过“据德立业”培养工匠精神与创新意识。武汉大学的胡治洪教授挖掘了儒学学说中有助于救治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危机的思想资源。中山大学李萍教授发言指出,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建构精神人文主义,必须突破狭隘的特殊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双重藩篱。西安交通大学的张再林教授以“体育”为角度,探讨了颜元思想中批评“重文轻武”与力倡“文武相济”的一面,及其对当下传统文化再建的重要启示意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赟教授述论了杜维明先生以精神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旨趣,指出精神人文主义是天地人相结合的人文精神,也是内在与超越相统一的人性信仰。韩国国立仁川大学的赵东成教授的主题是人文主义在研究与教育中的应用,他结合韩国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具体情况,强调了人文精神在当代教育中的重要价值与特殊意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吴荣桂副教授(Michael ING)在研究中发现儒家提倡以行礼的方式理解“柔弱”概念,进而将“柔弱”的诠释发展到了最合宜的程度。台湾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李明辉教授探讨了儒家人文主义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不与宗教对立,而正是宗教与人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儒学的本质。复旦大学的林宏星教授以《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一书为对象,重点探讨了杜维明先生的“良知”概念,深度诠释了杜维明先生在中西融合视域中对儒家传统的现代性创发。 “文化中国”专题研讨 在“文化中国”分会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丁四新教授对郭店简《尊德义》篇的作者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尊德义》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可以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和思想的一致性三个方面进行证明。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中庸》的文本解读,他指出,《中庸》本是《礼记》的一篇,《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并无分章,朱熹做《中庸章句》时对其分章并加以注释。《中庸》第十三章以“君子之道四”为界,实际可分为两个部分,当然“君子之道四”与前面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所以朱熹的分章也有其开创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正副编审发言题为“重思荀子的‘大清明’”,他认为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他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这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同时此词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以“儒学的‘超地方性’与‘在地性’——以江户儒者佐藤一斋《孟子栏外书》为例说明”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儒学曾被人当作某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其实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超地方性”(over local),同时,它在传布过程中不断“在地化”(localization),至少在东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唐文明教授发言主题为“仁孝与感应”,他指出,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在汉、宋儒学史上都是被明确提出过的重要问题。程朱在其新的人性论框架中提出仁体孝用论,将儒门义理中所提倡的爱的普遍性与差等性成功地统一起来,但在落实于生活经验时犹有重要缺失。他提出应当从天人之间的感应来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样仁与孝皆归属于人直面天地的超越性经验,在下半场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干春松教授以“儒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反思”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在学科化的大势下,儒学的价值取向并没有消失,而以历史的眼光来梳理其发展史是一种理论的必然要求。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叙述,及其受到的相应批评,均反映了历史观、信仰等多重因素对于现代儒学史撰作的方法论意义。纽约州立大学的陈丹丹副教授关注清初遗民的文化认同与重建,她以清初知识界对“耻”的论说作为课题,强调这一儒学概念不仅在个人德性与社会规范等多个方面形塑了士大夫的群体认同,更为国家重建、为学途辙以及士人治生的日常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以探讨了文化中国和精神信仰的更新,他认为中国文化既古老又充满生机活力,有其内源性动力机制和思想精神层面的基础资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轴心时期形成的经典传统、绵延不绝的政治理念及其精神气质、族群共同体所依赖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反本开新与旧邦新命的思想史意义等问题展开分析讨论,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神圣感和创造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刘笑敢教授探讨了到家哲学中的“宽容”概念。他认为道家文本中虽无“宽容”一词,但为了开展对当代西方哲学和前现代的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在其中寻找相应的概念和思想。老子思想中包含宽容的内容,并超越了西方哲学中的“toleration”的概念。老子的最终目标是整个世界兼容并包的平静与和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杨泽波教授回应了“钱穆之问”所提出的天人合一问题。他认为“天人合一”具有道德践行和道德存有两重意义,在其中,道德无相都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做到了无相,才能真正体会到与天的合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去除强意义的天人合一,将天人合一主要置于弱意义之上。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将是今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引驰教授以“中国文学史上的轴心时代”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文学史是时间维度上历史的展开。中国文学历史之中存在三个轴心时代:先秦、唐宋、“五四”。如果观察中国文学的流程,历代的文人常常会不断回过头,回溯他们自己所认同的精神源头,重新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和价值;那被一再回溯的时代或者即可认为是所谓的中国文学的轴心时代。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专题研讨 10月20日上午会议的主题是“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分两个会场同时举行。在A组的讨论中,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李大华教授以“论‘法’的意义下的公平”为题发表演讲。