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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期,《开放时代》,杜维明: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

摘要: 开场白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我认为我们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李泽厚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要再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是分开的,和我们太不相同,将来中国哲学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作者: 杜维明 徐友渔 李公明 刘悦笛 干春松 杨煦生 谢遐龄 尤西林 李泽厚 钱理群 黄子平 刊名: 开放时代 Journal:Open Times 年,卷(期): 2011, (11) 所属期刊栏目: 专题: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 分类号: I206.7 在线出版日期:2012年04月19日 页数:37 页码:4-40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FSD201111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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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Autumn-Winter, Islamic Studies, Reviewed Work(s): 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 by Sachico Murata, Willam Chittick, Tu Weiming

JOURNAL ARTICLEReview 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 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 by Sachico Murata, William Chittick, Tu Weiming, Seyyed Hossein Nasr Review by: Qaiser Shahzad, Qaisar ShahzadIslamic Studies, Vol. 50, No. 3/4 (Autumn – Winter 2011), pp. 474-480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https://www.jstor.org/action/doAdvancedSearch?searchType=facetSearch&sd=&ed=&f5=all&q0=weiming&c6=AND&f3=all&c2=AND&f0=au&f6=all&c5=AND&c1=AND&group=none&c3=AND&acc=on&f1=all&f2=all&pagemark=cGFnZU1hcms9NQ%3D%3D&c4=AND&f4=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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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开放时代》,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杜维明等)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1 期 编者按:2011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80 年代中国思想的 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国际研讨会,三十余名国内外学者与会,李泽厚先生提交了书面发言。本刊 以“李泽厚与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为题,择要刊发此次研讨会部分内容。顺序及标题为编者另拟。 以下内容已经过大部分发言者审订,高建平、李公明、钱理群、黄子平先生未审阅其发言内容。 开场白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我认为我们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李泽厚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 挑战就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要再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西方的宗教和哲 学是分开的,和我们太不相同,将来中国哲学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救亡和启蒙是大问题,“救亡压倒启蒙”也是大问题,但是不管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 我们不加反思地认为我们追求的启蒙就是西方的启蒙,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因此“启蒙是救亡唯一的 路”。这种思路需要扩大,还有很多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必须认真考虑。 还有一个“西体中用”的问题。这是李泽厚提出的观点,以西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讲的是体和用的关系,但跟张之洞所讲的不同。 再有关于转换和创造。不是创造的转换,而是转换性创造,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另外是儒学四期的问题。他认为“三期说”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四期说”是强调汉代的重要性。 历史本体论的长处和短处在什么地方?“情本体”提出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从经验变成先验,有 没有可能?另外,能不能够从历史建构理性?能不能从文化心理积淀建立本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 题。我想,哲学上有两个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一种是综合考虑各种问题;另外一种就是集中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了一条有各种可能性的思路。李泽厚的思想框架在他很年 轻的时候就建构起来,经过转化创造,在回应他人的批评和自己的学术发展,自觉地重新修订,建构,我 认为这在中国哲学界并不多见。我们组织这个会议,主要是想重新了解 80 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而以哲 学的创造性为主,李泽厚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重点。我们对他的学术进行同情的了解,同时也进行批评的 认识,可以让我们回顾 80 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状况,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的学术和思想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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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杜维明: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

【摘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本刊就中国崛起中文化的作用问题特意对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进行了专访,以飨读者。 知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PEC201106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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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4日,杜维明:社会“病”了,但“元气”尚存

