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17

June 30, 2017, Lecture 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Morality of Reciprocity

Invited by Pro. Tu Weimi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Pro. Leonard Harri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Purdue University delivered a speech title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Morality of Reciprocity” at 3:0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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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7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学以成人:自我的无限开放

导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1982年9月9日在新加坡教育学会研讨班上的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儒家对于学的理解》。杜先生的总体思路是:以自我作为人的意义世界的基本维度、以“学”作为自我关怀推扩至万物一体的必然路径,由此构建儒家“为己之学”成己成物的道德理想境界。何为“己”?杜先生认为,自我“绝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个体,而是人类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可达到的一种可分享的共同性”,自我作为学的焦点,其自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学以成人:自我的无限开放》 杜维明:刘博士,女士们,先生们,我极为荣幸,能够在这里和诸位一起来讨论我对儒家对学的理解的一些还不成熟的看法。既然这是一个讨论班,我们相互交流的第二部分比我这一番独白要重要得多。我先简明扼要地谈谈儒家思想里几个核心的问题,作为了解儒家对于学的探讨的背景。这些问题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出现,可以被理解成是对一个重要的文明的衰亡的反应之一。我指的是周代文明,它在公元前551年孔夫子出生前的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兴旺,甚至在孔夫子在世之前,这个朝代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成熟的政治文化、教育体制和社会结构。所以,孔夫子把自己说成一个传递者而不是一个创新者,并不是谦虚之词。他实际上是作了一个有关存在判断的选择。 作为对于周的衰亡的反应,有好几种。其中之一是道家的反应:要离开人类的文明在自然中寻求安宁和解脱。道家的倾向性当然要求一种强烈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因素。比孔夫子在世时期更晚一些的墨家的反应,有更明显的宗教性。墨家通过组织纪律严格的宗教团体,在人类社会中寻求意义。墨家主要的创始人墨子,极力主张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建立团体组织。这是一项革命性的事业,而且很有些极端主义。法家的途径又是一种选择。面对社会的大变革,法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上。他们所关心的是封建国家的权力集中。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相当复杂的、理性的历史状况。儒家只代表了好多种中的一种而已。其他的途径包括道家在自然中对和平的追求、墨家对于把兼爱作为重建社会的一种动力的侧重,以及法家对于通过政府控制达到社会稳定的信念。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Oi6Dp3WW-A_qumg83j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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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4-25, 2017, Symposium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held in the Songyang Academ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Songyang Academy, a symposium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Songyang Academy Conference Series No. Four) was held on June 24-25, 2017 a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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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4-25日,“当代儒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嵩阳书院学术会议系列之四)

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嵩阳书院联合举办的“当代儒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嵩阳书院学术会议系列之四)于2017年6月24-25日在嵩山脚下的千年学府嵩阳书院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的26位学者就“当代儒学开展的前景”、“当代儒学发展的分析与反思”、“儒学与世界哲学”、“儒学与政道“、”经典诠释与创造性发展“及”儒家经典与现代教育“等六个分论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是上世纪初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浪潮的逆转;从空间维度看,是非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语境中崛起的重要构成。这一转折发生发展的轨迹,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正是基于对这一转折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一转折当中出现的各种学派涌流的相互激荡,各个层面侧重和各种做法的分殊,既反映了儒学复兴的活跃和生命力,也包含了需要引起注意的种种问题和令人不安的倾向。本次研讨会邀请当代儒学复兴的部分主要代表,“嵩山论道”,一起当面交流切磋,以期对当代儒学发展的经验、现状和方向作出一些分析和思考。 嵩阳书院执行副院长孙培新先生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他用清朝乡贤耿介的诗《落成嵩阳书院》欢迎各位学者的到来:“焕然坛坫开中天,冠盖如云萃众贤。自是秉彝同好德,洛闽今日见薪传。” 他说,在此二程曾经讲过学的地方,今天的会议又一次“萃众贤”,见证了儒学开展的“薪传”。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在发言中肯定了近年来大陆儒学的波澜壮阔的气象,他期待并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21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的发言集中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指出了传承对于创造发展的重要意义。 与会学者们认为,当前的儒学复兴显示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回归。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回归要求我们超出中西二元分立的对立性的思维,站在统摄的高度,容纳不同文明的成果,转消极被动接受西方文明为主动参与世界文明的构建,让儒学为人类提供共享的智慧与价值理念。 学者们对当今国学热中出现的一些乱象也提出了警告,比如原教旨主义的儒学、庸俗化的儒学、盲从和迷信的复活、只要求背诵不讲义理等。杜维明先生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如果说过去儒学碰到的困难是太边缘化了,没有发言权,现在的困难正好相反,是它变成了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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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8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一个匠人的天命

