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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对于行色匆匆的杜维明，意义深远。 　　这个最忙碌的儒家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在文明冲突无法避免的今天，文明的对话更加弥足珍贵，他坚信儒家文化能否在国际社群中通过对话来争取影响力是儒家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 　　在一个后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一名儒学思想家更多意味着对潮流的抗拒与矫正。长期以来，杜维明在国际上几乎是以一种孤独的姿态作为儒家文明重要代言人的。早在中学时候杜维明已经对儒学有兴趣，便考到东海大学师从正值壮年的徐复观和牟宗三，当时只有四十来岁的先生们如今早已被奉为大儒。 　　大学毕业后的杜维明拿到“哈佛-燕京奖学金”，当时远赴哈佛的他甚至抱着几许传道的信念，而哈佛学者对于东亚的兴趣与学养让杜维明印象深刻，同时与内地的文化疏离又让他觉得黯然神伤，“当时只能通过某些渠道来零星了解，我甚至觉得一生也不能深入了解内地的状况了”。但从1978年开始，杜维明就可以自由出入内地了，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儒家回乡之旅。1981年，杜维明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

在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儒家思想者是那种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娴熟的琴棋书画艺术技能以及对政府日常事务深切关注的地方学者-官员。如果将哲学宽泛地定义为由洞察力方面的训练有素的反思而形成的教言，那么儒家思想对于人类境况的观察与承当确实是卓越的。它是一种具体的思想形式，其洞察力发生于实践生活。不同于希腊哲人、希伯来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侣或基督教牧师，儒家学者参与社会，投身政治，并且致力于现世文化的创化。 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学者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观点具有某些显著的类似，但构成这些观点的观念却各不相同。源于俄国知识阶层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观念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而儒家学者则从宇宙学以及人类学的观念得到启示，从而完全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对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具有号召力的两种恰当方式是科学与政治学。儒家知识分子在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教育致力于文化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以免社会和政府仅仅被财富和权力所统治。随着神秘境界或普遍友爱的解魅，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如同韦伯自己承认的那样——已被科学、技术和专业主义所支配，因而变得与宗教事务不再和谐，而且对于独特的本土知识也予以忽视。然而，从近几十年来北美和西欧学术界对于民族、性别、语言、领土、阶级以及信仰的兴趣高涨的情况来看，韦伯的植根于抽象普遍主义的现代观似乎已与时代相悖。 儒家知识分子的观念——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创造文化——看来对于学界、政府、传媒、企业、宗教以及公共组织中的那些关心世界事务、参与社会实践、献身于文化风俗完美的从业人员具有特别的参考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儒家学者无论是精神上的自我界定还是社会功能，都比希腊哲人、犹太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侣或基督教牧师更令人联想到现代知识分子。而且，基于对环境恶化、社会分裂、分配不公的普遍关注，儒家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看来比启蒙时代以人类为中心的世俗人文主义更加切合当前的时代精神。 来源：孔子2000 http://www.chinakongzi.org/rw/xszj/duweiming/200709/t20070911_8093.htm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为了纪念孔子把他与弟子们的谈话提炼、编撰而成的一部著作。对它的解释多种多样，但并不可以任意解释。孔子的事业主要在于教育，而不是政治。在孔子眼里，即使是政治，也是要通过教育实现的一种伦理境界。他所构想的这种人类交往的方式超越于现代政治学的范畴。从更广的方面说，孔子的教育也不仅限于伦理。学做完人是综合而完整的课程，它覆盖了我们现在所谓文科的全部。在一个讲求实惠、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里，追求精神满足的渴求常常容易采取极端主义的和只强调特殊性的方式。而《论语》所表达的孔子的人性学说，对于实现人生目的而言是一条平衡的和敞开的道路，它为认知自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训练，是一种根基性的智慧，是激发人类作自我理解的永不衰竭的源泉。 （作者：[ 美国 ]杜维明 摘自《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SZS200711027.htm

