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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化中国”这一议题也是精神人文主义的群道的一部分。一方面，以文化构建认同，是对地域、族群、语言、政治、宗教的狭隘性的超越；另一方面，“文化中国”要求对中国多元的精神资源和文化传统进行整合。惟其如此，才能在当下建立新传统，实现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现代性转化。本文是杜维明先生与刘梦溪教授1992年的一次对话，不仅谈及了“文化中国”这一议题的成立与内涵，还对儒学在文化传统中的位置、新儒学三期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下内容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杜维明访谈集（20 世纪卷）》（2016年第一版）整理，原文题为《文化中国的内涵和定义》，部分内容有删节。 “文化中国”的内涵 刘梦溪：我这次来哈佛参加“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启程之前就有一个心愿，希望在会议期间有机会与杜先生就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问题作一次访谈。1980 年和1985 年您两次在大陆较长时间的讲学活动产生了影响，我当时因为有另外的课题未获听讲，但您的关于第三期儒学发展前景的文章，我大都拜读过。80 年代中期大陆兴起的文化热，您实际上起了助波引流的作用。现在文化中国的概念在海外流行起来，可否请杜先生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定义作些说明，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下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以及第三期儒学的发展问题。 杜维明：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所以能为人们所接受，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文学者的学术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建设一个现代的文化中国；另一方面，这个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具有超越性，站在不同位置的人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文化中国的内涵是与地域、族群、语言等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可以分成三个世界，一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这是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二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为第二意义世界；三是各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不妨看做第三意义世界。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B3G3dXiPwDEO03WVo0EkfA

导读：精神人文主义的“社群”这一维度，并非只是涉及儒家的伦理和政治思想。儒家的入世精神，并非一方面忽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性，另一方面缺乏批判现实的超越性。事实上，孔子仁学的核心是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而这里的人，必然是具体时空和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儒家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就不局限于伦理学，而是比认识论、伦理学、神学更根本的哲学课题。道、学、政一而三，三而一，体现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精神人文主义特性。 本文发表于1981年《中国哲学》第五辑，以下内容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杜维明著作系列：灵根再植——八十年代儒学反思》（2016年第一版）整理。二级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3 道：道德理性 儒学的此岸性 基督教的教堂象征神圣的理想天国，佛教的庙宇象征庄严的西方净土，孔子的仁学既无教堂又无庙宇，连“慎终追远”的祭祀祖先也和“民德归厚”的社会价值相提并论。耶穌在基督教里是上帝的独生子、人类的救世主、永恒生命、绝对真理和唯一道路的赐予者；释迦牟尼在佛教里是惟我独尊的人、体现一切生灵最高智慧的觉者和揭示苦、集、灭、道四大真谛的如来。相形之下，儒家的孔子不过只是个忠信的好学之士而已。 不仅如此，即使在儒家传统中，其能集礼乐之教的大成而且功业斐然的，是周公而非孔子。如果以“圣王”的最高理想来评断，即使我们刻意为孔子“争分量”，他哪里又能和尧、舜、禹、汤、文、武同日而语？再说，孔子一生平淡无奇，没有特殊政绩可考，更无神迹可言。因此，孔子既非独创儒家的教主，也未必是儒家传统中尽美尽善的人格形态。他在儒家的地位和耶稣在基督教或释迦牟尼在 佛教的地位有本质不同。耶稣可以说“让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把神圣与凡俗绝然割裂；释迦牟尼可以发大慈悲普度众生共济彼岸；孔子则必须“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地把仁学的道德理想落实当世。美国哲学家赫尔伯特·芬格菜特（Herbert Fingarette）把孔子定义为“即凡而圣”的思想家，是有见地的。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3SebdhcUMzLaOrI_WwRksQ

导读：精神人文主义的“社群”这一维度，并非只是涉及儒家的伦理和政治思想。儒家的入世精神，并非一方面忽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性，另一方面缺乏批判现实的超越性。事实上，孔子仁学的核心是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而这里的人，必然是具体时空和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儒家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就不局限于伦理学，而是比认识论、伦理学、神学更根本的哲学课题。道、学、政一而三，三而一，体现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精神人文主义特性。 本文发表于1981年《中国哲学》第五辑，以下内容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杜维明著作系列：灵根再植——八十年代儒学反思》（2016年第一版）整理。二级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这套思想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入世精神，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又大异于希伯来的宗教信仰。如果借用今天欧美学坛的名词，我们可以说仁学是一种“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而其所标示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moral idealism）。 康德曾为哲学界提供了三大研究的课题，即何以知的认识论、如何行的伦理学以及能希望什么的神学。根据这个线索，仁学应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不过，孔子虽然极重视人与人间的伦常关系，因而有以孔学为礼教的提法，但其仁学的核心是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站在仁学的立场，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是比认识论、伦理学和神学更根本的哲学课题。“五四”以来，因受西化思想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孔子学说跳不出日常生活礼俗的限制，离纯理论思辨的层次甚远，代表人类心智启蒙期的最初阶段。这个看法颇有问题——显示对孔子仁学的逻辑性和方向性缺乏全面的认识。 希伯来的神学表现在对上帝的虔敬之情；古希腊的哲学表现在对自然秩序的惊异之感；孔子的仁学则表现在对人文世界的忧患意识。虔敬的情怀可以引发和凡俗世界决然分离的理想天国；惊异的敏感可以幵拓解释客观事物的观念领域；忧患意识则必须扣紧具体存在的环境作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希伯来的先知可能不顾血缘纽带的约朿独契神旨；古希腊的智者可以摆脱人际关系的纠缠而孤往哲理；以仁为己任的弘毅之士，则必须在人文世界中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抱负。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VfJ4Lde5jxJK2HsvR7wthA