编者按:如今,随着科技全面接管人类生活,我们日益怀念“手作”的岁月,“匠人”及其代表的某种精神也开始成为话题。无论是手艺人、匠工,还是律师、医生……都只是职业,但要做第一流的人,要将技艺“内化为自身,进而展现为德性”,必须要有品格。所谓的“匠人精神”之于我们,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杜维明《一个匠人的天命》这篇不长的读后感,从多个角度提示了匠人精神的要素。我们推送此文,以期引发更多对上述话题的关注。 另外,我们同时推送《做书的吕秀兰》,该文发表于九十年代的《读书》,以颇富感情的文笔讲了一个做书匠人的故事。希望在新旧文搭配之下,让我们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更加丰富与立体。 一个匠人的天命 文 | 杜维明(原载《读书》2016年2期) 阅读量:1.6万 很偶然的机会,读到日本秋山利辉《匠人精神——一流人才育成的三十条法则》一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类似的课题,以前几乎没做太多思考。意外的是,这本书触及了我多年来关怀的许多问题。 1人——技术——德 第一是关于“人”。何为人,学做人的问题。第二是“匠”,就是技术,而且是高超的技术。最后是“精神”,由秋山身体力行所体现的精神,是如何将技术内化到自身,进而展现为德性。他的努力方向,是以培养德性来创造在技艺上有特殊贡献的匠人,即技术上的超人。我看了他的书,起初有点疑惑,他有一些要求我觉得太过严格:初学的小孩子要在一分钟内讲述自己的家庭、现在、未来,不过这一关就进不来。另外,不准用电脑、手机,这个要求也颇为严苛。还有注重打电话沟通的能力,注重珠算的能力,甚至要自己清扫厕所,吃饭也要快……这些都是必要的吗?但是在仔细阅读了全书以后,我发现他所考虑的东西正是三个层次融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贯彻,其中的“三十条原则”基本是一个自传,从自传所体现出来的做人的道理,把它作为真正杰出的工匠必须具备的条件。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H2A6J774FCbEJtMLbOFS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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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2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马一浮学术的当代意义

马一浮(1883-1967),浙江会稽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同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家学深厚,是近代最早接触西方思想的学人之一。他于1901年与谢无量、马君武在上海成立“翻译会社”,出版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1902-1904年间赴美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学习语言和西方思想,在日本期间积极向《民报》投稿。然而归国后他却诀别西学,终身致力于中国传统学问,并于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担任院长兼主讲,效仿宋明儒者的社会参与形式。如果说梁启超式的学人对传统抱有“温情与敬意”,马一浮则完全忠实于传统,在他而言,西学所呈现的真理是片面的,以国学形塑个体心灵和中国社会才是唯一的道路,而国学又以六经作为统摄,“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2013年4月23日在“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上所做的演讲。 杜维明:《马一浮学术的当代意义》 今天我作为言者,我不是直接谈马一浮先生的哲学,而是谈它现代的含义,具体地说,在诚信缺失、道德最低的底线已经不能维持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马—浮的哲学所体现的儒家人文精神,它的含义在哪里? 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身体、心机、灵觉和神明四个角度来成就自己。今天从儒学的思路来看中国的发展,我们所借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模式,如果只是英美模式,只是经济主义,只是线性思维,这是不够的。马一浮的思想告诉我们,它不是线性思维,是复杂体系,是全面性整合的思维,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各种不同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因为它体现的价值是开放、多元的。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除了东亚文明的变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和印度、伊斯兰、俄罗斯、土耳其及非洲进行全面深入的交流。可能最近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可是近年来中美的交流多半不是对话,因为属于贸易的对话、生态的对话、战略的对话、人民币升值的对话,都只是博弈、抗争或者施压。如何转变这种不健康、甚至极其危险的情况,是我们现在都必须关切的大问题。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HfWKHLV_neKjJLe4CJQi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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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9日—11日,“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哲学范式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