李大华教授对法的意义下的公平问题进行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的考察,从这一问题出发,探讨了依法治国和法制的区别,在当代语境下阐发了“法”的意义下的公平性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的报告以“儒学与自由”为题,探讨了权利视角与儒家视角之下对于爱、生命、自由等概念的不同理解,他指出,在儒家看来,情感需要成为一种道德责任,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启发,需要行动和能力惠及更多人,这与权利没有直接关系。“仁爱”仍然是儒家首先要强调的价值,尽管“仁爱”不能解决自由、权利等方面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肯定儒家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发表题为“精神人文主义:意义及其扩展”的演讲。他从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概念,探讨了精神人文主义的内在意涵,指出精神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人文创造,结合了人和超验对象、现实与超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摒弃了人的物化、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以人自身为本位,也体现了“以人观之”的人的视野,同时又避免了走向一种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杨国荣教授认为,精神人文主义探讨,是一种开放的,精神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其指向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建构,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关切,包含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体现了新的时代内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方朝晖教授考察了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探索,指出中国文化建立在三个文化预设之上: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此岸取向体现在以人生活的天地为唯一真实的世界。关系主义表现在,人际关系是坚定社会关系的最基础意义,寻找将人际关系秩序化的途径。团体主义表现在个人的安全感来源于生活的集体。来自韩国的史彤教授(Thomas SELOVER)考察了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普遍性与脆弱性。他从普遍的人、适用于广泛人类经验、人类与宇宙联系三个角度阐释了“普遍性”,并从人类社区的异化、集体关系的解体、环境危机三个角度揭示了“脆弱性”。他着重探讨了新儒家从人际关系、身心关系、与万物的统一三个方面对于人的理解,以及对于“脆弱性”的反思。对人的精神性的强调和捍卫,肯定了新儒家思想的独特性、深刻性与影响力。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探讨了“儒学与权利”的问题。他首先梳理了学界对于儒学和权利关系的观点,包括相容论和不相容论两种主流观点,并通过考察这些学说,结合人类学的理解,运用权利思想与话语对孤单儒学的相关思想进行了重构,阐释了儒家思想中的权利观念,从而有力地回应了不相容论的观点。进一步地,陈乔见教授指出,儒家思想的权利重构,将有助于儒学与权利的双向发展,从而为权利的合理性和可欲性作出辩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的演讲主题是“啖助新《春秋》学的意识指向及其张力”。他探讨了啖助新《春秋》学的研究,认为其以分析的批判的方法,由时代问题出发,指出了历史表象背后的必然之理。何俊教授指出,啖助新《春秋》学通过历史表象背后的理、权、心的赋予,不仅表达了其历史观念与政治哲学,而且使得旧的经学知识形态转为心的力学知识形态,以充满张力的思想开启了理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的演讲聚焦于“儒家信仰之‘天’的理性化建构”问题。朱汉民教授从“天——天道——天理”这一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精神人文建构过程。他认为,天道、天理的理性化并不会排斥原有的最高信仰,但是会通过不断的思想创造而凸显新的思想意义,从而实现思想史的变革发展,形成“天”的理性化的进程。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杜保瑞教授从周易六爻的架构探讨了儒家与各家的沟通,从系统性、检证性、适用性、选择性四个角度,探讨了儒释道三教学派之间的交谈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金刚发表题为“从‘文化心理’与 ‘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挑战”的报告。赵金刚的关注焦点在于,儒家伦理在当代的理论根基在被逐渐解构的背景下,探索儒家伦理的当代重构何以可能。他的发言围绕现代对于李泽厚先生“文化心理”、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的理解,认为当下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阐发尚需厘清,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值得更多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探究了中国社会基础生态与群体心态的关系。 在B组的讨论中,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堃副教授基于对《诗序》阐释中的诗教源流的梳理,阐发儒家情感教化的诗性特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系吴疆教授考察了王国维、冯友兰、唐君毅和牟宗三有关境界或儒家精神性的观点,概况出现代中国思想界中对儒家精神性的定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在肯定赵汀阳教授“天下体系”观的洞见的同时,从三个方面对其作出进一步的回应和批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光临教授将南宋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思想的理论框架与其时政论述结合起来,以还原叶适经世之学的问学途径。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宗义教授从当代新儒家的三个主要哲学课题,深入分析了“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的思想和贡献。下半场的讨论中,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分析了杜维明先生的“体知”这一重要观念对当代认识论的儒学贡献。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郭少棠教授用饱含情感和学术元素的方式,描述了杜先生如何继承并开拓了他们的共同导师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的儒学传统。美国布朗大学罗浩(Harold ROTH)教授认为沉思学的基础认识论受到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影响,并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小超副研究员通过文字学和义理考察,指出《中庸》的“配天”叙事有着深刻的超越意涵。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景林教授通过厘清儒家义理体系与古代社会信仰系统的区别与联系,来理解儒家的宗教性问题。 “文明对话”专题研讨 10月20日下午会议的主题是“文明对话”。在A组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提出,儒家角色伦理学“以关系为本”培养道德性格,与自由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认为,与周边的各大文明相较,儒家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世俗性虽不是一种宗教形式,但同样充盈着精神性的色彩。