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 Weiming (杜维明)

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隆重举行。此次会议邀请到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知名学者出席，分为“精神人文主义”、“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文明对话”和“儒商论域”六个分论题。

开幕式

10月19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姚新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式，他指出精神人文主义对于我们理解世界轴心文明、当下中国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姚新中教授对于出席本次会议的杜维明先生的八十岁生日表示了祝贺，对杜维明先生为提炼中国优秀思想、彰显儒家思想价值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表达了感谢。

杜维明先生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各位学者对于精神人文主义的探索，让他感到所做的工作不仅是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同时是在大家的共鸣当中逐渐发展的群体贡献。杜维明先生认为，“精神人文主义”以人为核心，但又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思潮，它以超越各种宗教诉求为基本要求，同时也使得各种精神文明更加充实。他指出，“精神人文主义”是开放的，它意味着在坚持个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关爱他者。因此，他邀请大家共同对话，互惠互利，互相丰富，共同搭建“精神人文主义”的多元架构。

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发表题为“精神哲学与人文主义”的报告。陈来教授以徐梵澄对儒家心性哲学的理解为主题，阐释了精神哲学与精神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徐梵澄先生的精神哲学以心的知觉性为基础，不仅注重个人的心，也注重宇宙的心，是超越个人的思想，对于接续和发展精神人文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之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发表“杜维明先生精神人文主义的新贡献”的主旨演讲。郭齐勇教授分享了杜维明先生与自己的思想交流，指出杜维明先生主张回归到轴心文明，体现天人合一的精神，肯定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和超越意识，这是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区别。全面的人应该在人和人之间建立持久互动、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长期和谐。郭齐勇教授也肯定了杜维明先生对精神人文主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挖掘，以及精神人文主义对我国和世界的可能贡献的探索。最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教授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Herta NAGL-DOCEKAL）发表题为“精神哲学与人文主义”的主旨演讲。多斯卡尔教授分析了西方启蒙时代康德等哲学家对于人类精神理性的探讨，以及其与杜维明先生探究的中国儒家哲学之间的联系，肯定了杜维明先生所强调的重建儒家哲学对现代理性、政治、宗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杜维明先生对于儒家哲学的重新整合和阐发，将在未来产生持续的影响。

“精神人文主义”专题研讨

开幕式结束后，精神人文主义论题的讨论在斯坦福中心中庭、M11和G11三个会议室同时举行。在精神人文主义A组研讨会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路德维希·纳格尔（Ludwig NAGL）的演讲以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质为关注点，分析了理查德·罗蒂对于“内在人文主义”、查尔斯·泰勒对“宗教信仰的选择”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杜维明先生对“精神人文主义”的阐释。他指出，杜先生的探索是对儒家学说的创造性的重新解读，精神人文主义蕴含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多样性的和谐关系，为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姚新中教授围绕杜维明先生对于“体知”这一重要概念的阐发，提出这一论域一方面回应了灵与肉、主与客、德性与知识二元对立的窠臼，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儒家的认识论和精神性提供资源。姚新中具体考察了孟子如何将精神运用在对性、命、天道的体知之中，认为对孟子来说，体知是将只关注人类福祉和德性的人类中心理论转化为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所必需的，这一长久的传统，将由当代的儒家学者们以精神人文主义的方式承续。美国卫斯理安大学的安靖如（Stephen ANGLE）教授回应了杜维明教授所引领的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号召，考察了传统儒学的性别和等级观念。安靖如教授认为，对于具有学习和成长空间的良性社会来说，等级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一部分等级制必须受到批判，从而创造出非等级制政治关系所需要的空间。来自浙江科技学院的孔祥来老师就“天人合一”的儒学阐释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从“天命之性”的展开、“天命之性”的现世持续实践、对“学而知之”的内在要求、合一之“天”的精神性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家人心和天道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李存山教授考察了 “精神人文主义”与西方启蒙心态的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反思。进一步他指出，中国文化自西周以来就形成了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思想，这是不同于启蒙心态的另一种人文精神。台湾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林月惠教授以“杜维明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为题发表演讲。认为杜维明先生以全球性的视野，比较哲学的视角，致力于儒学与跨文化的对话，对于新儒学的国际化有着重要意义。并且，她指出，杜维明先生对“创造性”的强调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杜先生对于儒家精神的探索，体现了深刻的“提问意识”，这种意识也将成为探究深化的动力。