腾讯道学北京讯(王淇)2017年6月9日—11日,“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哲学范式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阳明学中心共同承办。来自中国(含港澳台)、美国、日本、韩国、希腊、以色列等12个国家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参加讨论。这次会议也是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前奏。 杜维明教授(摄影:李欢欢) 6月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的主持下,会议拉开了序幕。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刘哲教授首先致辞,对远道而来的哲学研究者们表示欢迎。他说:“这次会议是对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探讨的出色开始。2018年即将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将对不仅中国哲学,而且哲学本身在人性多重维度中的角色进行反思和讨论。” 刘哲教授(摄影:李欢欢) 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主席王蓉蓉教授致辞说,本次会议是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SACP)首次在中国举办的活动。SACP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将亚洲哲学列入西方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其主要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促进不同哲学传统对话的范畴,随着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那么,亚洲哲学如何做出卓荦不群、启示未来哲学思考的贡献呢? 王蓉蓉教授(摄影:李欢欢) 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陈鼓应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对中西哲学交流无疑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他期望,当前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而儒家倡导以“和为贵”、道家酝酿着“天和”、“人和”、“心和”的思想观念,中国化的佛教也从世俗生活的一面倡行一种和谐的伦理,他觉得其中所焕发的人文精神就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 陈鼓应教授(摄影:李欢欢) 接下来,北京大学郑开教授和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分别做了主旨报告。北京大学郑开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本体论的误置与形上学的重建》,他从批判性反思和建设性思考两个方面展开了对中国哲学范式与价值的探讨。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广泛存在“本体论的误置”。中国哲学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古希腊形而上学或本体论那种依于逻辑和语言来分析“是”、探究“存在”(being)的传统。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使用“本体”或者“本体论”概念,难免有“实体”(ousia,substance)或“实体化”之嫌,因此需要审慎。 另一方面,郑开教授希望借助道家哲学探求中国哲学的理论范式。他依照“无”的思想逻辑对道家形而上学多元复杂的理论结构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道家形而上学既涉及了物理学(自然哲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含政治哲学)等思想世界的内容,更开拓出更高层次的、以心性论为基础的精神境界,境界形而上学确是道家哲学的最终归宿。可见,道家形而上学深闳广大,其中心性论、实践智慧、精神哲学和境界理论等最具特色,恰好与西方形而上学之核心部分——逻辑学、知识论和本体论——迥然异趣。如果说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基础是“主客两分”,那么自战国中期以降的中国哲学则更倾向于打破主客两分藩篱,进入“主客混冥”的精神境界。 郑开教授(摄影:李欢欢) 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名”或“不名”:早期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问题》,她发现早期中国文献对如何给事物命名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她用了三种方法论工具来分析中国传统对命名或称谓的重视:其一,为来自西方修辞传统的paradiastole,早期诸子往往不会将现实存在诉诸于超越领域,而是仔细厘清相似或相异的概念,通过“名”来裁制尚未被裁制的、辨析尚未被辨析的。其二,为分析哲学中的“诱导界说”(persuasive definition),观念或术语具有描述性与情感性两重意涵,因而对某观念的新诠释也有两种途径。以先秦诸子如何明确指称或定义“忠”、“孝”为例,当对“忠”、“孝”持有混合或较为温和的立场时,人们可以论证在某些情形下舍弃忠孝而追寻更高的道德准则乃是英勇的选择,由此挑战既有的情感意义。而如果某一群体极其拥护“忠”、“孝”所具备的强烈情感意涵,人们会通过改变观念的描述意涵,从而为自己忤逆昏庸之父或暴君的行为做辩护。其三,为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所提出的“正名”说。尽管正名这一概念有着古老根源,现有的关于正名的流行解释主要是由胡适对孔子的看法所引发的,戴卡琳认为这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外来的、不合时宜的工具。中国早期大师们对于命名和指定的坚持是后学误读基础上的建构。在战国时期的资料中,正名既不是非常重要的,也不是特别连贯的。它被看作是属于统治者的,也许由一位臣子辅佐,由强大的文士运用(在汉朝)。与孔子自己曾做过的修辞活动没有明确的关联。上述三种方法论工具,一方面可用以探索中国哲学对某一概念如何被定义,或某一情境如何被称谓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的特性。与此同时,它们也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误读原始论证。 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摄影:李欢欢) 6月10日—6月11日,围绕着“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哲学范式与价值”这个主题,研讨会热烈开展。与会学者讨论的子议题包括:“中国哲学的理论特征和研究方法”、“中国哲学中的政治与人性”、“中国哲学的历史与理论”、“儒家哲学研究的新视界”、“道家哲学的多样进路”、“道家政治哲学和境界理论”、“作为中国哲学问题的语言、逻辑和知识”、“中西哲学之间理解之路:翻译、研究和讨论”、“中国哲学通向亚洲哲学”、“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印度美学中的Mimesis(Anukaran?a or Anukr?ti)”、“对比哲学人类学”、“自由与个人主义”、“比较伦理学”、“作者与评论者面对面:现象学与跨文化理解——寻找一个新的文化体”、“中国哲学的成己之学”、“榜样的作用”、“经典诠释和理论分析”、“认识论与共同体”、“世界哲学”、“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和亚洲哲学”等,通过自由而热烈的讨论,促进了学问之研讨、思想之交流、文化之对话。 大会现场(摄影:李欢欢) 11日傍晚,会议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院落下了帷幕。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主持了闭幕式,杜维明、安乐哲、王中江、陈鼓应教授发表大会演讲。演讲内容丰富而深邃,会场气氛热烈而愉快。与会学者欢聚北京,用火炬一般的思维启迪点燃彼此,愉快而富有收获的三天转瞬即逝,未尽之意将在2018年的世界哲学大会继续。 编辑:刘源 责任编辑:liuyuanliu 原文转自腾讯道学:http://dao.qq.com/a/20170613/0255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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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8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儒学的困境与现代转化