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指出,古代漫长的“以儒诠回”汉文译著活动,代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但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卢永灿教授将杜维明教授思想的意义与雷蒙·潘尼卡相联系,认为杜先生为文明与宗教间的对话提供了桥梁。德国特里尔大学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深入反思跨文化对话方法作出深入反思,提出思想对话必须处理寻找共识等四个问题。下半场,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从龙场悟道的意义、致良知的精义、知行合一的特点三方面探讨了王阳明的精神与智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宋家复教授提出,建构十一世纪的宋代史学是与我们时代的史学编纂不同的视域,理解这种差异要求从当下自身中脱出,其理想方式就是“跨语际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雷博博士在杜维明先生思想的指导下,以“君子力”概念作为抓手,进行“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教学模式探索,并总结了相关经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柯乐山(Jonathan KEIR)副研究员追问在一个渴求“意义”的时代,彼得森与齐泽克这类媒体宠儿和学术明星大行其道,杜维明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思想与全球人文视野将能如何实现这一问题。 在B组会场,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陶金副教授围绕“精神人文主义”理论对“文明对话”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儒家思想在人类现代文明对话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李光虎教授以“论道学与科学的互补式发展”为题进行了发言,从东西方哲学对比的角度对道学和科学的真理观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道学和科学互补发展的必要性。邰谧侠(Misha TADD)教授以《老子》为例,探讨了作为文明对话“中项”的共享文本,提出《老子》文本具有跨语言和跨意识形态的媒介性质,可以使极为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间能够彼此亲近。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吴锡源教授以“儒教的大同社会与和平精神”发言,以《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为中心,对儒教的和平精神进行了探讨。下半场的讨论由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桂萍老师主持。来自瑞士巴塞尔大学欧洲全球研究中心的拉尔夫·韦伯教授(Ralph WEBER)关注杜维明先生的“多元现代性”,探讨了多重现代性和催生它的社会之间的范式,并展现了杜维明的社会学论述的规范性转向。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崔英辰教授通过对十八世纪朝鲜儒学的人物性同异论进行分析,强调了人类中心主义向自然中心主义的转换的重要意义。来自韩国西江大学的李伦美教授以“杜维明的儒家人文主义与当代儒学”为题进行了发言,她说,儒家人文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对作为共同实践和与天对话的人类处境的创造性转化的信念。杜教授意在强调儒学的核心概念中的张力和动力,激发儒学的生机。通过对杜教授的儒学生机观念的思考,我们得以审视今日现代儒学的重建。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邢丽菊教授,她的发言主题是“韩国儒学的理概念”,她梳理了栗谷、霞山、茶山等韩国儒者对宋明理学“理”的概念的诠释与发函。她认为,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闭幕式 两天的讨论结束后,参与会议的全体学者在斯坦福中庭参加了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研讨会的闭幕式。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中心主任王建宝主持了闭幕式,并对会议全程进行了总结。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新加坡、以色列共108位杰出学者的发言,其中29篇英文论文,79篇中文论文。闭幕式上,陈少明、郑宗义、陈赟老师回忆了与杜维明先生多年以来的交往、杜先生在思想和人格上对他们的深刻影响。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教授、玛丽·伊夫林·塔克教授、罗浩教授、拉尔夫·韦伯教授等在不同时期和学校师从过杜维明先生的学者也纷纷发言,感念杜先生的言传身教。在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后,与会学者们自发起立鼓掌,祝愿杜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活力。在掌声中,杜先生表达了对学者们诚挚的感谢,他谦逊地说,学者们对他思想的理解比他自己更深刻,他的成就和影响有赖于多方外部条件的帮助与支持。今后他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学术道路,不断向学者们描绘的理想人格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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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5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前言

陈来   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  2019年10月15日  阅读量:1204 陈  来 今年是杜维明先生八十寿辰,杜先生的友人、弟子、后学各撰论文,结为此集,为杜先生寿。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杜维明先生是驰誉海内外的著名儒学思想家,若从其大学时立下弘扬儒学的宏愿算起,他的儒学思考已逾六十年。纵观杜先生六十年来的学思历程,其思想经历了不同阶段,每阶段有其关怀的重点。而且,他在近三十年间,拓展了众多论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考。那么,在其学术思想的领域,有没有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以为,从“地方性知识”迈向“全球性意义”,乃是他学术生平中越来越清晰的思想要求,也是他推动诸多论域后面统之有宗的方法自觉。 这一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历程,决不是从行迹上说的。虽然,杜先生从东海大学毕业,到哈佛大学求学,先后任教于美国顶级大学普林斯顿、伯克莱和哈佛,学术活动和思想对话的足迹遍及世界。而我们对其思想学术走向的把握,并非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而是指其儒学追求的文化自觉。杜维明先生青年时代在台湾便已明确确立了对儒学的认同,并开始置身于当代新儒家的阵营。而哈佛留学时期则是其儒学理想转型的起点。哈佛数年的留学使他超越了原有的仅仅从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儒学观,转进至在希腊—希伯来为代表的轴心文明的视野中重建儒学人文精神的探索。于是,从 1966 年开始,从欧洲回归东亚的旅行,正式开启了他的儒学探索之旅:“儒家的话语如何在与两希文明的对话中获得新生命、找到新思路”。这也就是他后来常说的“绕道纽约、巴黎、东京才能回家”的思想内涵,即通过和世界各地体现轴心文明的大师大德交流、讨论、对话,找到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话语,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然而,这决不是脱亚入欧的路径,而是在“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在“本土的根源性”和“全球的普适性”之间建立起辩证的有机联结。