在精神人文主义B组的讨论中，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立胜教授对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进行了反思，并对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提出的“儒家式人文主义”的设想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杜维明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是对前代学者“主体门”的深化和扩展，是通过重新挖掘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掘井及泉，回应当代世界性问题的系统论说，这也是精神人文主义的致思宗旨。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的郭沂教授的论述主题是“成人”。他认为“成人”是寻回现代社会人生意义的方案，而“尽性”则是通往“成人”的路径，“道”则是实现“尽性”的凭借。面对现代化给人带来的种种问题，杜维明现实提出的不同于世俗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具有启发意义，是儒家之“道”重放光辉的重要表现。美国耶鲁大学的约翰·格里姆（John GRIM）教授以“感觉、思想与创造”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感觉、思想与创造的相互协同是精神人文主义参与置身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三种方式是通扩展生命广度，穿过人生幽径，达到意义彼岸的重要方式。当然，这三者本身也可以提供一种批判的向度，从而使我们理解超越取向的宗教传统。他以此为基础，系统阐发了宗教和生态间互通的可能性、实现路径及现存的疑问。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任剑涛教授认为“儒家人文主义”是不少儒家研究者对儒家精神特质进行概括时使用的辞藻，这是一个在知识上需要严格审度的概念。这一词汇是在西方人文主义理念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解释的产物。因此，在知识上需要确立判断儒家思想是否是人文主义的坐标：神文、人文与物理，从儒家人文主义命题的自我生命力来讲，这一命题在中西学界获得的认可，已经具有底线上的公度保证。耶鲁大学的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教授的发言主题为“认识方式与评价自然的方式”，她认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对自然的认识，忽视了许多宗教中的古老智慧。神迹、美好和想象等认识方式被现代性的规约主义分析方法取代。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理解现实的方式不再是探索知识的边界，而是对创造性地融入宇宙的普遍运用。所以，多样认识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应该被进一步定义为“关注整全”，这要求我们对自然的伦理保持敏锐的感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晨阳教授注意到，近期杜维明教授强调儒学需要警惕儒学与政治权力的合流。在杜维明先生看来，儒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学派自有其价值和尊严，当代儒学被政治权力操控之时，它会逐渐受到腐蚀。在过去，儒学曾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而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李晨阳教授对杜维明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出，儒为儒家的价值和尊严考虑，儒家应保持在政治权力中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提出了儒家可能的应对之道。

精神人文主义C组的讨论探讨了学何以成人、道教道家思想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孟子“仁宅礼门义路”，以及精神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等“中国哲学”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元素。其中，中山大学的李兰芬教授从汤用彤对于“玄学”之“学”的理解出发，着重诠释了何种“学”才具有儒家期待的“成人”意义，对“学”与“成人”的关联问题做出了新的探讨。云南大学的郭武教授以道家道教的“己群地天”观念呼应杜维明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以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出发点，对当代人文精神的重构做出了新的思考。浙江大学的关长龙教授关注孟子“仁宅礼门义路”诠释在儒学体系中的结构意义，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霞研究员以精神人文主义为视角，深度挖掘了道家“道”的信仰维度对于当代人信仰重建的重要参考意义；个人生命安顿、人类秩序构建和天人合一理想的实现都能够从“道”中汲取资源。

“启蒙反思”专题研讨

19日下午的讨论以“启蒙反思”和“文化中国”为主题。“启蒙反思”分会场集中研探精神人文主义在伦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非哲学”领域的价值与意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加利亚·帕特—沙米尔教授（Galia PATT-SHAMIR）审视了“翻译”在中国哲学的世界理解中特殊的位置与意义，并以此为视角考察了杜维明的“学以成人”、“体知”、“自我超越”等概念。陕西师范大学的丁为祥教授重新思考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天人”与“体用”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儒家新的时代意义：不仅能够在科学研究与市场经济中扩展关怀，而且可以通过“据德立业”培养工匠精神与创新意识。武汉大学的胡治洪教授挖掘了儒学学说中有助于救治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危机的思想资源。中山大学李萍教授发言指出，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建构精神人文主义，必须突破狭隘的特殊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双重藩篱。西安交通大学的张再林教授以“体育”为角度，探讨了颜元思想中批评“重文轻武”与力倡“文武相济”的一面，及其对当下传统文化再建的重要启示意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赟教授述论了杜维明先生以精神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旨趣，指出精神人文主义是天地人相结合的人文精神，也是内在与超越相统一的人性信仰。韩国国立仁川大学的赵东成教授的主题是人文主义在研究与教育中的应用，他结合韩国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具体情况，强调了人文精神在当代教育中的重要价值与特殊意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吴荣桂副教授（Michael ING）在研究中发现儒家提倡以行礼的方式理解“柔弱”概念，进而将“柔弱”的诠释发展到了最合宜的程度。台湾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李明辉教授探讨了儒家人文主义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不与宗教对立，而正是宗教与人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儒学的本质。复旦大学的林宏星教授以《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一书为对象，重点探讨了杜维明先生的“良知”概念，深度诠释了杜维明先生在中西融合视域中对儒家传统的现代性创发。