孟子曾说过，益友有三，直、谅、多闻是益友。那么，余秋雨很直率地表示如果搭不起第四座桥，缺乏有终极关怀的生命体悟，那么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意义就没有办法公诸于世；陈瑞献的慨切陈词，一定要通过顶峰经验，有开悟的心灵，才能够创发文化的生机，达到真正的东西对话；高希均则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考察传统文化价值的利弊，特别突出开放社会的重要性，不仅是要有储蓄，有危机意识，而且要特别重视教育，强调伦理价值和人文精神。他们的讲话使我获得很大的启发，因此我在考虑我的发言时，自觉颇有教益，也改动了一些我原要提出的观点。 公众智识分子须接受通识教育 　　去年，我曾到新加坡参加国立大学中文系所主办的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我的报告环绕着《从儒家的人文精神来看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课题而展开，并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众智识分子的观念。所谓公众智识分子，是指一群关切政治、参与社会，而且醉心文化，也就是对文化有兴趣，也有研究的读书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场的1200多位朋友，都是公众智识分子。我希望也相信公众智识分子能够为文化中国——就是广义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注入养分，使它从薄到厚，同时使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从稀少到多元。这要靠所有公众智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当然也要配合全社会，甚至散布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开展，才能够为“第四座桥”的建构创造条件。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即使没有“顶峰经验”，我们亦可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发展我们积极的作用。如果有“顶峰经验”，因有了宽广的价值基础，也不会走火入魔。 文章来源：免费论文网

我很荣幸能够在庞朴和宋荣培两位主持下发言。另外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够在汤一介先生和高柏园先生的发言之后。因为我的发言是临时安排的。我觉得我应该对他们两位所提出的问题，把我的观点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可能与原来我为讨论设计的“中国文化的新视角”更切合。 文化中国提出是在80年代，也就是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而不单纯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现在把文化提到议程上，毫无疑问成为大家都关注的重大课题。中间牵扯到很明确界定的课题，也就是说儒家传统和文化中国的关系。 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之中极重要的文化资源，汤一介先生特别提出资源的重要性。但是，文化中国所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是儒、释、道，现在我们还有民间的传统，各种西方的思潮，这都是属于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资源是多元、多样非常丰富。另外我们不要忘了不管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宽、多广，没有办法涵盖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正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整个儒家传统对世界文化从多元、多样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它能作出的贡献不仅是文化中国的贡献，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从刚刚两位教授的发言作出一些回应。也是强调他们所提出观念中的重要性。可能我的切入点有所不同。可以这样说，面对人类文明现在碰到的困境。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它的特色，我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来谈它的特色，也就是说其他重要的精神文明，例如：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道家等等各种文明思潮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源。儒家的资源是各种不同资源中的一种，从伦理学上讲，它的特色从人生观和宇宙方面提出了所有的文明都必须重视，甚至必须认同的思路和方法。这个出自儒家传统原来从孔孟开始重要的方向。高柏园先生讲，我们除了了解“和”的问题，还要了解“中”的问题，这个方向性是什么？这个方向性就是说，必须在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中充分体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的“终极关怀”和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另外，在这个世界之外想象的精神世界，不管是未来的天国或者彼岸，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地球上所碰到的问题。精神性的选择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是一个特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表现形式，很多原住民的形式、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就和基督教不同。有了这个选择，面对现代人类文明所碰到的挑战，儒家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就是从经济人的观念，扩展到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生观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的观念，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神州大地，最年轻年轻的批的友，基本上接受经济人的观念。

千年弹指一挥间，书魂学魄一脉成，岳麓山下的书香已经在历史的脉搏中飘溢了一千多年，沧海桑田，带走了一代代学人的身影，却带不走硕学鸿儒们传道、授业、解惑、救世济人的精神，这一切依然还在岳麓山下熠熠发光。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凝重而又清晰的脚印，湘江的涛声依然奔腾不息，躬逢盛世，古老的学院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今天是我们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共同举办这次千年论坛，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千年学府的英名再添一丝亮色，千年学府的书香能够飘得更远、更久。好，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汉民先生为我们请出杜维明教授，欢迎！（掌声）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摆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纪呢？记得在本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间曾经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却提出了另外一个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对话的世纪。是冲突还是对话，历史自有评判。

启蒙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启蒙心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启蒙心态密不可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我们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济而言，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    我们在启蒙心态中呆了这么久，以致我们假定它的总体思想推动力是合理的。不言而喻，现代人都同意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它造成现代人的心理倾向：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源。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中的，不同意以下这些观点：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是众所渴望的，个人 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潜力，实现了人类渴望成为万物尺度，做万物主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的毋庸置疑的假定，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对启蒙心态的公正理解，需要直率地讨论现代西方的黑暗面。那“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unbound　Prometheus）象征着急剧发展的技术。它是人类智慧在工业革命早期获得的巨大成就。尽管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对，遭到人文科学前辈的批评，启蒙心态在浮士德精神（一种本能地去开发、了解、征服、压制的精神）的鼓舞下，一直是现代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如今在东亚，它正被拥戴为毋庸置疑的基本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