就地方性而言,他没有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反而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更为加深,并且提高了自觉。就全球性而言,他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这一观念的深刻理解,激励了他在扎根精神家园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创造性的对话,不断追索儒学的、当代的全球意义,从而使阐发儒学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日益成为他的自觉志业。 为了开展这些交流对话,杜维明先生建立了多个论域,以为最终的凝道进行准备。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如“现代性”的反思,“宗教性”的理解,“精神性”的拓展等等,为他的理论的建立确立了基础。他主张现代性不能忽视传统,现代性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尤注重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他重视儒学的宗教性维度及其意义,认为宗教性有助于认识儒学的生命形态,超越启蒙的平面思维局限,与终极信仰相沟通。他以精神性来联系人与自然和天道,以对治启蒙的凡俗性人文主义。今天,在对他的思想进行总体把握时,我们需要超越那些众多论域的具体讨论,以把握住其背后的主导线索和归结,来解释他六十年来的哲学探索与建构方向。这就是,在他的英文学术写作和公共领域论说之外,在几十年来的儒学思考中,他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出这种自觉,即通过与世界各地各大精神传统及地方文化的对话,建立包含个人、社群、自然、天道四维的新体系,以表达新的人文精神,来体现儒学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他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最终凝结为一个特定的体系,他在其后期把这一体系命名为“精神性人文主义”。这一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学,不是对古典儒学的复制,也不是“当代新儒家”的简单延伸,而是以儒学为基础,对全球性地方知识的一种建构,这也是他的“做”儒家哲学的道路。换言之,他中年以来在“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 的概念指引下,广泛关注各种思想文化的论域,而在其后期,他把在这些论域中形成的思考,凝结为、归向于一个中心点:“精神性人文主义”。在其后期思想中,精神人文主义不再是一个准备性的论域,而是一个总结性的体系,他用这样一个体系来揭示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性的普适意义,或者说建构起具有全球性普适意义的当代儒学。 几年前,我曾经为杜先生的论著集写了推荐辞,我把其中一段写在下面,与大家分享,作为本前言的结束: 杜维明先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他提出,新轴心时代的儒家已经从“一阳来复”走进了“否极泰来”,而当务之急是超越凡俗人文主义,重构新的儒家人文主义。这将使受启蒙心态和现代性所影响的凡俗人文主义,转变为充满生态关怀、有敬畏感和终极关怀、以儒学普遍性价值与现代性价值互动的新轴心时代的儒家人文主义,即“精神性人文主义”。杜维明先生的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且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具有重要、深刻的意义。 2019 年 8 月 5 日于北京 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lig-nDVTNbysfb4KMm26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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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1-22日,第八届“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嵩山论坛2019年年会纪要 2019年9月21-22日,第八届“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在河南登封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对话与人类未来”。 文化论坛是嵩山论坛的核心,作为文化论坛的主办方,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邀请了海内外五十余名知名学者。文化论坛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嵩阳书院主题讨论、闭幕式主题发言四个部分。 9月21日上午,杜维明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讲演中提出,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个全球论域,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即凡而圣的,它超越现代性的启蒙心态,包含人类共通互感的四个维度,即己、群、地、天,这四个维度的浑然一体,豁显出人类繁荣的康庄大道。 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学者,心怀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和构想这一共同关切,展开了文明间的深度对话。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谢尔盖·霍鲁日(Sergey HORUJY)教授、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芝加哥大学的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霍鲁日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伦理、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强调差异性而非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趋向,导致对他者排斥和封闭的态度,形成“异端想象、敌人想象”,其极端形式是暴力战争,这是造成人类未来危机的最大根源。汪晖教授的发言提出了一组富有创见的概念:可以将中国视为一个儒教占主导地位而又跨文化、跨宗教、跨文明的“跨体系社会”,亚洲是一个基于以儒教为中心的朝贡网络连接不同王朝而成的“跨社会体系”,二者都不以文化同质性作为唯一的存在根据。其中,儒家思想深刻的政治性在于,以合适的态度处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张力关系。艾恺教授在发言中进行了中西历史哲学的比较,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提出一种中国式的宏大历史叙事,提出三种文化的理想型及其演进阶段,其代表分别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佛教。相较于同一世纪西方的五位宏观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德日进和弗朗西斯·福山、亨廷顿,梁漱溟的宏观历史理论有其独特的思路和意义。 分 组 讨 论 9月21日下午,学者们参与了以“文化反思与人类未来”和“文化认同与人类未来”为主题的分组讨论。 第一组“文化反思与人类未来”聚焦于具体研究对象,上半场的讨论以中国思想资源为着眼点,探讨了子学、阳明心学、儒学与医学、以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反思性意义。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从《荀子》中“伪”的概念的多层含义出发,在荀子的人性论这个经典议题上提出新的创见:普遍人性论是荀子的前提,凡圣之别与人性差等则更多出于礼乐政刑的需要形成于后。中山大学的张卫红教授的发言比较了阳明学的良知概念和唯识学名相“四分”中的自证分概念,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下半场的讨论则侧重宗教间理解借鉴与会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土耳其于斯屈达尔大学的雷萨特·厄尔仁教授(Reşat ÖNGÖREN)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桂萍教授都探讨了伊斯兰文明和苏菲主义,与其他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的共通互鉴之处。