“文化中国”专题研讨

在“文化中国”分会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丁四新教授对郭店简《尊德义》篇的作者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尊德义》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可以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和思想的一致性三个方面进行证明。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中庸》的文本解读，他指出，《中庸》本是《礼记》的一篇，《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并无分章，朱熹做《中庸章句》时对其分章并加以注释。《中庸》第十三章以“君子之道四”为界，实际可分为两个部分，当然“君子之道四”与前面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所以朱熹的分章也有其开创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正副编审发言题为“重思荀子的‘大清明’”，他认为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他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这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同时此词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以“儒学的‘超地方性’与‘在地性’——以江户儒者佐藤一斋《孟子栏外书》为例说明”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儒学曾被人当作某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其实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超地方性”（over local），同时，它在传布过程中不断“在地化”（localization），至少在东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唐文明教授发言主题为“仁孝与感应”，他指出，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在汉、宋儒学史上都是被明确提出过的重要问题。程朱在其新的人性论框架中提出仁体孝用论，将儒门义理中所提倡的爱的普遍性与差等性成功地统一起来，但在落实于生活经验时犹有重要缺失。他提出应当从天人之间的感应来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样仁与孝皆归属于人直面天地的超越性经验，在下半场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干春松教授以“儒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反思”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在学科化的大势下，儒学的价值取向并没有消失，而以历史的眼光来梳理其发展史是一种理论的必然要求。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叙述，及其受到的相应批评，均反映了历史观、信仰等多重因素对于现代儒学史撰作的方法论意义。纽约州立大学的陈丹丹副教授关注清初遗民的文化认同与重建，她以清初知识界对“耻”的论说作为课题，强调这一儒学概念不仅在个人德性与社会规范等多个方面形塑了士大夫的群体认同，更为国家重建、为学途辙以及士人治生的日常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以探讨了文化中国和精神信仰的更新，他认为中国文化既古老又充满生机活力，有其内源性动力机制和思想精神层面的基础资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轴心时期形成的经典传统、绵延不绝的政治理念及其精神气质、族群共同体所依赖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反本开新与旧邦新命的思想史意义等问题展开分析讨论，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神圣感和创造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刘笑敢教授探讨了到家哲学中的“宽容”概念。他认为道家文本中虽无“宽容”一词，但为了开展对当代西方哲学和前现代的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在其中寻找相应的概念和思想。老子思想中包含宽容的内容，并超越了西方哲学中的“toleration”的概念。老子的最终目标是整个世界兼容并包的平静与和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杨泽波教授回应了“钱穆之问”所提出的天人合一问题。他认为“天人合一”具有道德践行和道德存有两重意义，在其中，道德无相都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做到了无相，才能真正体会到与天的合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去除强意义的天人合一，将天人合一主要置于弱意义之上。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将是今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引驰教授以“中国文学史上的轴心时代”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文学史是时间维度上历史的展开。中国文学历史之中存在三个轴心时代：先秦、唐宋、“五四”。如果观察中国文学的流程，历代的文人常常会不断回过头，回溯他们自己所认同的精神源头，重新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和价值；那被一再回溯的时代或者即可认为是所谓的中国文学的轴心时代。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专题研讨

