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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杜维明: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很荣幸能够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和大家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讨论一下“文明对话与儒 学创新”的问题。去年是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们又碰到了 “9·11”,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过于理想化,因为现 在我们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冲突。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就是日本的一个教授叫福山,他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他利用黑格尔的一个观点指出,在 人类社群里各种文明冲突、文明讨论基本上结束,只有一种观点、一条路线是人类共许的, 即从西欧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模式,而这个现代化模式到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就是以 美国为代表的现代 化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早期孔德所说的从神学阶段进入哲学阶 段、再进入科学阶段,迷信的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学、科学理性所取代。 众所周知,现代化可以有四个不同的侧面:第一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要想 现代化是很困难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现代化不可否认的途径。另外就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多元多样的,它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标志。第三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社会利 益通过企业、媒体、学术、宗教或者社会运动等把社会动力调动起来,它也是现代化的标志。 第四是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权、法制等。 福山的观点提出不久,我的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基本理念。他认 为 21 世纪在国际社群的冲突中,经济冲突、政治冲突还好办,最难的是文化、文明的冲突。 他特别指出西方文化发展面临两种挑战:一种是来自伊斯兰的文化,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挑 战,另一种是来自“儒教文化圈”,以中国为主的挑战。亨廷顿的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宰制 一切的观点,应该说这条路很曲折,不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很容易走上。亨廷顿的 基本理念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有矛盾冲突,但是将来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无法与西方文 明对抗,西方文明将来还是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也就是西化、现代化、 全球化。这是一根而发,它来自西方,来自美国,既不是来自东亚,也不能来自伊斯兰的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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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03年1月,在武汉大学的演讲,1997,杜维明: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

版权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网络发展部 2003年01月01日 (本文由吴根友博士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经杜维明教授订正) 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或者说人文学,是近十年来在国内渐渐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关切的课题。我今天的观点非常简单,那就是: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成见),然后把它作一简单的分疏,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背景来了解。另外,我要提出自己考虑的问题,即我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然后从这一方面来谈谈全球伦理。最后谈儒学的创新对全球伦理的特别意义,归结到目前美国知识界讨论得特别热烈的问题: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问题。 我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现在面临两个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且影响相当大的基本潮流(我没时间来详细地解释这两大潮流):一个是全球化的现象–无论是通过市场,科技、企业、旅游,甚至是从疾病和环保等方面看,都有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另外一个是本土化现象。最近二十年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都遇到了全球性与本土性、根源性相矛盾的问题。具体地说来,本土性就是族群意识,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乃至宗教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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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8019, Daedalus,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Tu Weiming

JOURNAL ARTICLE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Tu Wei-mingDaedalus, Vol. 134, No. 4, 50 Years (Fall, 2005), pp. 145-167Topics: Chinese culture, Symbolism,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Diasporas, Iconoclasm,Communism, Elegies, Citizenship, Chinese nationalism, Cultural identity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https://www.jstor.org/action/doAdvancedSearch?searchType=facetSearch&sd=&ed=&c4=AND&f1=all&c3=AND&f6=all&group=none&f2=all&f5=all&c1=AND&c5=AND&f4=all&f3=all&q0=weiming&acc=on&c6=AND&f0=au&c2=AND&pagemark=cGFnZU1hcms9M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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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6期,《文史哲》,杜维明: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摘要: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作者: 杜维明 作者单位: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刊名:文史哲 Jour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年,卷(期): 2002, (6) 所属期刊栏目: 人文学科世纪回顾与展望 分类号: B222 在线出版日期:2004年10月20日 页数:4 页码:5-8 万方数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wsz2002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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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文史哲》,杜维明: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文史哲 JOURNAL OF L 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02 年第 6 期(总第 273 期) 摘要 : 1993 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 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 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 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 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 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 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 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 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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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期,《中国哲学史》,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

【摘要】:正为了人类的绵延长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都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有关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重新阐述要求我们有选择地回归世界各宗教传统的精神本源并做出有鉴别的重估。这样一个回归和重估的过程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更新传统本身。从历史的角度地来看,富有活力的宗教传统总是在不时地发生重大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往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所致的人们未曾预料的结果。今天,轴心时代的文明实际上都在经历着各自的转变,以各具特色的不同形式回应着现代性的种种挑战。就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而言,轴心时代的各种文明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创造怎样的精神财富才能为现代世界人类的发展重新定向。 本文由英文文稿译出,译文经过杜先生审定。译者:陈静 中国及其儒家传统在这一重新定向的创举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当然取决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全体公民现今为实现现代化正付出的规模宏大的努力。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定位由来已久,而对其作彻底反思大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内忧外患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崩离析状态。 20世纪末,在一些关心儒学命运的知识分子引导下,这种反思以“新儒学运动”的形式延续着。倡导“新儒学运动”的知识分子包括在1949年共产主义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之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学者。 在近二十五年里,在新儒学思想家中出现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三位 领衔的新儒学思想家钱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和冯友兰(1895–1990)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儒家传统为全人类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不妨把这种观念称为人类 一宇宙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类置身于宇宙的序列之中,而不是像人类中心的宇宙观所断言的那样,人类出于选择的需要或者疏忽之故而远离自然界。通过把天人合一解释为儒学对现代世界的重大贡献,新儒学的这三位重要学者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回归儒家并重估儒家思想的运动。 万方数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zxs200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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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一期,《开放时代》,杜维明:全球化和文明对话