南昌大学的彭睿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凃明君老师以新方法和新模型分析了宗教伦理与经典文本。南开大学的邰谧侠(Misha TADD)博士以《老子》为例,探讨了同一文本在不同语言和文明中的解释与传播异同。 第二组“文化认同与人类未来”更注重未来这一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面向。上半场的讨论集中在中国道路以及现当代新的理论建树对人类的共同未来的贡献,高研院副研究员柯乐山(Jonathan KEIR)以“文明”(Civilization)语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应用现象为切入点,分享了其中的潜在风险和机会;高研院博士后刘高升以“商业儒学的生意观”为题,分享了其对于“商业儒学”论域和新“生意伦理”的构建;中国传媒大学的洪丽教授围绕“两山”理论中的儒道生态观,阐发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背后的生态伦理意蕴;武汉大学的胡治洪教授提出“当今人类危机与儒家救治之道”的议题,从儒学的视角探寻解决人类发展的各种挑战的对策问题。 下半场讨论的视野更为广阔,从人类整体和全球文明的视域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危险、转机与希望进行了梳理和展望。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的倪培民教授率先发言,他从多个模型的比较中思辨“人类未来何以可能”的机制问题,特别指出多维度、更广泛、更深入的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中山大学的李萍教授以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观念为出发点,研讨了“新文明构建的文化反思和追求”的问题;高研院副研究员王建宝,以“克己复礼为仁与文明对话”为主题,开显“己”的根源意识和主体意识,回应“他者”的神秘性、不可知性和超越性实现对话的文明;美国萨瓦那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妮可•布莱克伍德(Nicole BLACKWOOD)教授从“美的必要性”的视角分享了美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意义。 嵩 阳 书 院 主 题 研 讨 9月22日上午,与会学者嘉宾一行驱车前往嵩阳书院,在书院内有着4500余年历史的柏树下进行了题为“良知·理性与人类未来”的主题研讨。 主题研讨会由倪培民教授主持,山东大学的黄玉顺教授首先发言,他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当今世界业已成为事实为切入点,提出为了应对危机,人类作为共同体需要建构一个共同文明的观点。在列举了“由多元文明中的某一个文明取代他者充当人类共同文明”、“基于归纳角度寻找各文明间的最大公约数来建构人类共同文明”两种进路的弊端,提出了综合吸纳人类各文明精华并基于此进行创新从而创造一种共同文明的“综合创新”进路。 第二位发言的是美国罗尔斯顿学院的斯蒂芬·布莱克伍德(Stephen BLACKWOOD)教授,他从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出发,列举了古希腊、罗马传统中的相关例证,对特殊的普遍性与普遍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说,认为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对人类未来而言是一项重要议题。 接下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教授针对“当代中国的文明话语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一议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文明”概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适用于不同语境的表现力,我们需要聚焦中国当代语境,探讨“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明”这一表示的内在意蕴。 第四位发言的是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多米尼克·莱仕得(Dominique LESTEL)教授,他聚焦于“宇宙人文学的文化挑战”这一问题,分别对人文的宇宙演化、宇宙人文的进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明晰,他指出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将是我们未来将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论题,并给出了基于个人思考的应对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分别回应以上四位教授的发言,并引出了“儒学何为与何为儒学”的论题,他从儒家经典文本《大学》出发,认为修己安人这一注重道德修养的路向只是儒学的一个侧面,我们同样应该重视《荀子》中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心善”论,两者的相辅相成,才能构成完整的儒学体系。 发言结束后,在倪培民教授的主持下,胡治洪教授、文昌辉(MOON Hwy-chang)教授、汪晖教授、艾恺(Guy ALITTO)教授等分别进行了点评或者提问。发言学者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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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1日,中国学论坛|杜维明:中美不管面临多大困难,对话都应持续

澎湃国际 澎湃新闻记者 刘栋 2019-09-11 06:26  来源:澎湃新闻 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9年前的这一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 将近9年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创办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10日在上海参加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之际,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顾了在中国走过的九年研究之路。 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去年10月,杜维明教授刚动了一个大手术,身体仍然有些虚弱的他,坚持来沪参加此次世界中国学论坛。在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他认真地回答了澎湃新闻关于中国学、文化中国、中美关系、文明对话等方面的多个问题。 杜维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9岁举家赴台湾,1961年毕业于东海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哈佛东亚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10年,他来到北京,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创院院长。 在10日的大会开幕式上,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儒学大家被授予了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在谈到获奖感言之时,他向台下的观众们说道,“先哲们追求终极意义的智慧,也是因应当前人类面临的严重困境的反思。在自然环境被不可逆地破坏,世界秩序动荡与解体、种族主义复辟,人际关系被钱权宰制的大背景下,我希望人通过对自身的反思,重构精神世界,追求意义,学习做好各种角色的自己,建立‘如何做人’的自觉。这种自觉与主体性、社会性,自然、乃至天道密切相关。” 在谈到中国学的发展时,他表示,“中国学已不再是简单的东亚区域研究,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他说道。 澎湃新闻:九年前您毅然决定来到中国,在北大创立高等人文研究院。转眼快十年了,您如何回顾和评价过去九年来所做的研究? 杜维明:其实我觉得很惭愧。