10月20日上午会议的主题是“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分两个会场同时举行。在A组的讨论中，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李大华教授以“论‘法’的意义下的公平”为题发表演讲。李大华教授对法的意义下的公平问题进行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的考察，从这一问题出发，探讨了依法治国和法制的区别，在当代语境下阐发了“法”的意义下的公平性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的报告以“儒学与自由”为题，探讨了权利视角与儒家视角之下对于爱、生命、自由等概念的不同理解，他指出，在儒家看来，情感需要成为一种道德责任，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启发，需要行动和能力惠及更多人，这与权利没有直接关系。“仁爱”仍然是儒家首先要强调的价值，尽管“仁爱”不能解决自由、权利等方面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肯定儒家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发表题为“精神人文主义：意义及其扩展”的演讲。他从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概念，探讨了精神人文主义的内在意涵，指出精神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人文创造，结合了人和超验对象、现实与超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摒弃了人的物化、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以人自身为本位，也体现了“以人观之”的人的视野，同时又避免了走向一种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杨国荣教授认为，精神人文主义探讨，是一种开放的，精神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其指向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建构，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关切，包含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体现了新的时代内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方朝晖教授考察了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探索，指出中国文化建立在三个文化预设之上：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此岸取向体现在以人生活的天地为唯一真实的世界。关系主义表现在，人际关系是坚定社会关系的最基础意义，寻找将人际关系秩序化的途径。团体主义表现在个人的安全感来源于生活的集体。来自韩国的史彤教授（Thomas SELOVER）考察了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普遍性与脆弱性。他从普遍的人、适用于广泛人类经验、人类与宇宙联系三个角度阐释了“普遍性”，并从人类社区的异化、集体关系的解体、环境危机三个角度揭示了“脆弱性”。他着重探讨了新儒家从人际关系、身心关系、与万物的统一三个方面对于人的理解，以及对于“脆弱性”的反思。对人的精神性的强调和捍卫，肯定了新儒家思想的独特性、深刻性与影响力。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探讨了“儒学与权利”的问题。他首先梳理了学界对于儒学和权利关系的观点，包括相容论和不相容论两种主流观点，并通过考察这些学说，结合人类学的理解，运用权利思想与话语对孤单儒学的相关思想进行了重构，阐释了儒家思想中的权利观念，从而有力地回应了不相容论的观点。进一步地，陈乔见教授指出，儒家思想的权利重构，将有助于儒学与权利的双向发展，从而为权利的合理性和可欲性作出辩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的演讲主题是“啖助新《春秋》学的意识指向及其张力”。他探讨了啖助新《春秋》学的研究，认为其以分析的批判的方法，由时代问题出发，指出了历史表象背后的必然之理。何俊教授指出，啖助新《春秋》学通过历史表象背后的理、权、心的赋予，不仅表达了其历史观念与政治哲学，而且使得旧的经学知识形态转为心的力学知识形态，以充满张力的思想开启了理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的演讲聚焦于“儒家信仰之‘天’的理性化建构”问题。朱汉民教授从“天——天道——天理”这一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精神人文建构过程。他认为，天道、天理的理性化并不会排斥原有的最高信仰，但是会通过不断的思想创造而凸显新的思想意义，从而实现思想史的变革发展，形成“天”的理性化的进程。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杜保瑞教授从周易六爻的架构探讨了儒家与各家的沟通，从系统性、检证性、适用性、选择性四个角度，探讨了儒释道三教学派之间的交谈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金刚发表题为“从‘文化心理’与 ‘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挑战”的报告。赵金刚的关注焦点在于，儒家伦理在当代的理论根基在被逐渐解构的背景下，探索儒家伦理的当代重构何以可能。他的发言围绕现代对于李泽厚先生“文化心理”、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的理解，认为当下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阐发尚需厘清，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值得更多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探究了中国社会基础生态与群体心态的关系。

在B组的讨论中，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堃副教授基于对《诗序》阐释中的诗教源流的梳理，阐发儒家情感教化的诗性特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系吴疆教授考察了王国维、冯友兰、唐君毅和牟宗三有关境界或儒家精神性的观点，概况出现代中国思想界中对儒家精神性的定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在肯定赵汀阳教授“天下体系”观的洞见的同时，从三个方面对其作出进一步的回应和批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光临教授将南宋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思想的理论框架与其时政论述结合起来，以还原叶适经世之学的问学途径。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宗义教授从当代新儒家的三个主要哲学课题，深入分析了“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的思想和贡献。下半场的讨论中，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分析了杜维明先生的“体知”这一重要观念对当代认识论的儒学贡献。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郭少棠教授用饱含情感和学术元素的方式，描述了杜先生如何继承并开拓了他们的共同导师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的儒学传统。美国布朗大学罗浩（Harold ROTH）教授认为沉思学的基础认识论受到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影响，并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小超副研究员通过文字学和义理考察，指出《中庸》的“配天”叙事有着深刻的超越意涵。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景林教授通过厘清儒家义理体系与古代社会信仰系统的区别与联系，来理解儒家的宗教性问题。