【访谈动机】 一见记者面,杜维明便笑着说:“原来,‘我们的社会病了’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啊。” 今年 5 月 21 日,第 540 期《国际先驱导报》推出核心报道“我们的社会病了”,指出 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缺失信仰、严重畸形化。这一观点与此前杜维明的呼 吁“异曲同工”。 去年 9 月,杜维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奥运向国际宣示了中国文化美好的 一面,令世人惊叹,可是‘毒奶粉’、‘毒饺子’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却暴露出某些中国人 人文素质的缺乏,即使再举行 10 个奥运,也难于弥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负面形象。” 作为当代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几十年来,一直为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思 想教育活动而奔走。他疾呼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创办人文精神国际论坛,倡导对 话的文明,发扬宽容与包容的对话精神。 有人说,儒家伦理对勤奋、节约、家庭观念、团队精神,以及人际网络的重视,是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促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那么,伴随着中国市场经 济的日益深化这一大背景,新时期儒家学说是否能为中国的“精神病状”找到“药方”?抑或重 建崇尚“仁义”的久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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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开放时代》,杜维明:儒家心性之学的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哲学的精神转向是儒家心性之学对于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从具 体问题以及哲学研究的例子出发,讨论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以及智慧的独特之处,能够看 到精神性的重要性,这既是儒家一直以来的核心观念,也是对近几百年来很有力量的凡 俗的人文主义的一种批判反思。其次,回顾这半个多世纪哲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能够发现 精神转向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正在进行启蒙反思的西方知识界尤其如 此。最后,落实到儒家心性之学上来,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与当代哲学的精神转向非常契 合。因此,儒学对于 21 世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作为对话的中介来面对全球化, 可以促进对自然环境的关怀等等。 [关键词]知识 智慧 精神性 儒家 心性之学 今天能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山大学小礼堂和各位交流,讨论 21 世纪儒家心性之学 的当代意义,讲我所谓的“哲学的精神转向”,确实很荣幸。我这次的报告,主要讨论一些 个人感受,而不是很严肃的哲学主题报告。但我使用“个人”,有特别的意义,对此我在英 语世界以及日本做报告时曾经讲到过。我认为个人(personal),与私我(private)有很大不 同。如果现在我有一些自己的感受,这是属于私我的,比如我的日记,那么就不愿意和任 何人分享。假如是“个人”的,则表示我有一些存在的感受,我不仅愿意跟各位分享,而且, 我觉得我的观点可以有公共性,有透明度,并且有信赖度。同时,我还认为这些看法可以 被别人批评,比如赞成或反对这种看法,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启发。所以,个人和私我有 很大不同,我今天讲的就是“个人”的感受。另外,一般讲起来,哲学只是在哲学系算专业, 但我今天讲得比较宽,可以说是对哲学的感受。所以,这次报告不只是哲学,而是关联到 很多不同领域,特别是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深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思想等,这都和哲 学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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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开放时代》,杜维明:儒家心性之学的当代意义

2011年04期 《开放时代》 【摘要】:哲学的精神转向是儒家心性之学对于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从具体问题以及哲学研究的例子出发,讨论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以及智慧的独特之处,能够看到精神性的重要性,这既是儒家一直以来的核心观念,也是对近几百年来很有力量的凡俗的人文主义的一种批判反思。其次,回顾这半个多世纪哲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能够发现精神转向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正在进行启蒙反思的西方知识界尤其如此。最后,落实到儒家心性之学上来,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与当代哲学的精神转向非常契合。因此,儒学对于21世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作为对话的中介来面对全球化,可以促进对自然环境的关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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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江海学刊》,杜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要: 非常希望听到两位前辈的发言。其实我不应该首先发言。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幸教了一门价值学的课,那时候黄枬森教授是系主任。我特意拜访过他,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有很多次机会能向他请教,所以感到非常荣幸。另外张世英教授慕名已久。十多年以前,台湾的钱穆先生,在晚年口授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大概不到两千字,当时在台湾的学术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人说这个是天人合一的老问题,后来他的夫人就把他这段文字记录下来。他说我讲天人合一,以前讲过,但现在再重新讲是彻悟了。这段文字在台湾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在内地先是季羡林先生很感动,做出了非常好的回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好几位教授也做了回应,其中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张世英教授的回应。回应里面不仅提到天人合一关系,而且提到了知行合一的问题,提到了情景交融的问题,也提到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最精华的东西。所以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向两位前辈请教。 作者: 杜维明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刊名: 江海学刊 Journal: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2011, (3) 所属期刊栏目: 本刊特稿 分类号: G122 在线出版日期:2011年08月15日 页数:3 页码:5-7 万方数据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jhxk2011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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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日,杜维明 袁伟时: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 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 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 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 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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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9日,中国日报,杜维明: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精神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29日报道:能在一个如此高雅的环境里,面对如此卓越的听众,来谈一个如此合时宜的话题,我感到十分地荣幸和高兴。作为一名亚洲与比较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学生,并怀有对儒家人文主义现代转换的关注,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你们对于我个人观察的一些关键问题的反应,比如“文化中国”背景下做中国人的意义,东亚现代性特征的界定,以及“亚洲价值”与新世界秩序建构的相关性等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世界还远未达到对话的、和谐的、和平的状态。全球化扩大和加深着地球每个角落人们之间的互联性与团结性, 而世界作为一个“地球村”的构想可使这一共享的渴望大大加强。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我们的肉眼为宇航员超越性的凝视所开启,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看见这蔚蓝色的地球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作为我们终极拯救的救生艇——地球之上,我们是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在巴黎,东京,北京,新德里,莫斯科以及伊斯坦布尔,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意识到所有自然资源,从土壤到空气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我们不悉心呵护我们的地球家园,那么上帝王国或彼岸世界也不会自动出现来拯救我们。我们常常教育年轻人爱自己的邻居,尊重差异,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是因为,作为受过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洗礼以及良好教育且思想开明的学生,我们应该珍惜理智终将胜于暴力和偏执的希望,而这种稳定性而非混乱则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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