最初,我希望从几个方面来展开研究,一是关于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往就是东西方之间,以前我们总习惯拿自家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明的精华去比,这不公平。现在我希望看到,西方经过启蒙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儒家核心价值,能不能进行平等对话?这方面,我们这些年做了一些尝试,特别是儒家和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对话,也包括儒家和伊斯兰文明的对话。 再有就是关于广义的“文化中国”的研究,而不仅只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以及各个海外华人社群,主要是想探索“文化认同”这个理念。也包括很多和中国没有血缘亲属关系,但是对中国研究长期关注的外籍人士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和互动。 另外还有关于世界文明和世界伦理的问题。西方启蒙运动代表了非常强烈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我们想从多元文明的角度去探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我想这样的视野算是比较开阔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得的有限,我想这会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澎湃新闻:这些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外华人社区对此都很关注。有些国家认为中国希望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甚至有所谓的言论认为中国在搞“文化渗透”。对此您怎么看? 杜维明: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仅是海外华人,所有关注世界发展趋势的人都非常重视。有一个情况我想大家都理解,全球化不是一个同极化的过程,它促进了地方化,区域化,国家化,所以复杂性越来越多。所有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族群,包括语言、信仰、所在的地方、社会阶层,还有出生地,这些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产生联系和认同的因素。 我觉得中国不仅应该和不同国家多进行对话,自己内部本身也应该进行对话。但是因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不同,不容否认,困难是大的,所以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具体分析来讨论。 比如我在美国参加的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里面的一些老会员,坚持说自己是美国人,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反复强调说,虽然我是华裔,但是我是美国人。我的感觉是,作为一个美国华裔,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应该是非常强烈的。 另外,“文化中国”的内部,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多面立体的。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这个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怎样学做中国人?书中说,如何做人?去年世界哲学大会,题目就叫做“学做人”,何以为人?这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中心议题。 澎湃新闻:当下中美关系处于波折中,很多人觉得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又重新回来了,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些官员甚至提出中美之间有一些文明冲突论,对于中美文明之间的对话,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这些言论,我认为背后所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回潮。中美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对话的机制都应该持续下去,对话的意愿和实践应该一直摸索下去。现在的问题涉及到两国的“自我形象”问题,还有将来如何创造一个人类的和平共同体的问题。这中间还是有很多思路的。美国还是比较多元的。你说你是美国人,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一种美国人?中国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同。所以,尽管现在对话的困难比以前大很多,但仍应该继续尝试。而且不是单方面,一定是双方的努力。这也不是政府一方面的事情,整个知识界以及企业界都有关系。 澎湃新闻:最近几年,美国的一些孔子学院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关闭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维明:在早期我也参加过孔子学院。有媒体说有很多被关闭不符合事实。的确有一些关闭的例子,但是在美国还是有200多家,数量很多,而且还在增加。孔子学院它的运作方式和德国歌德学院很像(德国促进国外德语教学和国际文化合作的机构)。美国政府认为当你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就被视为一种渗透,这个忧虑我们可以理解。我认为要去除去这些忧虑,孔子学院最好能够由民间来参与,有更广大的社会民众来参与。另外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本身我觉得很健康,一定是国外和国内50%资金合作的方式,不是完全地方化。现在它所碰到的困难,我相信是可以解决的。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儒家文化? 杜维明:儒家的文明是以人为本,这一点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它不是以神为本的。以人为本的意思是,它是从个人的修养,个人如何发展自己的人格着手,是“为己之学”,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外人。这种为己之学在塑造一个人的人格发展上,有比较宽广的道路。这个基础,我感觉现在正在为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人文精神”。 举一个佛教的例子,佛教本来是讲空,讲脱离红尘。但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很特殊,以前佛教是“重智轻悲”,现在我们讲人生佛教,在台湾那边就谈到“人间净土”。所以儒家的这条路,就是学做人的这条路,可以在佛教那边找到一定的共鸣。基督教也一样,现在基督教非常重视环保的问题,重视世界秩序,重视对世界的“入世”。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都有这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有它一定的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李怡清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89365?from=single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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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0日,杜维明教授获第五届世界中国学特殊贡献奖