“文明对话”专题研讨

10月20日下午会议的主题是“文明对话”。在A组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提出，儒家角色伦理学“以关系为本”培养道德性格，与自由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认为，与周边的各大文明相较，儒家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世俗性虽不是一种宗教形式，但同样充盈着精神性的色彩。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指出，古代漫长的“以儒诠回”汉文译著活动，代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但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卢永灿教授将杜维明教授思想的意义与雷蒙·潘尼卡相联系，认为杜先生为文明与宗教间的对话提供了桥梁。德国特里尔大学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深入反思跨文化对话方法作出深入反思，提出思想对话必须处理寻找共识等四个问题。下半场，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从龙场悟道的意义、致良知的精义、知行合一的特点三方面探讨了王阳明的精神与智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宋家复教授提出，建构十一世纪的宋代史学是与我们时代的史学编纂不同的视域，理解这种差异要求从当下自身中脱出，其理想方式就是“跨语际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雷博博士在杜维明先生思想的指导下，以“君子力”概念作为抓手，进行“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教学模式探索，并总结了相关经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柯乐山（Jonathan KEIR）副研究员追问在一个渴求“意义”的时代，彼得森与齐泽克这类媒体宠儿和学术明星大行其道，杜维明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思想与全球人文视野将能如何实现这一问题。

在B组会场，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陶金副教授围绕“精神人文主义”理论对“文明对话”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儒家思想在人类现代文明对话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李光虎教授以“论道学与科学的互补式发展”为题进行了发言，从东西方哲学对比的角度对道学和科学的真理观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道学和科学互补发展的必要性。邰谧侠（Misha TADD）教授以《老子》为例，探讨了作为文明对话“中项”的共享文本，提出《老子》文本具有跨语言和跨意识形态的媒介性质，可以使极为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间能够彼此亲近。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吴锡源教授以“儒教的大同社会与和平精神”发言，以《礼记》中的大同思想为中心，对儒教的和平精神进行了探讨。下半场的讨论由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桂萍老师主持。来自瑞士巴塞尔大学欧洲全球研究中心的拉尔夫·韦伯教授（Ralph WEBER）关注杜维明先生的“多元现代性”，探讨了多重现代性和催生它的社会之间的范式，并展现了杜维明的社会学论述的规范性转向。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崔英辰教授通过对十八世纪朝鲜儒学的人物性同异论进行分析，强调了人类中心主义向自然中心主义的转换的重要意义。来自韩国西江大学的李伦美教授以“杜维明的儒家人文主义与当代儒学”为题进行了发言，她说，儒家人文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对作为共同实践和与天对话的人类处境的创造性转化的信念。杜教授意在强调儒学的核心概念中的张力和动力，激发儒学的生机。通过对杜教授的儒学生机观念的思考，我们得以审视今日现代儒学的重建。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邢丽菊教授，她的发言主题是“韩国儒学的理概念”，她梳理了栗谷、霞山、茶山等韩国儒者对宋明理学“理”的概念的诠释与发函。她认为，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闭幕式

两天的讨论结束后，参与会议的全体学者在斯坦福中庭参加了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研讨会的闭幕式。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中心主任王建宝主持了闭幕式，并对会议全程进行了总结。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新加坡、以色列共108位杰出学者的发言，其中29篇英文论文，79篇中文论文。闭幕式上，陈少明、郑宗义、陈赟老师回忆了与杜维明先生多年以来的交往、杜先生在思想和人格上对他们的深刻影响。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教授、玛丽·伊夫林·塔克教授、罗浩教授、拉尔夫·韦伯教授等在不同时期和学校师从过杜维明先生的学者也纷纷发言，感念杜先生的言传身教。在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后，与会学者们自发起立鼓掌，祝愿杜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活力。在掌声中，杜先生表达了对学者们诚挚的感谢，他谦逊地说，学者们对他思想的理解比他自己更深刻，他的成就和影响有赖于多方外部条件的帮助与支持。今后他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学术道路，不断向学者们描绘的理想人格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