(节选自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导读: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对于儒学在近现代所经历的三阶段危机的回顾与反思。列文森在现代与前现代二分的线性进步史观视角下,对中国近代学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们在情感上依恋着他们的‘历史’,但在理智上则献身于外来的‘价值’。”回望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汇的历史,能看到一种明显的文化弱势心态。正是因为缺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智分析,才会不自觉地被带入西方式的“现代”视角,传统才会成为可以放入博物馆的“遗迹”。从晚清、“五四”到新中国,从反传统到体知传统,在几代学人的探索下,“花果飘零”的儒学才有了“一阳来复”的生机,儒学的现代转化才真正启程。 一、儒学之内外交困阶段——晚清政权的衰亡与西方文化的冲击 第一个阶段,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外部来看,这一阶段儒学所面临的主要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文化危机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因素。西方文化的传入伴随着西方经济的扩张,军事的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其程度比佛教传入猛烈的多。短短几十年内,中国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没有时间去消化新知识、去反思传统文化,而是被动地对西方文化做出反应,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塑造成不同的形态与流派。 从儒学的基础来看,纵观整个清代,从康熙、雍正、乾隆开始,清王朝利用儒家作为政治的控制工具,使得儒学政治化、工具化了。因为严酷的文字狱和严厉的思想控制,清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很了不起的抗议精神,乾嘉朴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是对儒学固有的学术方向的扭转,也是对儒学内在价值的桎梏。19世纪以来,当满清政权逐渐走向崩溃,这时的儒学就已经变成了游魂。因为儒学跟政权已经难分难解,所以政权崩溃的时候,儒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HHsH8qAiuV6gysdqCMl0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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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日,精神人文主义公众号,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节选自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导读:本期推送《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一章《如何认识儒学》。儒学自诞生以来,由鲁国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帝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间与多元思想、异质文明、政治威权反复碰撞磨合。时至今日,在“文明冲突”与工具理性的弊端日益凸显之下,反思古代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中开掘出因应于当代社会建构的价值范型成为知识界的新共识。作为曾在东亚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儒学能否参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建构?儒学能否回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困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缺陷?在崇尚自由平等与个体意志的现代社会,重视群体关系塑造的儒学是否还具备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这正是杜维明先生致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儒学返本开新所必须回应的问题。 儒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潮流的一支,具有多层次的面向和丰富的内涵。如果要概括它的特色,那么可以说,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多学科、分层次的,儒学是没有教条的。 儒学是跨时代的 在历时的长河中,儒学的发展总是要面对具体的历史现象做出回应,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展开,这种历史性和时代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宋明儒学和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都有对现实做出回应的一面。但是在历史的脉络中,一种思想的发展有它内部的选择,也会产生出超越特殊环境、超越历史的思路。用这样一个比喻来看,如果我们把动态的精神发展看成是一幅由高山、低谷组成的地形图的的话,我们可以从同时性的角度,看山顶和山谷之间的关系,看时代精神的最高体现和最低基础之间的关系,它们同处于一个时代,在很多方面有共同语言,构成了一种思想的基础,比如,可以从经济状况,社会关系,自然条件等等来考察一种思想的萌生、发展和演变,这也是西方社会学和思想史研究所擅长的。但是儒学发展的长河中,更存在着高山之间的对话,跨时代的对话,比如陆象山“读孟子而自得之”,象山的心灵和孟子有默契,他对“尽心知性知天”的解释,完全能进入孟子的思想领域,这种高峰之间的对话,往往是思想取得突破性发展、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地方。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QTyknMJooFfZ4RLuAd1a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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