9月10日,以“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3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本届论坛。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杜维明先生获得了本届论坛颁发的第五届世界中国学特殊贡献奖。同时获奖的学者还有卜励德(Nicholas Platt)、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和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杜维明先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学做人与文明对话》的获奖感言,节选如下: 学做人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 各位学术先进,各位学者,同仁,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荣幸能获得这一奖项,但也心持惶恐。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愿意把近年来思考的尚待完善的哲学议题—“学做人”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是“学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正式的中译是“学以成人”。2015年国际世界哲学学院(IIP)的年会也在中国召开。主题是“人的维度”(Dimensions of the Human)。哲学界重视“人”的研究,既是回归“轴心时代”——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先哲们追求终极意义的智慧,也是因应当前人类面临的严重困境的反思。在自然环境被不可逆地破坏,世界秩序动荡与解体、种族主义复辟,人际关系被钱权宰制的大背景下,我希望人通过对自身的反思,重构精神世界,追求意义,学习做好各种角色的自己,建立“如何做人”的自觉。这种自觉与主体性、社会性,自然、乃至天道密切相关。“天人合一”以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仅是学做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体知”的道理。 现代性强调理性,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的强调,这是有害于社群团结的。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当然是一个显著的提高,沟通理性可以推进理性对话,但是文化和宗教的交融又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根源意义上的差异性,这个根源意义上的差异性是从文明比较的视角逼显出来的。[在此情况下],同文、同种、同宗形成的共同认可的世态人情,并由此带来的确定性不复存在。然而,进入他者意义世界的勇气和智慧,又允许我们经历他者自己认同的价值,在这个极为丰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在我们自身的传统中被排斥的、被淹没的、被边缘化的或者甚至根本视而不见的价值。进入到另外一个传统[的过程],这个传统也许与你根本不同,会带来真正的解放。这并不是说那些截然不同的心灵结构能够真正地受益于跨文化的领域。现代心态过于强调个人中心主义,以至于不能够欣赏与西方现代性不一样的具有启发性的价值。通过对感同身受的恻隐之情的强调,儒家人文主义能够帮助缓和所谓的“辩证的对话”(dialectical dialogue)带来的困难情形,因为“辩证的对话”过于聚焦于辩难(argumentation)。而通过拥抱“对话的对话”,则可以促进人的交流,(使得对话更加容易,这种态度本身也增加了对话的机会)。从思想世界的观点来讲,我们如何通过文明对话找到一条通往和平与文化理解的路径?如何与地球保持可持续的关系?这有赖于一条新的思想之路,一个新的宇宙论,而且是一种真切的、新的社会气质(ethos)。 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第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如何融会贯通;第二,人与人之间,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第三,人类如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取得持久的和谐;第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希望,儒家所体现的仁道,是通过各文明的深层的对话,修正启蒙心态所突出的“凡俗的时代”,成为21世纪人类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谢谢大家! 编辑丨吴蕊寒排版丨李   迪摄影丨叶辰亮 新闻网页:https://mp.weixin.qq.com/s/KpFrgG4jJgpP1RE6fysR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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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June 11-13, Confucianism in Dialogue with Cultures and Religions,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Professor Tu Weiming,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of. Tu Weiming (1940-)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fucianism as a global intellectual discourse. Beginning his studie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t the age of 14, Tu has spent more than six decade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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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5日,杜维明: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儒学——为己之学 说儒家是一个生命的学问,是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一般没有很大的争议。它一方面讲修身,一方面也讲人和自然、人和天道能否互相感动的问题,可是我想说儒家是“为己之学”——希望能够为自己培养创造自己的人格。儒家传统就是一个学做人的传统,那就是一直在学习做人的过程中展现它的价值。 儒家所理解的“己”就是个人,但他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是变化的、发展的,希望能在逐渐的变化发展中,成全和展现自己。所以他不是孤岛,儒家没有发展成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而像一条河流。儒家的终极关怀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完成自己的人格。儒家所谓的“己”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这个中心点,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自我认同。一般的理解是,儒家比较注重关系网络,注重人际关系,注重社会性,所以人们常常把儒家当作一种社会文明,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儒家仍有强调主体性的一面,真正了解儒家,就把个人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网络配合起来,这个中间就有“和”的问题,也有“异”的问题,有调节的问题,也有矛盾冲突的问题。因此儒家是非常现实的,不是空谈。 那么儒家对“己”的期望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儒家希望每个人不要做一个损人损己的人;不要做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人;不要做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也不要仅仅满足做一个利己也不损人的人。儒家最希望人能做“利己利人”的人。 现在所有要讨论儒家的问题,都应该以一个活生生、具体存在的人作为思考儒家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哪怕是克隆。因为两个一模一样的杜维明坐在一起,我并不是他,两人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这是儒家非常坚持的一个观点,因为不同,每个人都有特殊性,包括族群、性别、年龄、语言、环境,甚至基本价值取向等的不同。 转自:爱思想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4MMxetSbUR5B-ITjLqH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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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019年3月,《中华读书报》,访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