导读：上次的推送，我们探讨了儒家精神人文主义对“心”的潜能的发掘及其推扩，也论及了在启蒙反思的背景下，不同文明与宗教间的对话中，心学独特而普世的价值。在我们接下来的灵、神两个层次的讨论中，将对儒家传统如何体现出宗教性、超越性，如何在凡俗世界建立意义，儒家的“内在超越”相较于其他宗教传统有何特殊性，为何在今天尤为应当受到重视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节选自1995年的一次访谈，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杜维明访谈集（20 世纪卷）》（2016年第一版）整理，原文题为《儒学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一级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1 对超越问题本身的检讨 周勤：在我们刚才谈到的当前的讨论中，有一个有趣的同构现象。超越问题、信仰问题的提出，应该说是对五四以来工具理性、科学主义模式的一种补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也可能会注入新的因素。但在超越和内在、神圣和世俗这类二分架构中，人们看到的是科学主义模式之外的另一个西方模式——绝对外在的上帝的模式。中国没有上帝，这就是中国文化的 阙失，甚至走向归约论，即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种种弊端，都因为没有一个超越而外在的上帝。当我们都在谈论超越，谈论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倾向时，是否应该对这个问题意识本身的由来作一下检讨呢？ 杜维明：这非常有趣。从中我们可以归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阙失：五四时认为缺“科学民主”，现在又认为缺“宗教传统”。这都是从西方文化出发的问题意识：前者从启蒙思潮，后者从一元宗教。一元宗教的特色就是超越而外在、和世俗不可沟通的全在、 全识、全能的神。这个模式，严格地说，还是西方问题意识的一个突出表现。 我们从西方关于“轴心文明”的讨论可以看到这一点。1949 年，根据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理论，西方学术界认为，从公元前一千年到前6世纪左右，世界几大文明几乎同时出现“超越的突破”。当时 把“超越的突破”理解成一元上帝的出现。这是以犹太文明的特定模式作为典范，而用这一典范来了解中国的天、道、上帝，印度的梵天，甚至佛教的“涅槃”，结果都出了偏差。其错误在于，把“超越的突破”定义为要肯定一个超越而外在的实体，以作为对现实意义世界的最后评判标准。经过几十年，到1982年，犹太思想家艾恺纳 (Yehuda Elkana)对“超越的突破”进行修正，提出以“第二序反思”（second order thinking）的出现作为轴心文明的特色。反思的对象可以是超越外在的上帝，也可以是人的本身；可以是人的精 神发展，也可以是自然。中国的“第二序反思”是儒家所代表的对人本身的反思。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h5KCxQxToX5MHZ6hbwTESA

导读：恻隐之心、良知及其推扩，对天的内向化理解，对人的非归约化的认识……这些内容都建基于儒学对心的性质和潜能的理解。心的良知绝不局限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意识，而是本身具有一套宇宙论和本体论，并且自有向外推扩的要求和肌理。同时，儒家对人的这些探索是非教条的、多元的、包容的，这也就使得在21世纪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对话的背景下，儒家的价值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认同，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二. 恻隐之心与儒学复兴 1 恻隐与推扩 恻隐，也叫做“同情”。现在有些科学家在研究同情心在儿童中的产生，以前很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在两岁的时候开始有同情心，最近有一些英国心理学家认为几个月小孩就开始有了。当然，从同情到具体的行为之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加以解决。于是“推”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人的本性中有内在的情，人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显现，但是不可以自觉地加以体现，能“三月不违 仁”，这就需要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 人的本性，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要通过学习的。人的特色在于何？就是人的情和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议。当然，所有动物也都有情，但人的情有最特别之处，如果从孟学来说的话，就是“仁爰”。“仁”就是建构在恻隐之上，经由推扩，最终达到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之所以成为人，最珍贵的，就在于他们有大体。孟子说道“良贵”，其贵也是贵在这里。 “恻隐之心”能不能面对现在复杂的社会？现在道德哲学的研究深化了，研究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道德理念，是怎么从演化论发展出来，开始是生物，到动物再到人，这个进化的过程，现在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变了，至少在道德哲学上来考虑的很少。如果不是，那么人的出现，如果使你出现的那些条件之中有一个质的变化，会怎样。以前都不太关注人的动物性方面，比如孟子所说“人之去禽兽也几希”，而现在学术界对人的生物性方面的理解是越来越强，比如哈佛有一个研究计划，研究心和脑的问题，从科学主义来讲脑的问题，解决心的问题。脑的领域的扩大，意味着心的领域在缩小。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1NS61d3brik4F2T2vdah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