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Publications

导读：今天的内容是上一篇推送的延续，承接上次的对话，杜先生与王杰教授谈到悲剧问题，讲到相较于希腊悲剧以及西方从叔本华开始的悲剧研究，儒家的悲剧意识更加深刻，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儒家的悲剧意识能够生发出力量，而读书人作为这种力量的担纲者，体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杜先生阐述了先知先觉的士的四个特征，指出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共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探讨“何为人”、关切人本身的身心性命之学，能够弥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缺陷。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 杰：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是特别悲壮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表征方面，比如在美学领域所涉及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公有制，人际关系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悲剧了，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还有悲剧存在。我也反省了一下，其实我们整个20 世纪的美学，特别是当代美学，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甚至说是非常少。这与西方美学很不同，西方从叔本华开始，一直到萨特，到德勒兹，包括威廉斯、伊格尔顿，他们一直都研究悲剧问题、悲剧艺术。我觉得这是批判现实和找到伦理的正义以及那种超验的合理性的很重要的资源。这里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杜维明：你接触了非常深刻的大问题，也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深刻的儒家传统，特别是精神性的传统不能够充分发挥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汤姆·莫兹克的一个批评有欠公允，但的确反映了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导读：本文是杜维明先生于2013年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次日所作的一次访谈，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但访谈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对谈双方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家会通从而超越启蒙哲学谈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与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根本关切则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问题和未来道路。 本文选自《杜维明访谈集（21世纪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 王 杰：今天是2013 年4 月8 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庆日，也是我们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进行的第二天，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论坛开始谈起吧。据说当年唐文治校长将4 月8日定为校庆日，是取“四通八达”之意，今天关于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论坛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您昨天的演讲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去对话、去形成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我想先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杜维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安德森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中，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现在变成那么重要的观点。在以前，从解构学来看，不管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德里达，基本上都是在批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之前萨特曾经用过人文主义，但有一度，萨特作为一个革命论的学者，对人道主义似乎不再关注了，可是萨特到了晚年，特别对“Brotherhood”，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东西加以重视。另外，他还突出了“The Man”，大写的人，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类的基础上还有个“人”的观念。我觉得就像儒家“仁爱”的“仁”一样，“仁”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社会性，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天道的关系，所以说是一种宽广整合而且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觉得现在来谈这种人文主义，具体地说是落实孟子“本体”、陆象山“本心”和王阳明“良知”的心学的时机到了。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ezKfAYnlHszMWCnnfUER1w

导读：今天的推送是上一期的延续。在上篇中，我们了解了儒家对天的客观认识和基本态度，下篇则将要集中讨论，我们如何能够摆脱   神人同形同性说和人类中心说的视角，正确理解天之创造力的特征和本质，以及如何认识天对人事的影响、人对天道的发挥。 天的创造除了生生，还有毁灭。杜先生提出，天的创造力和人的创造力都有一种内在的平衡。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系统的内在稳定和平衡，人类社会的组织也模仿天的这一特性，努力保持稳定、有弹性和平衡，以适应新的挑战。 本篇文章选自《一阳来复——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人能弘道” 人性，像所有其他形态的存在一样，是天所赋予的。然而，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就在于有一种内在能力可以学着去顺乎道。我们能够教化我们自己成为宇宙过程中更有价值的伙伴。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自知来知天。如孟子所承认的，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的确，就存在而言，我们无法尽其心，实际上也不可能知其性，推而言之，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地知天。然而，在理论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实际上可以与天道相协调；特别是通过我们持续的自身修养达到与宇宙过程产生同感共鸣（“大化流行”）。这不仅仅包括头脑的感知认识，而且包括心的经验体现。 儒家自我实现的最高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暗含人的心灵（heart-and-mind）与天道之间相互感应的真正可能性。承认天人关系上的不对称极其重要。天就是创造力本身，而人通过自身努力从而习得创造力。天的真实性自然而然地光辉夺目，但是人必须通过他们自身的知识与智慧，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才能真实地面对自身。然而，作为进化过程的协同创造者，人类能够在世界上推行天道。的确，就其本性而言，他们在生命世界里实现天道上负有责任。由此，道就不再是外在的、超越的，而与此时此地的人类存在没有密切关系了。相反，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普通经验之中，它使得普通人也可以直接与天相接，而不必然要意识到其深远的内涵。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76fEsMIz2uF7PabU3LXNkA

导读：在前期一系列推送中，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儒家的“天人观”以及从中延伸而出的生态观念。“天人”的视角除了引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命题，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人心如何能与天道相成相合，培养自身之德行，发挥自身的创造力，积极参与到宇宙过程之中。 “宇宙过程”这个说法，或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斯宾塞或赫胥黎对天演自然的看法。在纯粹的自然主义视角中，宇宙过程完全独立于人类与人类社会，而在神学的和人类中心的视角中，或是神圣天意对人的绝对主宰，或是人对宇宙的绝对主宰。儒学则是既肯定天的自然性和独立性，又肯定人心与天道合德的可能性。 本篇文章选自《一阳来复——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分为上下篇推送，小标题为编者自撰。 在关于中国思想基础的启发性研究中，牟复礼断言： 毋论古代或当代的中国人，亦毋论淳朴的还是时尚的中国人，他们皆未有创世神话之观念，这一相当显著的特质于外人来讲却是颇难察觉的；此意味着他们不把世界与人视为格外创造出来的，而是将之当做构成一个自发自生之宇宙的核心特征，于此一宇宙中绝无外在的创造者、神、终极原因或者意志等。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ydl3NcwQIIXu3n2CXmoNNg

导读：在之前几篇推送中，我们着重介绍了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天地群己“的框架中”地“这个维度即自然与生态这一层内涵。今天这篇推送的主题则是有关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观，这也是”天地群己“框架得以建立的诸多理论元素之一部分。 杜先生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即存有的连续、有机的整体和辩证的发展。西方哲学确立了唯物与唯心、主观与客观、凡俗与神圣等诸多概念范畴，以此绳之，中国哲学常常显得混沌模糊。但毋宁说中国哲学实现了一种更高明的中庸，它既没有陷入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从而也常常是傲慢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中，也没有成为一种超脱世间的宗教神话。同时，中国哲学的精神也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态观念提供了思想资源：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生命与孕育了生命的天地是何种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善待万物、善待自然。故本篇命名为”天地之大德曰生“。 本文节选自《灵根再植——八十年代儒学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中国哲学这条源远流长的思想大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潮流荡漾的春天，有巨浪滔滔的夏季，有月印万川的秋夜，也有冰封两岸的冬日。 早在新石器的河姆渡及仰韶文化时代，也就是目前考古实物可以溯源到的中国地区最早的原始社会，中华民族的袓先好像已具有反映特殊意识形态的艺术风格。商周以降，不仅礼乐制度灿然文备，而且继续向人文精神发展的趋势大体完成。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万壑竞流、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古代哲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经秦、汉帝国，大一统的专制政体略具规模，由儒、道、法、阴阳等流派交互影响所汇集而成的政治文化也渐臻稳定。 继而合久必分，魏晋玄风一扫东汉的经学名教，开辟出一条幽深秀丽的清淡思潮。接着，因受南亚宗教长期的滋润，把隋唐盛世灌溉成宏扬佛法的沃土。宋元时代，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激荡之下，承接孔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身心性命之教，为东亚儒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局面，使得洙泗源逐渐成为中国的明清、朝鲜的李朝和日本的德川三大文明的主流。近百余年来，饱经欧风美雨的冲击，这条气魄雄伟的思想长江，更展现了大开大合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