《中华读书报》2019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1-201 原创: 张梅 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 张梅:您近年来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我理解您所说的“精神人文主义”实际上包含四个向度:一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即身心灵神的统一;二是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即个体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三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即“天人合一”。近几十年来,人们为振兴人文精神做出了各种努力,大家都在呼唤一种真正的全人类都能接受的人文主义,在我看来,“精神人文主义”的提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以您之见,“精神人文主义”能够为重振人文精神、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作出哪些贡献? 杜维明:这不是说我们强加于人的一种共识,而是大家考虑到要对人做一个全面的理解时,这四个向度都不可分割——你只注重个人而不注重社会是不可能的,过分注重社会和谐而不考虑个人尊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过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而对自然环境不能维持,也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如果只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对很多宗教传统、精神传统(超越的上帝、安拉这种精神的最高实体)完全不照顾到也是不可行的。它们是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但是中间又有很多交互的关系,所以讲个人严格地说不只是主体性,我认为主体性是与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志向、人对自我的了解都有关系的,但是主体性中间又有互为主体的因素。对于自我的了解,你可以想到将心比心——了解他人也需要同样的要求,讲到个人最高的理念一定是和他人有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逐渐建构起一个以信任为基础而不是完全以契约为基础的社群——家庭就是最好的例子,是自然形成的社群,然后从这个社群逐渐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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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8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亚洲危机与工业东亚

导读:本期继续推送杜先生谈论工业东亚的文章。上一期的文章发表于八十年代,而本期推送的访谈则发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尚未彻底消退之时。这场危机使得备受瞩目的亚洲模式受到诸多质疑,在更深层面上,也是对东亚传统中政府较强的管控力、儒家的伦理价值等的质疑。 对于批评者的意见,杜维明先生指出,宋明儒学,即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对工业东亚影响甚大。儒学并不仅仅促进了东亚现代化,经过创造性转换后的儒学,应当能对现代化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反思。 本文出自《杜维明访谈集(20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访谈内容有节选,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东亚面临的挑战 周勤(以下简称“周”):目前的东南亚风暴在东西思想界都导致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从而进一步对亚洲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等文化诠释模式提出质疑。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我相信这是很难成立的,除非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ujedaeprFHANDtjMy-_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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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3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纪念徐复观

导读: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是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人生经历传奇,早年戎马沙场,参加国民革命军,身历娘子关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累功擢升国民党少将。后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熊先生赐名“复观”,取《道德经》“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之意,自此开始潜心于儒门,渐渐淡出军政界。杜维明先生早年在台湾东海大学求学之时,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是其授业恩师,用杜先生的话讲“他们为我开启了儒学之门”。因此,本公号将杜先生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纪念徐复观先生的会议上的主题演讲作为 “徐复观系列”的第一篇推文,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徐先生的思想轨迹与学术精神,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杜先生所言“文化中国”的时代意义。 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 各位师长,诸位学友: 我感到很荣幸,能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纪念业师徐复观先生的学术会议上,和萧萐父教授一起,首先表达我们对以体道、求学和论证三途并进来弘扬儒家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见证者——徐复观先生的崇敬和怀念。能在和他的家乡毗邻的国际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研讨他的学术思想,意义非常深长。 我在青少年时代(十四五岁时),就首先聆听了徐复观先生的教诲,一晃三十多年。虽然那段时间不能够朝夕与共,但他在道术上的择善固执,在学业上的艰苦功夫和在政治上的抗议精神,随时随地都鼓励我、激发我。他的那一支带有深情的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磁场”,使得我们这些花果飘零的受惠者,能够环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各种类型的文化事业。他所接引的学生后进很多,学术界只是一个侧面,在媒体、企业、政治界、宗教界乃至各种不同的民间社团,都有徐先生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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