编者按:近来,学界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气氛十分活跃。我们特开辟“现场”这个栏目,专门刊登各地 学者的学术演讲。我们希望这个栏目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非常荣幸能够到闻名全球的中山大学,又恰逢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不久的蜜月时刻,来和大家探讨近年来、尤其是 9·11 事件以后我特别关注的议题:全球化和文明对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和现实重要意义的课题,值得严肃对待。中山大学的校训是从《中庸》中来、由孙中山先生于 1924 年手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正是讨论全球化和文明对话应该有的心态。 今年,也就是 2001 年,是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year of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1998 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向联合国建议公元 2001 年为“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来专门探讨文明对话的议题,此小组共有 18 个成员,包括南非的纳第格德玛,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阿马蒂亚·森,前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德国神学家孔汉斯,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若利夫,华裔有徐东磊,曾是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和美国大使,中国是宋健先生,中国工程院院长,政协副主席。我们在维也纳、都柏林、卡塔尔召开会议,那是在 9 月初,离 9·11 事件有一星期左右。在 9 月 11 日到 9 月 12 日的最关键的时刻,我在北京参加由宋健先生响应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而组织的文明对话会议,会议主要邀请了驻中国的各国大使和联合国的一些代表。9·11 事件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卡塔尔的多哈讨论文明对话时,刚才提到的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的激动发言。他说现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是美国的单向主义(American Unilaterism)。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常常不通过联合国、甚至不通过北约,就独断专行;不进行协调,只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要改变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同意的关于全球温化问题的京都环保协约;因表现傲慢而被法国、瑞典等国赶出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要脱离 1972 年与前苏联的核战裁军协议;对异文化、西方以外的文化既无了解也无了解的意愿,既无知又傲慢——从世界和平文明的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9·11 暴力事件发生后,我正好在北京。我到北大附近的网吧看网页,发现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幸灾乐祸的情绪。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不一定受到很大尊重,反而激起了很多仇视,这是值得美籍华人深思的。另外我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服务过,如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同时又是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更要做深刻反思。面向未来,如果要发展人类的和平文化,必须处理好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这也是我考虑这一问题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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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372, Daedalus,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Tu Weiming

JOURNAL ARTICLE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Tu Wei-mingDaedalus, Vol. 120, No. 2,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pring, 1991), pp. 1-32Topics: Chinese culture,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Symbolism, Diasporas, Iconoclasm,Japanese culture, High culture, Intelligentsia, Elegies, Geopolitics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https://www.jstor.org/action/doAdvancedSearch?searchType=facetSearch&sd=&ed=&c4=AND&f1=all&c3=AND&f6=all&group=none&f2=all&f5=all&c1=AND&c5=AND&f4=all&f3=all&q0=weiming&acc=on&c6=AND&f0=au&c2=AND&pagemark=cGFnZU1hcms9M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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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

序 我是1962年来美国的,8月中旬从台湾中央山脉的游击训练调返嘉义退伍,9月下旬就在大西洋岸边的康桥过起研究院的生涯。天气、土地、风俗人情的转变都太突然了。置身于英文的环境,又加上勤修日本和补习法文的压力,常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文化疏离。只有在深夜或清晨用方块汉字来传达心声的时候,才觉得真正地亲近了自己的根源。记得在大学时代,为了锻炼英文,逐渐地养成了运动英语思考的能力;出国以后,我又自然地恢复了运用国语思考的习惯——一种内心的“对话”。有时还“挤出”一些时间写散文,间或也向台湾的报章杂志投稿。 1966年回台湾一趟以后,想用中文撰稿的要求更强烈了;加上心里本来藏着许多积郁今年的问题,又再受到各种新思想的敲打,有时竟耐不住阵阵怒潮的撞击。在万分忙碌中痛下决心,通宵达旦地写,多半停笔后即撕去;间或也又稿成,朗诵几遍,投递发表的。如果没有那些极不正常的“自我压迫”,现在我也许不会轻易动笔。不过,我真应该沉住气,等到10年20年后再发表成熟的学术论文,在现阶段就把一切切身的感受传达出来,真时大逆不道吗? ISBN:978754302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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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杜维明文集》(第四卷),武汉出版社

原序 1977年的春天,已故社会研究新学院纳尔逊(Benjamin Nelson)教授建议我把几篇已发表 的儒家思想论文集结成书。他并主动提供正由他主编的一系列有关比较文明研究的专论作为出版的渠道,同时他还答应为我的论文集写序,从比较文明学研究的角度,介绍我的学术工作,使我极感欣慰,也倍觉荣幸。1977年9月17日纳尔逊教授在德国旅行时不幸去世。他的逝世对我们这些深受其充满活力的人格所感召、其生趣盎然的学术所鼓舞的文化工作者,确时一大损失;尤其是我本人,对这位敬爱的“师友之间”人物的猝然离去更感到悲痛。我们原已商定准备共同撰写三篇从比较文明学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和西方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以中古基督徒的“良心”(Conscience)为线索,集中探讨宋明儒学关于“心”的概念。 由于我的同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文系兰克斯特(Lewis Lancaster)教授的鼓励,我终于鼓起勇气把这几篇论文安排成专著的形式。他所主持的“亚洲人文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全稿,为我提供了改正一些错误和进行少量校订的机会。我很感激阿德勒(Joseph Adler)先生、湘纳(Betsy Scheiner)女士和汤普森(Tracy Thompson)在这方面给我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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